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科普學習 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

第10章 第十章江南造船業的興盛和中日的海上交往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連年戰亂,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大批人民輾轉流徙到南方。南方政局相對穩定。南遷人民帶去了先進的科學知識、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興修塘堰,同南方勞動人民共同開發江南地區,使原來落後於北方的南方生產迅速得到提高。 經濟的繁榮和相對安定的政局為發展造船及遠洋航海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秦漢造船業的基礎上,三國時期的造船業又有所發展。 孫吳所據之江東,歷史上就是造船業發達的吳越之地,政權新建不久就有船艦5000餘艘。吳在永寧(今浙江溫州市)、橫陽(今浙江平陽縣)、溫麻(今福建連江縣)等處都設有“船屯”以發展造船業。吳國有很多技術高超、熟練的造船工匠,還在建安設了管理造船的官員——典船校尉。吳國造的戰船,最大的上下五層,可載3000名士兵。孫權乘坐的“飛雲”、“蓋海”等大船更是雄偉壯觀。孫吳能多次派出大船隊遠航遼東及南海海域。孫吳的民船業也很發達,如位於今江西省南昌市西南的“(舟句)(舟鹿)〔goulu勾路〕洲”就由於建造過“(舟句)(舟鹿)大扁”而得名。 “舸”、“艑〔bian便〕艇”、“艑舟”、“輕舟”、“舲舟”、“舫舟”都是民船的名稱。最有名的溫麻船屯造的“溫麻五合”海船,由於是並用五個大板做的,所以以“五合”為名。 “晨鳧〔fu浮〕”又名“青桐大舡”,就是諸葛恪造的“鴨頭舡”。這些大船選材考究,多用“豫章楠(木先)〔xian顯〕”上好硬木製成,極為堅固。

西晉的造船業也有發展。西晉謀劃滅吳時,晉武帝司馬炎於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命大將王濬為益州刺史,去作準備。王濬至益州,罷屯田軍,大作舟艦。他發明製造了大船叫“連舫”,就是把許多小船拼裝成一艘大船。 “方百二十步(一步為六尺),受(載)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晉書·王濬傳》)被稱為“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北魏的造船業雖不如江南,但也有一定的造船能力。劉宋將伐北魏。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神(麋字去米換加)〔jia加〕三年(公元430年)令“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薄骨律鎮將在鎮造船200艘。當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拓跋燾率兵南下時,劉宋“陳艦列營,自採石(安徽馬鞍山市長江東岸)至於暨陽(今江蘇江陰)六七百里”(),沿江布船設防,足見當時船舶之多,造船之盛。

為了提高航行速度,南齊大科學家祖沖之(公元429—500年)“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南齊書》卷五十二)。裝有槳輪的船舶,稱為“車船”。這種船利用人力以腳踏車輪推動船的前進。這自然沒有風帆利用自然力那樣經濟,但這也是一項偉大發明,在造船史上為後來船舶動力的改進提供了新的思路。 南梁時,侯景軍中有的船隻上裝有160支槳,航行飛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日兩國繼續交往。早在東漢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後漢書·光武帝紀》),這是中國史書上第一次對中日正式交往的記載。 “光武賜以印授”(《後漢書·東夷傳》),這一條記載,根據出土文物也證實了。 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天明四年)日本九州福岡縣志賀島的一位農民,在修水溝時,發現了一方金印,這方金印上刻著“漢委奴國王”五個字,該印2.3厘米見方,0.3厘米厚,重約108.7克,金質蛇紐,陰文篆文。這就是東漢光武帝賜給倭奴國王的那方金印。


“漢委奴國王”金印
到了曹魏時,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卑彌呼遣使臣難升米來中國洛陽,與魏通好,“獻男生口(奴隸)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疋二丈”。魏明帝詔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封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並賞賜大量各色絲綢絹錦、黃金、銅鏡、真珠、五尺刀等物,並要卑彌呼把這些賞物耀示國人,使倭人了解曹魏對卑彌呼的友善、支持。 曹魏與倭自魏景初二年至正始九年的十年間(公元238—248年),有六次派使節互相饋贈及答謝等往來,中日海上交通頻繁。 曹魏與日本的海上航路是:曹魏從山東渡渤海——曹魏屬帶方郡(今朝鮮開城附近)——釜山——對馬島——壹岐島——九州福岡松浦。 孫吳也欲與倭聯繫,由於北方已被曹魏控制,便想從東南沿海赴倭。吳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出海,尋找夷洲和亶洲(吳人稱倭國為亶洲)。亶洲所在絕遠,衛溫和諸葛直只到了夷洲(今台灣),“得數千人,還”(《三國志·吳志》)。這是中國經營台灣的首次記載。由於他們沒能到亶洲(日本),便率隊返航。吳黃龍三年(公元231年)二月,他們剛從海外返回,便以士卒疫死者十亡八九,溫、直“違詔無功,下獄誅殺”。

衛溫、諸葛直去開闢跨東海通日的航線沒有成功,吳國便想繞過曹魏直接控制區,從海上與魏遼東太守公孫淵建立聯繫,開闢從長江口北航朝鮮再轉赴日本的航路。 第一次:吳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三月,孫權派將軍周賀、校尉裴潛從海上潛航遼東,以待今後南北夾攻魏。此事被曹魏發現,就命魏將田豫率青州兵討公孫淵,並在山東成山角設伏,截擊由遼東返東吳的周賀等人。適遇大風,東吳艦隊皆觸礁,幾乎全軍覆沒,周賀被斬。十月,公孫淵派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孫權,並獻貂馬,此事受到曹魏責難。 第二次:吳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三月,孫權又派張彌等帶大量珍寶財貨、水軍萬人送宿舒、孫綜回遼東。時公孫淵已重投曹魏,就將張彌殺死,俘虜了全部隨行吳軍,只有隨員秦旦等逃亡到高句麗。高句麗王派人送秦旦等返回東吳。

第三次:吳赤烏二年(公元239年)春,吳再派將軍孫怡到遼東,擊敗曹魏守將,“虜得男女”而回。 東吳三次大規模出動船隊開闢了自長江口直達朝鮮的航線。雖未能達到日本,卻為南朝時形成的中日南道航線打下基礎。 關於中日南道航線的產生是由於“倭人……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文獻通考》)。這時朝鮮北部的高句麗與倭處敵對狀態,道路受阻。 中日南道航線:從建康出發——長江口——山東成山——模渡黃海——朝鮮南部——濟州海峽——對馬島——壹岐島——福岡(博多)——穴門(今關門海峽)——瀨戶內海——大阪(難波津)。

中日南道航線比曹魏時經帶方郡到日本的北道航線要近得多。但是航海技術要求更高。 中日南道航線開闢之時,中國由於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南朝劉宋時期,日本曾先後八次遣使者“獻方物”求詔封。時間是宋武帝劉裕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宋孝武帝劉駿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順帝劉準昇明二年(公元478年)。中國文化、生產技術傳到日本,對日本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並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及中日友誼。不少中國紡織工、養蠶繅絲工、陶工、廚師移居日本,梁武帝時,漢人司馬達把印度的佛教帶到日本,從此日本文化又受到佛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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