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節單騎通信和接力傳書的開始

公元前770年，我國進入東周時期。東周又分為兩段：從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為春秋，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為戰國。春秋戰國是我國歷史上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關鍵時期。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日益強大，他們各自在自己統治範圍內大力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改革，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通信設施也進一步完善。西周中央王朝和各諸侯國都爭相建設國道、通信設施和郵驛館舍。魯國在莊公、襄公時候，幾次修築“王姬之館”和“諸侯之館”，以接待來自周王室和各國的諸侯信使(《左傳·莊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齊國是春秋時代首先強盛稱霸的諸侯國，郵驛制度較他國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時，就使驛傳井井有條：“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指郵驛，委是儲備物資的所在，“有司職之”意為有專人負責。假若有使者從遠方來，齊國遽的負責人就立刻派人幫客人卸下行李，配備飼馬的人員和準備飲食(《管子·大匡》)。楚是南方新興大國，“以驲傳命”也成為定制，設驲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驲車和驲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驲車相望於路，頗有聲勢。北方的燕國，雖發展較中原為晚，春秋時道路和郵驛也迅速跟上，境內大道沿途廬室林立，館舍整潔，大路兩旁還種著樹木，打有水井。信使傳遞消息十分方便，“夜可以寢，晝可以憩，有井以備飲食，有捨以為藩蔽”。

由於驛道的發達，以致當時竟將驛傳制度的完善與否，作為一個國家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產，高度評價晉文公郵驛的成就：“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庫厩繕修，平易道途。館室諸侯賓至，甸至庭燈，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晉文公不修宮室臺榭，卻花大錢整治各國信使的賓館馬厩，道路整齊平坦，客人到來沿途燈火通明，僕役隨時服務，使貴客的車馬都安排得很周到。單襄公奉王命到楚國訪問，路過陳國，見該國道路不修，館舍荒蕪，十分感嘆，斷定陳國定有亡國之險(《國語·週語》)。正因為春秋時期各國交通、館舍和通信事業的發達，才有可能使得當時許多會盟得以成功舉行。據統計，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2年到春秋末的前481年，各諸侯國共舉行會盟達187次，有些會盟有數十國參加。這樣大規模的會盟集會，若沒有完善的交通與郵驛、館舍設施，是很難想像的。這時期郵驛制度的重要發展標誌，是單騎通信和接力傳遞的出現。這是我國郵驛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單騎快馬通信的最早記載是鄭國子產的“乘遽”。 《左傳》記載，公元前540年秋天，鄭國公孫黑叛亂，正在都城遠郊辦事的相國子產聞訊，立即趕回。因為怕乘普通的車趕不上平亂，他臨時乘了單騎的“遽”歸來，這個“遽”，便是那時郵驛中新出現的速度最快的單騎通信。接力傳遞的最初記載，也出自《左傳》，那是在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鍼去晉，在秦晉間開通了一條郵驛大道，每隔10里路設置一舍，每輛郵傳車只需跑10里便可交給下一舍的車輛。這樣一段一段地接力，共歷百舍即達千里，正好由秦國的都城雍(今陝西鳳翔)直達晉國的都城絳(今山西絳縣)。這樣的接力運輸和傳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單程車傳要快得多。

不過，春秋時期，上述兩種先進的郵傳方法，還僅僅在少數情況下使用，到春秋晚期，才逐漸普及。當時大部分場合，還是傳統的通信手段——“傳車”和“驲”。傳車即前面已經說過的車傳通信。 “驲”是一種高級急行車，一般用於高級人物需辦的急事。比如，齊國大臣晏子出奔，使齊國國君十分震驚，立即乘上了“驲”去追趕，終於在邊境上把這位賢臣請回。 祁奚乘驲，是另一個春秋時代郵驛發達的實例。祁奚是晉國的老臣，公正無私，“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為眾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爭的牽連，被晉政府囚禁起來。叔向希望祁奚能出來說話。祁奚聞知此事，立即“乘驲”趕來晉見當政的範宣子，向范宣子證明叔向是既能謀而又少有過錯、多惠於人的賢臣，要保證“社稷之固”，就應當10次赦免他。範宣子終於聽從了祁奚老臣的意見，赦了叔向的罪。而《左傳》上“祁奚乘驲而見宣子”的名句，也就成為春秋史上的佳聞。這一記載，也被後人視為中國郵驛史極可珍貴的資料。

