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引起了生產關係的變革，從而又引起了政治上變法與革新。這些變化促進了學術與文化的進步，造成了私人講學與著述的出現。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私人講學和私人著述的開創者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私人講學與著述的產生，打破了官學對知識的壟斷，打破了只有史官才能記言記事的陳規，到了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名、法、陰陽等派別“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個學派都聚眾講學，表達他們的主張與思想。儒家尚仁貴中主張禮治，道家主張無為而治，墨家主張兼愛非攻，法家主張嚴格法制，名家主張講究名實，陰陽家主張觀天象察四時，縱橫家主張合縱連橫。這些不同的學派繼承前人文化的方式不外有二：一是師生相授，口耳相傳；二是閱讀先代典籍。先秦諸子根據個人的認識，發揮自己的見解，同時又需要用先輩和同輩諸子的思想學說來豐富自己，因而需要佔有圖書。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私人藏書首先在先秦各學派的學者中出現了。成語“學富五車”來源於《莊子·天下篇》中“惠施(公元前370—前300年)多方，其書五車”的記載。又如墨子(公元前480年—前397年)，對古代聖賢非常推崇，言談中常引《詩》、及各國《春秋》。墨子周遊各國時就帶了大批書。史書記載墨子“有書三車”，顯然，豐富的藏書為他掌握各家學說與主張提供了可能。 《史記·蘇秦列傳》還講了一個故事：蘇秦在齊國學藝，並在外遊歷多年，試圖說服各國君主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結果落魄歸來，受到家人的嘲諷。他十分傷感，搬出他的數十箱藏書，發憤攻讀一年，總結出了他的合縱理論。最後佩六國相印，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以上史實說明，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批判別人的思想，爭取自身的社會地位，先秦諸子基本上都注意自己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