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三節檢括戶籍，整頓財政

開元初年，人口逃亡仍在繼續。 “天下戶版刓〔wan丸〕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徭賦，豪弱相並，州縣莫能製”(《舊唐書·宇文融傳》)。流民的大量存在對統治的穩定和國家財政收入都是非常不利的。開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向朝廷奏稱：“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唐玄宗立准其請，命他為核田勸農使，籌備檢括戶口事宜。二月，朝廷頒布《科禁諸州逃亡制》，規定：“諸州背軍逃亡人，限製到百日內各容自首，準令式合所在編戶，情願住者，即附入籍簿。”“若情願歸貫及據令式不合附者，首訖，明立案紀，不須差遣”，“容至秋後遞還”。 “過限不首，及括取遞邊遠，附為百姓，家口隨逃者，亦便同送”。公佈了檢括逃戶的政策，有利於安置逃亡人口。朝廷任命勸農判官十人，授予御史銜，分往各地，“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大規模地清查戶籍在全國展開了。

在檢括戶口中，還裁汰僧尼，令其還俗，從事生產。唐前期，由於武則天等統治者的大力宣揚，佛教迅速發展，寺院林立，經卷大量地刊刻，濫度僧尼，使之人數急遽增加。寺院廣佔民田為莊園，寺院經濟實力雄厚，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為惡一方的寺院地主。 “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當時，“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數，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寺院的惡性膨脹嚴重地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紫微令姚崇進言，請檢責天下僧尼。唐玄宗即嚴令各寺院裁減僧尼，“天下僧尼偽濫還俗者三萬餘人”(《唐會要》卷四十七《議釋教上》)。八月，又下令禁止百家與僧、尼、道士往來；嚴禁民間鑄佛像及刻佛經，以此壓抑佛教的發展。打擊寺院地主，也是李隆基改善財政的重要一環。

面對國家府庫空虛、財源萎縮的現狀，唐玄宗著手整頓財政。首先，繼續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更多的糧食和農副產品。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裡，農業是國家經濟最主要的部門，它事關國計民生。為了促進農業生產，每年二月一日，玄宗“以務農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進奉”。將進呈武后這部農書作為定制，以示將農業擺在重要的位置。每逢農興時節，玄宗則親耕籍田，“加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終其畝”。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春，玄宗親在苑中闢地種植小麥。五月，麥熟時，率皇太子以下，親自收割小麥，教育諸皇子說：“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經過實踐，玄宗發現一些巡視農業官員奏報不實，對侍臣說：“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舊唐書·玄宗上》)玄宗親自動手種麥，取得經驗，指導農業生產。當發生自然災害時，玄宗即令有關衙署採取措施救災，確保農業損失小些。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六月，山東諸州鬧蝗災，“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聲如風雷”。玄宗差遣御史到諸道，督催官民驅撲焚瘞〔yi義〕蝗蟲，以救秋稼。當年山東“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對受災嚴重地區，蠲〔juan捐〕免田賦，撥給糧食種子，幫助恢復生產。由於朝廷重視農業，這一時期，有些地方“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榛莽叢生之地，也闢為粳稻之川。全國耕地面積擴大，單位面積產量提高了。 “時累歲豐稔”。天寶年間人均糧食達到700斤，這反映了農業生產在持續地增長。

其次，調整食封制度。唐初對宗室諸王、功臣實行食封制，亦稱“食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方即位的李世民就給諸功臣食實封，多者千餘戶，少者三四百戶。例如，裴寂食實封1500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各1300戶，張長遜等300戶。這些食封的貴族官僚對封戶享有收取租調的經濟特權。中宗、韋後時期，食封者和封戶數量不加限制。食封的官僚由唐初的二三十家猛增到140餘家，封戶多達幾千戶，個別的達到萬戶。 “濫食封邑者眾”，造成“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用資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舊唐書·韋嗣立傳》)。開元初年，玄宗採取有力措施整頓混亂的食封制度，一方面，減少實封戶數。玄宗本著諸王、公主“何功於人，頓食厚封，約之使知儉嗇”的思想，規定諸王、長公主一般食封2000戶，其餘公主等各食1200戶。比較安樂公主等各食封三四千戶已減少很多。而一般官僚封戶限制在500戶以內。如趙國公、戶部尚書王琚實封300戶，楚國公、工部尚書姜皎實封500戶等。另一方面，取消食封者直接向封戶徵收賦稅的辦法，封戶納賦稅由朝廷派官隨租調徵解，或由州縣官收納。 300戶以上的食封者到京城太府寺、賜場領取所享租稅，300戶以下者須持戶部憑證到州縣支領。把食實封的經濟權力收回中央，便於加強對地方的財政管理。

第三，嚴禁奢靡，倡行節儉。在改善財政中，玄宗把刻厲勤儉，反對鋪張浪費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從武后晚年起，貴族官僚崇尚奢靡，浸成風俗。他們鋪張揮霍，競相攀比。后妃及百官服飾錦繡珠玉，貼金掛銀，光彩耀人。玄宗為表禁奢決心，開元二年六月，將珠玉錦繡等服玩放到正殿前焚燒。七月，又令有司將金銀器皿銷毀，以充軍國之用。並規定百官服帶及酒器、馬銜、蹬等樣式，三品官以上可飾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其餘一概禁止。厚葬之風在社會上層非常盛行。貴族官僚生前花天酒地，醉生夢死，死後仍鋪金蓋銀，喪禮隆重，墳墓修建得規模宏大，以致“既竭家產，多至凋弊”。同年九月，玄宗頒布《禁厚葬制》，指出：“宜令所司據品令高下，明為節制；冥器等物，仍定色素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為飾，如有違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並貶授遠官。”(《舊唐書·玄宗上》)這些措施的貫徹對扭轉不良的社會風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生活的奢侈腐化是無法根治的。唐玄宗晚節“猶以奢敗”，就是典型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