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節自成一體的農業起源

在人類幾百萬年的歷史中，絕大部分時間以採集漁獵為生，這種為謀取人類生存所必需的食物而進行的活動，也可以包括在最廣義的農業之中；但嚴格意義上的農業，是從種植業和養畜業的發明開始的，它只有一萬年左右的歷史。農業和採獵雖然都以自然界的動植物為勞動對象，但後者依賴於自然界的現成產品，是“攫取經濟”；前者則通過人類的勞動增殖天然產品，是“生產經濟”。只有農業發生髮展了，才能改變採獵經濟時期“飢則求食，飽則棄餘”的狀態，使長久的定居和穩定的剩餘產品的出現成為可能，從而為文化的積累、社會的分工以及文明時代的誕生奠定基礎。 農業起源於荒遠的太古時代，當時還沒有文字記載，人們只能從神話傳說和地下發掘中尋找它的踪跡。

在我國古史傳說中，有一位有巢氏，他在樹上棲宿，以採集堅果和果實為生；有一位燧人氏，他發明鑽木取火，教人捕魚為食；又有一位庖犧氏，他發明網罟〔gu 古〕，領導人民從事大規模漁獵活動。在庖犧氏以後，出現了神農氏，他是農業的發明者。在這以前，人們吃的是行蟲走獸、果菜螺蚌，後來人口逐漸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開闢新的食物來源，神農氏為此遍嚐百草，他多次中毒，又幸運地找到解毒方法，歷盡千難萬險，終於選擇出可供人類食用的穀物。接著又觀察天時地利，創制斧斤(斤亦斧類，它和斧都是砍伐林木的工具)耒耜(〔leisi 壘似〕，兩種直插式翻土農具，詳見下節)，教導人們種植穀物。於是，農業出現了，醫藥也順帶產生了。在神農氏時代，人們還懂得了製陶和紡織。

應該怎樣看待這些神話傳說呢？顯而易見，上述一系列發明，不可能是某位英雄或神仙的恩賜，而是原始人類在長期生產鬥爭中的集體創造。但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原始人類的鬥爭業績只能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被世代傳述著，在這過程中，它被集中和濃縮，並糅進原始人類的某些願望和幻想，從而凝結為絢麗多彩的神話式的故事和人物。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人們又往往用後世帝王的形象去改造他們。我們如果剔除這些後加的成分，就可以透過神話的外殼，發現真實的歷史內核。例如，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反映了我國原始時代採獵經濟由低級向高級依次發展的幾個階段，神農氏則代表了中國農業發生和確立的一整個時代，從中可以窺見，中華民族的祖先如何在採集經濟的發展中，為開闢新的食物來源而發明了農業。農業的發明又如何促使社會經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

考古學家的鋤頭也為我們探索農業起源開闢了新天地。目前我國已發現了成千上萬的新石器時代農業遺跡，分佈在從嶺南到漠北、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的遼闊大地上，尤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最為密集。 分佈於黃土高原和黃河中下游大平原交接處的山麓地帶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已發現數十處遺址，構成黃河流域已知最早的農業區。該地原始居民已把種植業作為最重要生活資料來源，主要作物是俗稱穀子的粟。磁山遺址曾發現88個堆放著黃澄澄的穀子的窖穴，原儲量估計達13萬斤。出土農具有砍伐林木用的石斧、翻鬆土壤用的石鏟、收穫莊稼用的石鐮和加工穀物用的石磨盤、石磨棒等，製作精緻，配套成龍。飼養的家畜有豬、狗、雞，可能還有黃牛。除了種穀和養畜外，人們還使用弓箭、魚鏢、網罟等進行漁獵，並採集榛子、胡桃等作為食物的補充。在這些遺址中有半地穴式住房、儲物的窖穴、製陶的窯址和公共墓地等，組成定居的原始聚落。分佈於陝南的李家村文化和分佈於隴東的大地灣文化，與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年代相當，經濟面貌相似。如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了距今7000多年的栽培黍遺存。這些文化，人們統稱之為前仰韶文化。黃河流域的農業文化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農業遺址遍布黃河流域，其中有幾十萬平方米的大型定居農業村落遺址。距今5000年到40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的農牧業更加發達，已經有了比較穩定的剩餘產品，大量口小底大、修築規整的儲物窖穴和成套酒器的出土就是明證。正是在此基礎上，製石、制骨、制玉、製陶的專業工匠均已出現，階級分化相當明顯，文明的曙光已經展現在人們面前了。

