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二十四章清前期的造船與航海

明嘉靖朝由於倭寇的侵擾，實行海禁，不准建造兩桅船下海。正常航海貿易斷絕。 “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趨之者愈眾，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政府鎮壓走私，“寸板不許下海”。海商為了逐利，冒死犯禁，變成武裝海盜。 “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胡宗憲《籌海圖編》)隆慶、萬曆時只好放鬆海禁，航海業得到恢復，至明末出現鄭芝龍海商集團勢力。 清初，為阻撓鄭成功反抗清廷，切斷大陸人民與鄭成功的接觸，清政府又實行了短時期海禁。 清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頒布禁海令。六月十九日，浙閩總督屯泰疏言：“沿海省份，應立嚴禁，不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規定“海船除給有執照許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將違禁貨物出洋販賣番國，並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將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分別治罪。至單桅小船，准民人領給執照，於沿海附近處捕魚取薪，營泛官兵不許擾累”。次年又頒布禁海令：“今後凡有商民船隻私自下海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交易者，不論官民，俱奏聞處斬，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六二)

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八月，下遷海令。自遼東至廣東，近海居民各移內地30裡，燒毀房舍、物資，砍伐樹木，荒蕪田地，民死過半。沿海三五十里被毀為無人區。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因鄭克塽已降(清已於1683年統一台灣)，故命重開海禁。至此，清禁海29年。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清政府放寬了造船的限令。商賈船許用雙桅。其樑頭不得超過一丈八尺，舵手等不得過28名；樑頭一丈六七尺者，不得過24名；樑頭一丈四五尺者，不得超過16名；樑頭一丈二三尺者，不得過14名。但實際也並未完全得到執行。如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有一位福建船戶駕商船出海，遇風飄至朝鮮濟州島。這條船長230尺(即23丈)，寬五丈七尺，樑頭寬三丈四尺二，已經超過了一丈八尺的規定，並且是三桅的船。可是清政府並不過問，可見政策已寬鬆多了。

第二次禁海是從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共10年。 康熙五十六年定商船出洋貿易法，不許商船往南洋呂宋等處貿易，這是為了防止船隻夾帶大盜。違禁者嚴拿治罪。造船須報地方官親驗烙印，取船戶甘結，並將船隻丈尺、客商姓名、貨物往來某處貿易，填寫船單。按月冊報督、撫存案。每日每人準帶食米一升，並餘米一升，以防風阻。如有越額之米，查出入官，船戶、商人一併治罪。如將船賣與外國者，造船與賣船之人皆立斬，所去之人留在外國，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三月，該督撫行文外國，令其將留下之人解回立斬；沿海官員如遇私賣船隻、多帶米糧、偷越禁地等事，隱匿不報，從重治罪。 雍正五年復開海禁。因閩浙總督高其倬奏摺說，閩省地狹人稠，生齒日增，本地所產，不敷食用，惟開洋，藉貿易之盈餘，佐耕耘之不足，貧富均有俾益。從前或慮盜米出洋，查外國皆產米之地，不藉資於中國。又慮有私販船料之事，外國船大，中國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資彼處之用。故復開海禁。

縱觀從清建國至鴉片戰爭(公元1644—1840年)，歷時196年，禁海不過39年，大多數年代是實行開海政策的。清前期在造船的數量質量上、航海的技術及運載能力上都有很大提高。我國仍不失為具有航海實力的大國。 1727年復開海禁後，清代的遠洋航運進入興盛時期。據《廈門志》載：“服賈者(商人)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為衽席，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台灣，一歲往來數次。外至呂宋、蘇祿、實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則獲利數倍至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而造船者。”說明18世紀以來，中國的遠洋海船在東南亞的活動日益頻繁。 這時，我國的造船業不但造船數量多，而對造船的質量要求一向很高。如對船桅木的要求要粗、長、直的大木才能做桅杆。據《使琉球記》載：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張學禮使琉球，先期入閩造船，因桅木難得，致停留四年無法啟程。

通過海上活動，我國同琉球國的來往很密切。 《球陽》是一部琉球國史。按琉球即今天日本國沖繩島，清代叫琉球國。據《明史·外國傳·琉球》載：“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球陽》卷十二，尚敬十九年(即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記有這樣一件事：“自古以來本國船隻皆用螺灰，是年正月，蘇州府鎮洋縣商船一隻，飄到本國赤丸崎，引到運天港，其難人吳(稱為吳的遇難者)以燒石灰，其燒費甚減，而灰品更好，從此以後，本部今歸、仁二郡皆燒此灰，每年燒納公庫。由是，貢船(琉球派往中國的船)及楷船(琉球去日本的船)皆用石灰。”說明中國人民遠航中對琉球人民的貢獻及兩地人民的友好關係。

