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客家民居，不少研究者都指出，客家民居源自中原，是客家先民從河南等地向南遷移時帶來的黃河流域的建築文化。這里以地下發掘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為依據，從客家民居的形制、佈局、建築方法等方面，追溯客家民居與黃河流域建築文化的淵源關係。
古人講，“南越巢居，北朔穴居”(晉代張華《博物誌》)。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原始先民，由於氣候炎熱，多雨潮濕，蟲蛇獸害嚴重，他們最初在樹杈上架設巢式窩棚。後來，這種“巢居”發展為“干欄”式房屋：先在房址打上一根根木柱，上面架梁鋪板作室面，再用竹、木圍成四壁，上蓋茅草為頂，門外置一個小曬台，最後用木桿、木條和藤類紮製上下的樓梯。於是，上層住人、貯物，下層飼養牲畜，既遮日避雨，通風防潮，又可防蟲獸之害。考古工作者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的大量實物證明，7000年前的本地先民，曾用木構架建造大型“干欄”長屋，進深七米，長達23米。
今天，生活在雲南的傣、景頗、德昂、佤、哈尼族，貴州的水族、布依族，廣西的壯、瑤、苗族，廣東黎族和台灣的原住民，他們居住的房屋，或用竹、木構築，或以磚木結構，屋頂蓋瓦，但都保持著“干欄”房屋的基本形制，以及上層住人、下層養畜的傳統居住習俗。
在黃河流域，由於氣候乾燥，冬天寒冷，原始先民大多選擇乾燥、向陽、背風的洞穴為棲息之所。例如，生活在四五十萬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一萬多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都是居住在天然洞穴裡。隨著人類的進步，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北方先民由穴居漸漸進化為半穴居，以至發展為在地面建造土木混合構架的房屋。
6000年前，生活在西安半坡遺址的先民，他們建造的一處處氏族聚落，其房屋或方形或圓形。方形的是先挖出淺穴，四周用密排的木柱構成壁體，中間再以木柱作為構架的骨幹，並支持屋頂。壁體和屋頂鋪敷泥土或草。圓形房屋一般建於地面，周圍密排較細的木柱，中間再立二至六根柱子，在圓錐形之上可能再造一個兩面坡式的小屋頂，壁體和屋頂敷泥土或草。木骨泥牆的出現，是地下建築發展為地面建築的關鍵；而直立的牆體，傾斜的屋蓋，則為後代建築的基本形式奠定了基礎，因而在建築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半坡遺址的原始村落的房屋群中，位居中心的是一座大型的方形房屋，據推測，這可能是氏族公共活動場所。而在它北邊發掘的45座中小型房基，皆大體朝南，並形成一個面向大房子的不甚規則的半月形。離西安半坡不遠的臨潼姜寨，也發掘了6000年前的原始村落：村中心是用於歡慶豐收和其他重大活動的廣場；四周圍繞著五個房屋群落，它們分屬於五個不同氏族，但所有房屋的門都朝向中心廣場；每個氏族房屋群，都有一個用於氏族集會、祭祀和遊樂的方形大屋子。這種原始聚落的佈局，與客家民居中的圍龍屋的半月形環形屋，圍護著中心的祖宗祠堂，一個個房門朝向祠堂相近似。特別是與福建南靖書洋田寮坑村的由幾座圓樓圍護中心一座方樓的客家聚落佈局，甚為相似。還有，圍龍屋祠堂作為氏族議事、祭祖、娛樂和舉辦婚喪大事等氏族公共活動的場所，也與半坡遺址的大房子功能相似。至於它所體現的氏族聚落特有的團結向心精神，與客家民居聚族共居的習俗和團結對外的傳統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
在半坡遺址住房附近，還發現了兩處營造簡陋的長方形建築遺址。據推測，這是飼養牲畜的欄圈。這種人畜分開的居住習慣，也與客家民居中的殿堂式圍屋近似，而與南方土著“干欄”式建築的上層住人、下層圈養牲畜的習俗迥然不同。
