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四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西漢建國初年，高祖劉邦針對百廢待興的時局，將黃老“無為而治”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從此，呂后、文帝、景帝執政，相沿未改，度黃老思想盛行。但這種思想已同先秦的道家思想有所變化。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古佚〔yi義〕書《法經》和《十大經》。把《法經》等與老子合刊，說明西漢前期，儘管統治集團標榜“清靜無為”，實際上已是道、法並用。這對漢朝前期統治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的恢復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漢初經過60餘年的發展，社會經濟繁榮，地主階級政權已經鞏固。黃老思想已經不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一種能夠維持大一統局面的思想武器。竇太后同竇嬰、田蚡的鬥爭，焦點是用道家還是儒家思想治國的問題。於是，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應賢良方正對策時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定“儒術”於一尊。就是用儒家學說為封建政治服務，作為統治廣大人民的思想工具。從這一點講，漢武帝開了此後2000年封建社會以孔孟儒家為正宗思想的先河。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是漢代著名的學者，“春秋公羊學”家(圖1)。他對漢武帝的影響極大。他著有《春秋繁露》一書，推崇公羊學，闡發了“春秋大一統”的主張。他說：“春秋大一統是天地的常規，古今共同的道理。”主張要實現一統，必須用孔子之術，斷絕百家言論，不能讓諸子學說齊頭並進。這種學說順應西漢政治發展要求統一的趨勢，為加強君主集權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董仲舒的這套學說以儒家宗法思想為核心，摻雜了道、法、陰陽五行之說中有利於封建統治的觀點，對自然和人事牽強比附，把神權、君權、父權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封建神學體系。也就是說，他將儒家思想改造打扮，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運用道家的天道觀為鞏固封建政權服務。他並鼓吹“君權神授”、“災異論”。皇帝受命於天，必須替天行道。皇帝的所作所為要合於天意，否則天會變怒，自然界會災難不斷，出現天崩地裂、洪水氾濫等。這時，皇帝就應該降詔罪己，自省其身。這反映了地主階級從維護本階級的切身利益出發，用天來約束皇權的思想，對捍衛封建統治是有利的。董仲舒在傳播儒術時，也強調法治，堅持儒法一體，陽儒陰法。他一面宣揚“以教化為大務”，一面又主張“正法度之宜”。董仲舒的這些建議和做法基本上為漢武帝接受，在漢代政治生活中起到重大的作用。

由於儒家學說被定為一尊，所以，在官吏銓選、興辦教育等方面都突出儒家思想。漢武帝在選拔人才的策試中，所錄取的大多數為儒生。董仲舒為了弘揚儒學，培養人才，又進言在長安開設太學，挑選地主階級的“英俊”子弟入學讀書，研讀儒家經典。漢武帝對此十分贊同。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設置、《尚書》、、《禮經》、《春秋》五經博士，專門傳授經學。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為博士官置弟子50人。每年考試一次，學業優異的補為郎中、文學、掌故等官。從此，儒家學說更為普及，攻讀五經成為進入仕途的必由之路。以致在當時的朝廷官吏中“多文學之士”。 漢武帝即位後，多年堅持實行改革，鞏固了中央集權統治，國家經濟實力雄厚，儒家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社會秩序較為安定。這時，漢武帝將注意力由內地轉移到經略邊疆。他多次命令衛青、霍去病等將領率兵北擊匈奴，捷報頻傳；又派遣張騫等人出使西域，開闢了中原與西域相溝通的“絲綢之路”。同時，又開拓和安撫東南和西南邊區，密切了少數民族與內地的交往，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此時的西漢已成為龐大的封建帝國。這也是漢武帝改革取得的豐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