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記載出使琉球造船、航海情況很詳細。這次為了出使琉球，自浙江寧波民間商船中選取了兩隻大海船作為“封舟”。 “封舟”是皇帝冊封賜有名字的船隻，專為皇帝的使節(及其隨從)乘坐前往有關國家進行國事活動的大海船。由於是從民間選取的，“費輕辦速，前此未有也”。說明民間的富有和當時造船航海業的發展。 一號船由使臣居住，二號船載兵役。隨帶官兵200名，“每船百人為佐”。船的設計精細周密，使用方便自如，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一號船長十丈，寬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前後有四個艙。每艙分上下三層，下層填載巨石，安頓什物。中層由使臣居住。兩邊叫麻力，又截為兩層，左右八間是隨從、僕役居住的。艙口有梯子可以下去。艙中寬六尺多，可以橫放一張床，高八九尺，上面開艙面為一個天窗井，三尺多見方，以進光線，下雨可以關上。艙面的右邊空著供行駛用，左邊設爐灶。跨舷外一二尺寬設板閣，前後圍成小屋一二所，暑熱時可以在小屋住一下。船上有四個水艙，四個水櫃，12只水桶。共受水700石。在船上生活是憑簽給水，每人每天一小瓦盆。船尾是將台，上面立著大旗，備有藤牌、弓箭，有兵役、水手住在此處。將台下供天妃等水神。下面是舵樓，舵樓前的小艙放著針盤，夥長、舵工、接封使臣中負責針盤的人住這裡。船的兩旁有大小砲12門分列左右。

船上席篷、布篷有九道，艙面橫著三道大木，設軸以轉繚，繞木索、棕繩等。 頭緝布篷長四丈，寬二丈四尺。 尾送布篷長三丈六尺，寬二丈五尺。 每船船戶以下22人，各有專職，可知其高超的管理水平，計有： 正副夥長二人，正夥長專門負責針路、羅盤。副夥長管理針房，兼管長繩三條以測量海水的深淺； 正副舵工二人，主舵； 正副碇二人，管四門碇，行船時管頭緝布篷； 正副雅班二人，管頭巾頂、頂帆大桅上一條龍旗及大旗，要求身手矯健，行動快捷，上下如飛，以登檣瞭望； 正副舢板工二人，管舢板小船，行船時，管清風大旗及頭帆； 正副繚手二人，管大帆及尾送布帆，繚母棕、繚大索等物； 正副值庫二人，管大帆插花天妃大神旗；

裝載押工一人，管修理槓具及大桅千斤墜一個； 香公一人，管天妃諸水神座前油燈，早晚在洋中獻紙及大帆尾繚。 舵長二丈五尺五寸，寬七尺九寸。在明朝時的封舟上定製過鐵力木舵三門，每門長三丈五尺，用大纜繩由船底兜至船頭繫牢，叫勒肚。現在一號船上是採用西洋造法造的，叫西洋夾板舵，也是用鐵力木做的，又叫鹽舵，由於長期浸泡在海水中，海水是鹹的，越泡越堅固。一號船上不用勒肚，也不用副舵。將要出海時，還和福建有關部門爭執過。一號船上的一位姓林的伙長說，船舵以西洋造法最堅穩，用不著設副舵，再說舵重一萬斤，船上也沒處放，就不設副舵了。這也說明當時已汲取了西方的某些先進經驗。 二號船比一號船細長。船長十一丈八尺，寬二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前後共23艙，兩個水艙，四個水櫃，12只水桶，受水600石。

舵長二丈四尺，寬七尺，與鳥船舵一樣，是用勒肚兩條長十五丈，從尾左右夾水兜至頭上的。 大桅長八丈五尺，圍八尺五寸； 有四個櫓，長四丈，寬二尺二寸； 有大小三具碇； 大桅席篷長五丈七尺，寬五丈六尺； 頭桅席篷長五丈七尺，寬五丈六尺； 大桅頭巾頂布篷長五丈，寬四丈八尺； 大桅下布篷裙長六尺，寬一丈六尺； 插花布篷長四丈八尺，寬三丈二尺； 插花褲布篷長五丈，寬一丈三尺； 頭阡一人，負責大桅繂〔lu律，大粗繩索〕索、大碇索盤絞索、大櫓車繩； 二阡一人，負責大桅繂索、副碇索盤絞索、大櫓車繩； 三阡一人，負責大桅繂索、三碇索盤絞索，車子數根； 正副總鋪二人，負責鍋飯柴米事。 船上所帶渡海兵役，一號船由護送守備率領，二號船由千總率領。船上正使帶家人20名，副使帶家人15名外，還有巡捕、長班、門子、皂隸(差役)、轎夫、廚子、糕點匠等各種僕役，還有內科、外科醫生、吹鼓手、翻譯以及各種修理船隻及船上工具的工匠如艦匠、艌〔nian念〕匠、風帆匠、索匠、鐵匠等。

