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第九節元代的“站赤”制度

我國元朝時候，郵驛有了很大發展。元朝建立了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為了適應廣大領域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郵驛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把驛路範圍大大擴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在西域地區新添了許多驛站。著名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興都庫什山覲見成吉思汗時，即曾經過這些驛站。 成吉思汗大軍佔領遼西後，也立即在當地建立起有效的郵驛設施。 《元史》記載，1215年，元軍佔領遼西，有人向政府報告義州(治所在今遼寧義縣)將要反叛，鎮將準備以屠城手段進行武力鎮壓，觀察使王榮祖“馳驛”向成吉思汗報告，才制止了這次血洗。可見當時驛馬奔馳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即位後，下令整頓地區驛鋪，命令稱：“諸牛馬站每百戶置漢車一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納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時已有周密的驛站制度。

窩闊台和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專家們考證，這個“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驛傳的官員，後來也就通稱驛站和驛傳了。嚴格地講，“驛站”這個詞，是從元代才開始的。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記載，元朝的驛路分為三種：一稱帖里幹道，蒙古語意為車道；二稱木憐道，蒙語意為馬道；三為納憐道，蒙語意為小道。從地區講，帖里幹和木憐道，多用於嶺北至上都、大都間的郵驛；納憐道僅用於西北軍務，大部分驛站在今甘肅省境內，所以亦稱“甘肅納憐驛”。

站赤制度，是一種系統而嚴密的驛傳制度。廣義地說，應包括驛站的管理條例、驛官職責、驛站設備以及對站戶的賦稅徵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時，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條例》，這是當時有關驛傳的基本管理條令。基本內容有10多項，諸如驛站組織領導、馬匹的管理、驛站的飲食供應、驗收馬匹和約束站官、檢驗符牌、管理牧地、監督使臣和按時提調等等。元朝時各驛站設有驛令和提領導驛官，他們的職責是：如數供應良馬，檢驗驛使憑證，清點驛站設備等。這些對驛站管理和對驛官考核的具體條例，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保證作用。 元朝的驛路四通八達。史家認為，元朝驛站制度之盛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網絡”，對維持政府在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對發展我國邊疆地區的交通，起有重要促進作用。今天東北三省，屬於元朝的遼陽中書行省，有南北兩大驛路幹線，向北延伸到黑龍江入海處的奴爾干城，南抵高麗王都開京(今朝鮮開城)，共轄有135個驛站，管理驛馬6515匹，驛車2621輛，驛牛5259頭，驛狗3000只。今甘肅地區，是元朝通西域、中亞的必經之路，有驛站47處，有的驛站擁有驛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經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過驛路和西方有頻繁的往來。當時中西國際驛路共有三條：一條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的驛路；第三條為經過甘肅走廊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絲綢之路。對當時中西驛路的暢通，史家交口稱讚。清初史家萬斯同說：“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設置了驛站，往來世界，就像在自己國內一樣。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縣，曾先後發現波斯銀幣和金幣，可以說是元朝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和驛路暢通的物證。 元朝的驛站都備有驛舍。這和宋朝的館驛一樣，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陳設之華麗也和宋館驛相近。當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描寫說：“有宏偉壯麗的建築物，陳設華麗的房間”(《馬可·波羅遊記》)，來往官員住宿條件是舒適的。驛站負責給使臣配備交通工具，陸行有馬、驢、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轎，東北邊遠地區更有特殊用於冰上的驛狗。據統計，元朝全國1119處驛站共約有驛馬45000匹。在東北的哈兒賓(即今哈爾濱)地區則有狗站15處，供應驛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運發達地區，主要是水驛運輸，有水驛420多處，備驛船5920多艘。這些交通設施，構成了元朝在全國的一個很大的驛路交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