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偉大的文明古國，有著極其燦爛的古代文明。古代典籍之多，居於世界之首。研究我國的藏書史是研究我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打開我國文明寶庫的一把鑰匙，因而有著重要意義。 所謂藏書史，是指不同時代的圖書典籍依照確定的編排體系實施管理、保存與流通的歷史。它涉及四個方面：一、圖書存在的形態，因為不同的書籍形態有著不同的保管和流通的方式，如竹簡、紙書與磁帶就有著不同的收藏與使用方法；二、圖書的編目，即組織圖書的體係與方法，如古代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組織圖書，而現代則是按以科學分類為基礎的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劃分與管理圖書；三、圖書的典藏，即圖書的保存與管理；四、圖書的流通，即圖書的借閱與使用。

我國是世界上設置圖書典藏機構與管理人員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歷史上藏書系統可分為三類：國家藏書，俗稱官藏；私人藏書，亦稱私藏；書院藏書和寺院藏書，即私辦公助的藏書機構。而歷史上所稱的藏書家，是指私人藏書者而言。 我國的國家藏書始於周代。據文獻記載，周朝史官有執掌藏書之職，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做過當時國家圖書館的主官——“守藏室之史”，專事國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工作。秦代藏書處叫石室。漢代初定天下就廣徵圖書，分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秘室六處收藏。曹魏時設有秘書、中、外三閣國家藏書處；晉沿魏制，圖書收藏皆歸蘭台(外台)和秘書(內閣)。以後南北朝大致如此。及至隋唐、兩宋、明清歷代都設有官藏機構，各個朝代政府都擁有數量可觀的藏書，這些藏書無疑對典籍的保存與流通起了積極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官家藏書一則具有獨占性，在封建社會裡它們僅為帝王權貴所享有，布衣知識分子無法使用；二則每當改朝換代，圖書多遭兵燹〔xian顯〕之難。這也是我國官家藏書，在保存版本和傳播知識方面，反不及私家藏書的原因。

歷代官藏都是通過接收前代的官家藏書，收繳地方割據勢力的藏書，以及徵集民間的藏書，組織抄寫、刻印加以補充的。如西漢蕭何進咸陽後廣收秦籍，明代徐達收各地秘閣所藏書籍盡解金陵，都是明證。官藏的形式到了清末民初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公共圖書館應運而生。公共圖書館的建立，為開拓知識，增廣見聞，改變天下風氣，起到了很大作用。 私家藏書起始要比官藏稍晚一些，它是與私學的出現相應而生的。 《莊子·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史記·蘇秦傳》記蘇秦“陳篋〔qie切〕數十”，就是早期私家藏書的最好說明。秦漢之際，一些藏書家的收藏已有相當的規模，如河間獻王劉德、淮南王劉安、著名學者劉向父子、班斿〔you尤〕、卜圭〔gui閨〕、富參、揚雄等人都有較多的藏書。東漢時蔡邕〔yong擁〕是我國第一個藏書數千卷的藏書家。魏晉南北朝時的藏書家有西晉的張華、范蔚；東晉的殷允、郗儉之；南朝宋的王儉，齊的崔慰祖，樑的任昉〔fang訪〕、沈約、張纘〔zuan纂〕，據說他們的藏書都超過萬卷。北朝的藏書家首推北周的著名學者顏之推。隋代以許善心和柳(上巧下吉)〔bian辯〕藏書最著名，二人藏書都近萬卷。到了唐代，由於長期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形成了中國封建文化發展的高峰，唐代私人藏書在萬卷以上者就不下20家。藏書最多的當推李泌，多達三萬卷。其次為韋述、蘇弁、柳仲郢、杜暹等，他們各有藏書萬卷以上。到了宋代私家藏書風氣大為盛行。由於唐代出現了雕版印刷技術，至宋代雕版大興，刻書成風，藏書成為官僚士大夫的一種時尚。北宋江正、李昉、宋綬父子、王欽臣、田偉、榮王宗綽、葉夢得及南宋晁公武、鄭樵、尤袤〔mao冒〕、陳振孫等人的收藏都超過萬卷，數量最多的榮王宗綽有書達七萬多卷。明清兩代私人藏書極盛，藏書達幾萬卷的藏書家多以千計，甚至有藏書多達幾十萬卷者。私家藏書樓在明代以寧波范氏天一閣、常熟毛氏汲古閣、山陰祁氏澹生堂、江陰李氏得月樓和常熟趙氏脈望館最負盛名；清代則以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皕〔bi璧〕宋樓和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最為著名。至此私家藏書規模在我國已達於頂峰。民國時期，在外國列強的入侵，封建制度的解體，新型圖書館的出現之下，私家藏書日漸萎縮，比較著名的有李盛鐸的木犀軒、傅增湘的藏園、周叔弢〔tao 即韜〕的寒在堂以及鄭振鐸的西諦藏書最具代表性。