春秋時期，戰爭頻繁，“驲”有時還用來迷惑敵人。有一個著名的“楚子乘驲會師於臨品”的事例：南方的小國庸乘楚國鬧飢荒糾集一些小國攻楚，楚處在困難的境地。楚國國君乃採取麻痺庸國的戰略，故意先打幾個敗仗，同時秘密從各路調軍。楚君乘坐了平時用作傳信的“驲”親臨前線，約定各路將領在臨品(今湖北均縣東南)會師，攻伐庸國。 “驲”車迷惑了庸國，庸國對戰爭毫無防備，楚國輕而易舉地拿下庸國。從庸人對驲習以為常的現象可以說明當時這種通信工具已經在南方用得很普遍了。 春秋時傳車通信的效率很高。當時除楚之外，處在南北交通要衝的鄭國，通信設施也相當完備。著名的弦高犒師的故事，就證明了這一點。弦高是鄭國的一個商人。有一天，他正在路上經商，突然發現了秦國偷襲鄭國的秘密部隊。弦高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急中生智想出一條妙計，謊稱自己是鄭國派來犒勞秦軍的使者，給秦軍送上四張熟牛皮和十二條牛，把秦軍穩住；同時利用邊界上設置的傳車火急向鄭國送去緊急情報，讓國君趕緊準備對策。結果，秦軍誤以為鄭國早有準備，不敢貿然行動。鄭國國君從邊防郵驛獲得情報，派來使臣到秦國駐軍處交涉，嚴正指出秦軍的不正當的偷襲行為。這次秘密軍事行動就這樣結束了。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626年，說明在公元前7世紀時，我國中原地區的通信設施，效率已相當高，能夠迅速、及時、準確把邊防消息傳遞給國家的政治中心。

春秋時期，早期的聲光通信活動仍在發展，越來越被軍事家們所廣泛採用。當時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在自己的兵法中把金鼓與旌旗喻為“一人之耳目”，而他的後輩孫臏更明確指出，在發現敵情時，“夜則舉鼓，晝則舉旗”，這實際上就是利用聲光通信的原理進行通信。 這種聲光通信，在戰國時大思想家兼科學家墨子的著作中，也曾有過記載。 《墨子》記載，戰國時一些堡壘，常常樹上大旗竿作目測標誌，又以大鼓聲作為耳聽信號，根據不同戰況，舉起二旗至六旗，鼓聲則從三聲至八聲。敵人越攻至近處，旗鼓越多。到夜間，則用“五烽五鼓”，即燃起五處烽燧，敲大鼓五次(《墨子·雜守》)。 春秋時，聲光通信也曾鬧過一次很有趣的笑話：據《韓非子》記載，楚厲王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宮中擂起了大鼓，弄得都城惶惶不安，以為有什麼重要軍事行動或有重大敵情，紛紛拿起武器集結在王宮門前。結果弄得楚厲王很尷尬，只好出來向大家道歉，說明這只是一場虛驚。這個故事從側面告訴人們，那時楚國在利用聲光通信方面，效率是很高的。

“郵”字正式而大量的出現，是春秋時期的事。這時的“郵”不是現在所理解的一般民間“郵政”的郵，而是僅僅作為邊防上專門傳達書信的機構而見於記載。孔子有一句話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即是說，德行的廣泛傳播，比郵傳還要快。當時已經把“郵”字作為比喻而用在講話和文章裡，這說明這個詞那時已在社會上相當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