在河南安陽後崗遺址龍山文化層，考古工作者在600平方米範圍內發掘了38座房基。據考證，這些大約4000年前的房基，都是直徑為3.2米至5.7米的圓形地面建築。有趣的是，這種住宅不僅其形制與客家圓形土樓相似，其建造方法也頗為相同：先在地面墊土築起高於周圍地面的台基，然後在台基上挖出建牆的溝槽，再用處理過的純黃土在槽內築起土牆。
這一切，都說明黃河流域先民的房屋建造方法和居住習慣，與客家民居有種種相似之處。因而可以說客家民居仍保留著黃河流域史前建築的風韻。
客家傳統民居，幾乎都是採用版築建造的。築牆時，兩邊用木製牆板夾定，舉杵夯實，這叫“版築”，它是夯築法的發展。古人將版築技術廣泛應用於長城、城垣、宮殿、樓宇和民居建築中。例如，東晉大夏國王徵民工10萬，建造國都統萬城(在今內蒙古伊克昭盟毛烏素大沙漠南端)時，便用黏土、石灰、砂子版築，並規定若以鐵錐刺土，能刺進一寸，就要殺死築城之人。於是，把城牆築得“城堅如鐵石，攻之不能入”，“其堅可以礪刀斧”。同樣，有些客家土樓雖經幾百年風雨浸蝕，然而，欲開牆造門，竟如開鑿石隧之艱難。
那麼，版築方法源起何時呢？
《孟子》和《史記》都記述了這樣的故事：相傳，商代有一位名叫傅說的人，本是在今河南三門峽、洛陽一帶從事版築的罪人，大概是因為他的版築技藝高明，才華出眾，商王武丁想提拔他來治理國家。但又恐怕朝廷貴族百官不服，便假託夢中見到一位名叫“說”的聖人。於是，商王派人把他找來，並舉為宰相，由是商朝大治。
這裡姑且不論故事的真假，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陽縣平糧台發現了4500年前的古城遺址。該城牆殘高3—5米，底寬13米，頂寬8—10米，是採用小版築堆法築成的。在河南鄭州的商城遺址發掘的屬於3500年前的古城牆基址，四周總長為6960米，是採用分段版築法逐段延伸建築，每段長3.8米左右，牆體下寬上窄呈梯形，牆基寬為10.5-10.7米，一般夯層厚8—10厘米，夯窩圓形，直徑2—4厘米。因夯層較薄，夯窩密集，質地相當堅硬。
如前所述，客家人在版築舂牆時，每築一版都要平放一些杉木枝或竹片做“牆骨”——古稱“紝〔ren任〕木”，以增強土牆的拉力。放置紝木之法，早在漢代築造長安城時已見採用。有趣的是，漢代在甘肅河西走廊一些河灘沼澤地段建長城和烽火台時，由於那里土質黏性較差，又缺少樹木，民工就用河灘、沼澤的蘆葦充作紝木，亦甚為堅固。
客家殿堂式圍屋，源自黃河流域的傳統建築文化。在河南、陝西等地，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的殿堂建築和遺址都極為豐富。
在今日陝西岐山鳳雛和扶風召陳村，都發現了西周初期的殿堂式建築基址。考古工作者對岐山鳳雛遺址的研究表明，這座南北長45.2米、東西寬32.5米夯土台基上的大型建築群，是以門道、前堂、過廊、後室為中軸，東西配置廂房的，前後二進、東西對稱的封閉院落。進了正中大門是門道(客家稱“下廳”)，門道兩側有東西塾房(或曰“門房”)。前堂前面為中院，兩側各有台階通向東西廂房。廂房左右對稱，各有大小不等的八個房間。由中院台階升入前堂，它面闊六間，進深三間。前堂後面通向後室的廊道，把後庭分成東西兩個小院(天井)。後室有五間，東西兩端各有一小門道通向室外。整座建築，從堂、室、廂、塾及庭院、廊道，皆圍護在一起。這種封閉式的建築物，從形制、佈局以及堂的功能作用，與客家殿堂圍屋頗為相似。
中國最早出現的樓是城樓。有人從甲骨文中的
和
等字，推測3000年前的商周時代已有城樓。這是可能的，但有待考古發現的確證。 2500年前的吳王闔閭建造的吳城，“門三，皆有樓”(《越絕書》)。其後的越國大夫范蠡，則為越王勾踐造了象徵天門的“飛翼樓”。不過，這些城樓，高壘厚牆，樓上設垛口、射口，以居高臨下抵禦進攻之敵，純為防禦設施，並非民居。
隨著建築技術的發展，秦漢時期中國出現了樓宇。秦始皇造的阿房宮，“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漢武帝聽了方士建議，下令建起迎神的神明台和井幹樓——顧名思義，這大概是井字形的方樓。