中國歷代著名的藏書家有著共同的特點：學識淵博，其中不少是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對中國社會有過很大的影響。清代學者洪亮吉的《北江詩話》曾把中國藏家分為考訂、校讎〔chou仇〕、收藏、鑑賞、掠販五類，或融五功為一體。其中即使掠販，也具有“眼別真贗〔yan厭〕，心知古今”的真功夫。不少藏書家搜採異本，補救遺亡，節衣縮食，傾力輸財，甚至在戰亂兵燹中冒生命危險竭力護書，才使我國古籍宏富甲於寰宇。 書院藏書比起官藏與私藏還要晚得多。唐開元六年(公元718年)玄宗李隆基設置麗正書院，始有書院之名。最早的書院藏書始自唐代江西德安陳氏辦的東佳書院，東佳書院不但藏書，而且可以藉閱，這是很難得的。宋代全國書院以廬山白鹿洞書院、長沙的岳麓書院、睢陽的睢陽書院和衡陽的石鼓書院四大書院最為有名。書院既是教學機構，離不開教書、讀書，因此藏書成了書院不可缺少的事情。唐末五代有書院46所，宋代全國書院有719所，元代全國書院有296所，明代全國有書院1701所，清初書院減少，後來增多，乾隆時有近3560所。儘管如此，書院藏書量仍趕不上官藏與私藏。

寺院藏主要是佛寺藏書。佛教創立於古代印度，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佛寺在漢魏六朝時期，由肇發而興盛，佛教經典也由口耳相傳到廣被於世，以至世界上最早雕版印刷的冊裝書籍竟是被英人斯坦因從我國盜走的後漢乾祐二年(公元949年)雕印的敦煌藏書中的佛經。佛經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魏略·西戎傳》有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的記載。佛經的翻譯是從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開始的。魏晉時期信佛教者日眾，至北魏末，共有佛寺三萬多所，僧尼200多萬人。反映寺院藏書的如北魏李廓編撰的《魏世眾經目錄》，北齊釋法上編的《齊世眾經目錄》，收錄佛書都在2000卷以上。唐時玄奘去天竺取經，帶回許多佛經在長安翻譯，前後20年。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玄宗時由智升負責編撰的《開元釋教錄》反映了盛唐各地佛寺藏經的情況。許多寺院藏書很多，如長安西明寺、廬山東林寺藏書均達萬卷之多。北宋雕版印刷《大藏經》，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年間(公元968-976)年始至太宗時才全部完成，計1076部4048卷，被稱為《開寶藏》。元明清三代，尤其元清兩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極力提倡佛教。佛寺藏書大增。寺院藏書有四個特點：一是藏書分佈廣，讀者多。有寺院就有藏書點，讀者除僧尼外，尚有善男信女，誦經讀書異常虔誠。二是藏書來源多。有朝廷賜予，官府和私人捐贈，寺院購買，如唐代詩人白居易曾資助洛陽香山寺購買佛經。三是流通量大。據《隋書·經籍志》記載，當時流傳於世的佛經“多於六經數十萬倍”。可見閱讀佛經之人很多。四是其書都經專人校訂，設有專室，分藏陳列，按時出借與收回，這與官藏、私藏都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