船上帶有《針路圖》導航。船舶按羅盤指示的航向行駛。古代航海用的羅盤以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天干中的甲、乙、丙、丁、(除去戊、己)庚、辛、壬、癸、八卦中的乾、坤、巽、艮、(除去震、離、坎、兌)合用共24個字，構成24個方位。用一個字表方位叫“單”(與“丹”通用)針，如單“辰”針、單“卯”針，也可用兩個字表示方位叫“縫針”，如“辛酉”針、“甲寅”針。 我國古代船舶行駛中還用“更”數多少作為航行距離的計時單位，也就是計程單位。從計時說，每一晝夜為10更；從計程說，每更有60裡(也有50里和40里之說)，所以“更”的意思是指在標準航速時，單位時間的航行距離。 古代測“更”數有這樣一種方法：“更”者，每晝夜分為十更，以焚香枝數為度(胡宗憲《籌海圖編》)。還有的是：“海洋行舟以磁為漏筒，如酒壺狀，中實細沙懸之，沙從筒眼滲出，復以一筒承之，上筒沙盡，下筒沙滿更換是為一更。每一日夜共十更，每更舟行可四十餘里，而風潮有順逆，駕駛有遲速，以一人取木片，赴船首投海中，即從船首疾行至船尾，木片與人行齊至為準，或云人行先木片至則為不上更；或木片先人而至則為過更，計所差之尺寸，酌更數之多寡，便知所行遠近。”(李元春《台灣志略》卷一)