東漢已有民居的樓宇。漢代中有“西北有高樓”詩句，漢樂府《陌上桑》也寫道：“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鄉間采桑女秦羅敷也住樓了，可見樓宇已相當普遍。
不過，像客家地區碉堡似的土樓，源起何時呢？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廣州動物園內麻鷹崗東漢墓葬中，出土了多座陶城堡明器。它們反映了墓主人生前住宅的建築形式和特點：方形城堡，前後開設大門，門頂皆建有用來瞭望和禦敵的碉堡；城堡一層不開外窗，二層才開設細長的豎窗；城堡四角各建一座碉堡似的望樓，以便瞭望和居高臨下地射擊進犯之敵。
城堡，漢時稱“塢堡”，甚為盛行。東漢初期，經過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靠著地主豪強的支持建立起來的東漢政權，賦予豪強地主種種特權，他們巧取豪奪後，紛紛在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建立龐大的田莊。他們中有的佔有良田萬畝，攫取億萬資財，控制著上萬家農戶——農民平日為他們耕種、做雜役，戰時充當“部曲”(家兵)。為保護其財富，他們在自己的田莊修建塢堡。塢堡內，有高聳似塔的望樓和龐大、堅固的城堡式住宅。東漢末年，董卓在離都城長安130公里所建的郿塢，高丈餘，週一里許，裡面屯積了夠用30年的糧食，黃金二三萬斤，白銀八九萬斤，號曰“萬歲塢”。
陶城堡的形制及功用，與客家方形土樓，特別是俗稱“四點金”的方樓極為相似，它們都源自黃河流域文化。
和等字，推測3000年前的商周時代已有城樓。這是可能的，但有待考古發現的確證。 2500年前的吳王闔閭建造的吳城，“門三，皆有樓”(《越絕書》)。其後的越國大夫范蠡，則為越王勾踐造了象徵天門的“飛翼樓”。不過，這些城樓，高壘厚牆，樓上設垛口、射口，以居高臨下抵禦進攻之敵，純為防禦設施，並非民居。
隨著建築技術的發展，秦漢時期中國出現了樓宇。秦始皇造的阿房宮，“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漢武帝聽了方士建議，下令建起迎神的神明台和井幹樓——顧名思義，這大概是井字形的方樓。
東漢已有民居的樓宇。漢代中有“西北有高樓”詩句，漢樂府《陌上桑》也寫道：“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鄉間采桑女秦羅敷也住樓了，可見樓宇已相當普遍。
不過，像客家地區碉堡似的土樓，源起何時呢？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廣州動物園內麻鷹崗東漢墓葬中，出土了多座陶城堡明器。它們反映了墓主人生前住宅的建築形式和特點：方形城堡，前後開設大門，門頂皆建有用來瞭望和禦敵的碉堡；城堡一層不開外窗，二層才開設細長的豎窗；城堡四角各建一座碉堡似的望樓，以便瞭望和居高臨下地射擊進犯之敵。
城堡，漢時稱“塢堡”，甚為盛行。東漢初期，經過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靠著地主豪強的支持建立起來的東漢政權，賦予豪強地主種種特權，他們巧取豪奪後，紛紛在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建立龐大的田莊。他們中有的佔有良田萬畝，攫取億萬資財，控制著上萬家農戶——農民平日為他們耕種、做雜役，戰時充當“部曲”(家兵)。為保護其財富，他們在自己的田莊修建塢堡。塢堡內，有高聳似塔的望樓和龐大、堅固的城堡式住宅。東漢末年，董卓在離都城長安130公里所建的郿塢，高丈餘，週一里許，裡面屯積了夠用30年的糧食，黃金二三萬斤，白銀八九萬斤，號曰“萬歲塢”。
陶城堡的形制及功用，與客家方形土樓，特別是俗稱“四點金”的方樓極為相似，它們都源自黃河流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