與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相對應的，黃河上游地區有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黃河下游地區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它們是彼此聯繫而又各具獨立性的粟作定居農業文化。 長城以北的東北、內蒙古、新疆等地，亦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農耕遺址。在另一些遺址中，漁獵在相當長時期內仍佔重要地位。 前仰韶文化雖然是黃河流域已知最早的農業文化，但這裡的農業絕不是剛剛發生的。從我國和世界上近世尚處於原始農業階段的民族的情況看，農業發生之初一般經歷過刀耕農業階段。這時人們往往選擇山林為耕地，把樹木砍倒、曬乾後燒掉，不經翻土直接播種。這種耕地只種一年就要拋荒，因此年年要另覓新地重新砍燒。這叫生荒耕作制。這一時期的農具只有砍伐林木用的刀、斧和挖眼點種用的尖頭木棒，人們仍然過著遷徙不定的生活。我國古史傳說中有所謂烈山氏，據說他的兒子名“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以前被祀為農神——“稷〔ji寄〕”。所謂“烈山”，就是放火燒荒，所謂“柱”就是挖眼點種用的尖頭木棒，它們正代表了刀耕農業中兩種相互連接的主要作業，不過在傳說中被擬人化了。這是我國遠古確曾經歷過刀耕農業階段所留下的史影。原始農業繼續發展，人們製造了鋤、鏟一類翻土工具，懂得在播種前把土壤翻松，這樣，一塊林地砍燒後可以連續種幾年再拋荒，這叫熟荒耕作制。這時生產技術的重點逐漸由林木砍燒轉移到土地加工上，人們也由遷徙不定狀態過渡到相對定居。這就是鋤耕農業階段。前仰韶文化顯然已進入鋤耕農業階段。因此，黃河流域農業的起始，還應往前追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以前人們往往把黃河流域看作我國上古農業文化的唯一中心，認為長江流域及其南境的農業是由黃河流域傳播過去的。考古發現已經根本否定了這種觀點。長江流域是我國農業起源的另一個中心，不但起源很早，而且有著與黃河流域顯著不同的面貌。在長江下游，距今將近7000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和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了豐富的栽培稻遺存。如河姆渡遺址第四文化層有幾十厘米厚的大面積的稻穀、稻草和稻殼的堆積物，估計折合原有稻穀24萬斤。人們用牛肩胛骨做成大量骨耜，估計是用來開溝或翻土的，這說明當地水田農業已進入熟荒耕作的鋤(耜)耕農業階段。飼養的家畜除北方也有的豬、狗外，還有北方罕見的水牛。採集漁獵仍較發達，人們能夠駕著獨木舟到較遠的水面去捕魚，採集物中有菱角等水生植物，反映了水鄉的特色。住房也和北方地穴、半地穴式建築不同，是一種居住面懸空的干欄式建築。 70年代河姆渡遺址上述發現曾使國內和國際考古界為之震動，它說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農業文化的搖籃。繼河姆渡文化以後，經過馬家濱文化進入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前後)，長江下游的水田農業更為發達，人們使用石犁耕作，農作物種類更多，又懂得利用苧麻和蠶絲織布。作為禮器的精緻的玉製品的出現和明顯的階級分化跡象，則標誌著文明時代的破曉。

在長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也有發達的稻作農業。 80年代末，在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中發現了包含在陶片和紅燒土中的碳化稻穀，是人們在製陶和砌牆時羼〔chan 顫〕入稻殼，因而被保存下來的。這是迄今中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遺存之一。相似的農業遺址在洞庭湖西北的湖南澧水流域和湖北西部三峽口附近已發現多處，表明這一地區的原始居民早在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已從事原始稻作。最近在湖南道縣王蟾岩遺址，又發現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這些為探索我國稻作的起源提供了最新的資料。 在包括兩廣、福建、江西的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往往發現於洞穴之中，那裡的居民仍以採獵為主要謀生手段，但有些地方農業可能已經發生。如廣西桂林甑〔zeng 贈〕皮岩遺址早期文化層距今已有9000年以上，出土了國內外已知最早的家豬遺骨，還有粗製的陶片，這些應與定居農業有關；該遺址出土的磨光石斧、石錛〔ben奔〕和短柱形石杵，則可能是早期農業工具。在山西萬年縣仙人洞和吊桶岩遺址，也發現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遺存。在以後的發展中，部分原始居民在崗地和谷地建立了村落，從事稻作農業，另一些原始居民則在瀕臨河湖地區以捕撈為生，同時經營農業。此外，雲南、貴州、西藏和台灣都發現了距今4000年上下以至更早的農業遺址。

從世界範圍看，農業起源中心主要有三個：西南亞、中南美洲和東亞。東亞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國。中國原始農業具有與世界其他地區明顯不同的特點。在種植業方面，中國以北方的粟黍和南方的水稻為主，不同於西亞以種植小麥大麥為主，也不同於中南美洲以種植馬鈴薯、倭瓜和玉米為主。在畜養業方面，中國最早飼養的家畜是狗、豬、雞和水牛，豬一直是主要家畜。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不同於西亞很早就以飼養綿羊和山羊為主，更不同於中南美洲僅知道飼養羊駝。中國的原始農具，如翻土用的手足並用的耒耜，收穫用的掐割穀穗的石刀(圖1)，都表現了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特色。我國距今七八千年已有相當發達的原始農業，農業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一萬年左右，亦堪與西亞相伯仲。總之，中國無疑是獨立發展、自成體系的世界農業起源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