第32章 第二節過去為什麼輝煌

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曾經創造過多項世界記錄，例如： 在天水放馬灘出土的戰國古地圖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地圖實物。 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駐軍圖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軍事地圖。 裴秀在公元3世紀後期提出的“製圖六體”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圖測繪理論。 我國現存最早的一幅印刷地圖——楊甲在南宋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前後編繪的《六經圖》，也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印刷地圖。 沈括在11世紀後期製作的立體地圖比歐洲要早出現700多年。 13世紀後期由郭守敬主持的全國緯度測量是當時世界上範圍最廣、結果最準確的一次。 康熙和乾隆年間進行的全國經緯度測繪和製成的地圖都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為什麼中國的地圖測繪史會有如此輝煌的篇章呢？ 地圖測繪不可能孤立地得到發展，它既需要有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基礎，也需要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條件。所以，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出現過長期的輝煌絕不是偶然的。 就科學技術方面的條件而言，中國的先民早就具有相當豐富的天文知識，也掌握了較高的數學運算技能，製造出了實用的測量工具。從周公測繪今洛陽一帶地形的文獻記載看，大約3000年前人們已經掌握了初步的測量技術，可以在數十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實施，並將結果繪製成地圖。早期的《兆域圖》和《放馬灘地圖》證明，到戰國後期的公元前4世紀，具有專門測繪技術的人員已經可以在復雜的地形條件下進行測量並繪製成比較精確的地圖，在小範圍內的測量已經相當精確。稍後的《馬王堆漢墓地圖》更證明了，在近2200年前，地圖測繪學家已有可能對數百平方公里的複雜地形進行測繪並製成地圖。

當然，地圖測繪的發展離不開具體相關的條件。例如，最新的考古發現證實，毛筆一類軟性筆的使用早在秦始皇時代之前，而軟性筆在描繪粗細不一的線條時無疑優於硬性筆。 《放馬灘地圖》是畫在木板上的，但《馬王堆漢墓地圖》已經畫在帛上。根據文獻記載，帛、絹等紡織品曾經是紙出現以前主要的繪圖用品，這當然是以細密、平整、牢固的紡織品的問世為前提的。而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更使地圖測繪的成果得到可靠的保存、流傳和普及。清朝康熙、乾隆年間的全國性測繪離現在不過200多年，當時繪製成的地圖原件早已不知所終了，要是沒有用銅版、木版印在紙上的地圖複製品，我們今天或許只能從文獻記載中想像當年測繪的水平了。 這些直接的、具體的條件當然很重要，但另一些間接的、宏觀的條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分裂據割的狀態下，政治和軍事的需要可能會刺激對地圖的需求，促進地形圖和軍事地圖的發展。但這種發展畢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分裂割據政權的範圍有限，一般不可能到別國去進行測繪，所以能夠通過測繪製成的地圖只限於不大的範圍。一些民窮國小的政權更沒有測繪地圖的條件。相反，在一些疆域遼闊的統一王朝，由於國力強盛，政令通達，直接和間接統治的範圍廣大，才有可能進行全國范圍的地理測量或地圖測繪。裴秀的《禹貢地域圖》、朱思本的《輿地圖》、羅洪先的《廣輿圖》、清《康熙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等都完成於統一時期，絕不是偶然的。元代進行的規模空前的緯度測量，清代完成的當時世界上範圍最大、成果最先進的全國性經緯度測量，只有一個強大的統一國家才能組織實施。像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和宋代的《禹跡圖》、《華夷圖》、《九域守令圖》、《地理圖》等地圖雖然完成於國家由盛轉衰或統一併未完全實現的情況下，但作者所編繪的範圍卻是包括了以往的一統天下，驅使作者編繪這些地圖的主要動力正是對統一的追求。

中國長期發達的行政制度使自秦朝以來就形成了完整的地方行政體系，由中央至地方，直到縣以下，都有轄境明確的各級行政區域。這不僅產生了編繪非常詳細的以行政區域為單位的政區圖的需要，而且為全國行政區域地圖的編繪提供了極其精確的、經常性的資料。在現存的古地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凡是長期設置行政區域的地方，在地圖上相應部分一般都地名詳細，定點準確，距離適當，範圍合理。與這種行政制度相適應的是各種官方和私人編纂的政區地理著作極其豐富，不僅有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14種歷代正史地理志，多種重要的唐宋元明清總志，還有大量記載政區沿革和地名變遷的地理著作。這些同樣為地圖的編繪提供了可靠的基礎。以清康熙年間的全國性地圖測繪為例，由西方傳教士主持測定的經緯點只有641個，但地圖上的地名卻不知要多多少倍。而且測繪人員有限，時間又緊，很難想像能在幾個月的時間裡親自測定一個省的全部地名。在測繪點以外，他們在地圖上標出地名的根據還是各地已有的地理資料，而不是他們測繪的結果。

地圖的發達離不開文化的發達，這也是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能長期居世界前列的重要前提。物質條件固然是進行地圖測繪的基本條件，但並不是具有了一定的物質條件就能進行這項活動的。相反，目前所見兩幅最古老的地圖——《放馬灘地圖》和《馬王堆漢墓地圖》所繪地區在當時也是比較偏僻、落後的地區。特別是放馬灘地圖的作者，顯然是處於相當孤獨不利的環境，他繪製的地圖能夠達到如此高的水平，決定因素是他的學識、技術和毅力。正是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才使地理著作和地圖作為珍貴遺產的一部分，歷經天災人禍的劫難，薪傳火續，綿綿不絕。每當戰亂，總有一些有識之士會千方百計加以保護。一旦社會恢復安定，地圖的蒐集和重新編制與其他典籍的整理一樣，會得到官方與學者的重視，裴秀、賈耽、沈括、康熙皇帝等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貢獻充分反映了中國文化中重視地圖和地理知識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