據《中山傳信錄》載：“福州往琉球由閩安鎮出五虎門東沙外開洋用單(或作乙)辰針，十更取雞籠頭(見過即從北邊過船，以下諸山皆同)、花瓶嶼、彭家(佳)山。用乙卯並單卯針，十更取釣魚台，(自釣魚台)用單卯針四更取黃尾嶼，用甲寅(或作卯)針十(或作一)更取赤尾嶼，用乙卯針六更取姑米山，用單卯針取馬齒，甲卯及甲寅針收入琉球那霸港。福州五虎門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船。” 又記返程：“琉球歸福州，由那霸港用申針放洋，辛酉針一更半見姑米山並姑巴甚麻山。辛酉針四更，辛戌針十二更，乾戌針四更，單申針五更，辛酉針十六更見南杞山(屬浙江溫州)，坤未針三更取台山，丁未針三更取裡麻山，單申針三更收入福州定海所，進閩安鎮。琉球姑米山至福州定海所共五十更船。” 從以上可知赴琉球往返針路、里程、所需時間及地理形勢，給後人留下了極珍貴的航海史料。 清代麟慶是滿族貴族，生於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卒於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曾官至湖北巡撫、兩江總督，曾自敘於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中進士後赴寧波，曾登上海舶五層樓上，就其親眼所見記述：“望內外洋，水天一色，遙指琉球、日本諸國，輕煙數點爾。”又記海舶的製造甚詳。至海舶制度，頭艄俱方。其頭梁俗名利市頭。船後舵叫“水關”，有四個桅，前邊的叫“頭稱”，第二個叫“頭檣”，上面懸掛順風旗。第三個叫“大檣”，上面立著雀竿，竿頂有鯉魚旌。最後一個叫“尾檣”，上面豎著五色旗，船中極高處供奉著天妃聖母。棚叫“亭子”，門叫“水仙”。門旁有方艙，貯淡水用叫“水櫃”。船上雖有“車盤”，名字相同而用處不同：車盤在前邊的用以“拋錨”，在中間的用來“挂帆”，在後邊的用來“收舵”，這可說是“名同實異”。船上的柵欄雖同是柵欄而名稱又不同：在前邊的叫“闌籠”，在旁邊的叫“遮陽”，在後邊的叫“插簽”，這又可說是“名異實同”了。所製器具與內河所用的相彷彿，不過更加巨大。木碇以夾喇呢木的最好，其次用烏鹽木，這是由於南洋海底泥性過於柔軟，鐵錨拋下去後容易移動。船上還有“水垂”，是鉛造成的，重十七八斤，上面繫著大棕繩做的“水線”，用以測量水的深淺。 “水線”的長短以“拓”來計算，五尺為一拓，水深處有70拓(35丈)，最淺處也有30拓(15丈)。由於鉛的性質很容易下垂，一垂就垂到海底，水垂上蒙著布，布上再塗滿膏臘等油脂，船行所到之處就把水垂垂到水底，泥沙就緣垂而上，驗視水垂的顏色就知道到什麼地方了，量水線就知道水的深淺。至於“行水駛風，辨方定位”都用“針盤”。下盤嵌在艙板上“以針定字”，上盤安放於艄壁，“以字定針”，由舵師通過板洞來觀看，以掌握航行方向(參見慶麟著《鴻雪因緣圖記·海舶望洋》)。由上可知這是清代嘉慶年間的四桅五層遠洋大海船，狀甚雄偉、構造精良，系大型沙船。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停止海禁時，清政府公佈四大對外航海通商口岸：廣州、廈門、寧波、上海。後外國船隻多由於廣州貿易條件便利逐漸集中到廣州。由於沿海航業的不斷發展，又興起了一些新港口： 它興起較晚，但在清代發展很快。這是由於它地處江海交匯口，南北沿海中分點，有富裕的江南地區為腹地。雍正後漸有名。到嘉慶年間，上海的“海船帆檣是足以達閩、廣、沈、遼之遠”，“遠及西洋、暹羅之舟，歲亦間至”。成為全國最大港口。其固有船型是沙船。 是華北主要大港。由於它地處海河各支流匯合處，又有南北運河通航北京與江南，東通渤海沿岸山東至遼東，號稱北京門戶。清初海禁時，因它地處北方，幾乎未受影響。康熙二十三年開放海禁後，“始有商賈經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奉天(遼寧瀋陽)，萬商輻輳之盛，亙古未有”。從廈門至天津在正常情況下，“十餘日即至”。與上海間一年內四五個往返。從南方運來的龍眼、荔枝等乾果，轉口運來的檀香、藥材，江南運來的布匹、茶葉、瓷器、紙張等均經天津轉銷華北各地，由天津大量輸出華北各地的棗、梨、栗子及各種雜糧。 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因瀋陽飢荒，清政府決定發山東米糧賑遼東。糧船由登州(蓬萊)起航到旅順口再沿遼東半島西岸進三叉河到牛莊，再北上遼河至瀋陽。第二年康熙帝親到天津勘查，認為“自大沽達三杈，較便於登州”。三杈即三叉河，即今遼河河口內的港口牛莊。天津至牛莊航線三晝夜即可到達。以後，這條航線又成為遼東長期供應天津城市人口的用糧專線。以後由於船舶日大，港市下移到遼河口，牛莊被營口港代替。 山東瀕臨渤海、黃海，山東的登州、萊州、青州、沂州各地瀕海地區都可由海道赴南北各港交易。這一地區的船被稱為山東船。 寧波是浙江古港。其特型船是疍〔dan蛋〕船，又名三不像，通稱寧船。北航天津、營口，一年可往返三次。寧波的外港有乍浦、溫州、台州。乍浦港位於杭州灣內，內通杭嘉湖地區。 它是全閩的門戶，又是福建渡台要地。它有三條航線： 1.對渡台灣航線通用海船叫橫洋船。船身樑頭二丈以上，工料堅實，船身寬廣，大者可載六七千石，小者可載二三千石。 2.北方航線從廈門出發，順風10餘日至天津，又上可至關東，下可至山東、上海等地。主要船舶是販艚船。 3.南方航線主要航往廣州及廣東各地。主要船舶是南艚船。 廣州船春夏之交約15日就可到達山東、關東及天津各港，秋冬以後，3日可達雷州、瓊州各地，又是全國對外進出口貿易中心。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廣州有百餘艘大海船，轉運南北貨物，遍及南北各大港口。 清代遠洋航海業在規模上超越於前代。 18世紀中後期清代遠洋最盛時，約有遠洋商船600餘艘，總運載能力可達20多萬噸。在東南亞地區的航運力量仍居領先地位。 18世紀後期，在中英貿易中，中國仍處於領先地位。只是由於清朝的統治日趨腐朽衰敗，而世界資本主義處於上升階段，19世紀20年代後，中國經濟日益落後，造船航海業處於停滯期。鴉片戰爭後，中國工業落後，商業蕭條，農村破產，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造船航海業漸趨衰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使中國造船航海事業揭開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