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第八章明代服飾

明代官服恢復唐制，但比唐代的“品色衣”等級的差別更加明顯。這與朱元璋奪取政權後，改變農民立場，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有關。 官服中最高等級的冕服只限於皇帝、皇太子、親王等皇室成員專用。冕服用於祭祀或朝會等大典。明初冕服一如傳統形制，洪武(公元1368—1398年)初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間曾有幾次變更，只是在質料、花紋位置上作些調整。歷次改變，都使規定更加具體，製作也更為考究。明代冕服與前稍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將原冕服下裳的前三後四改作連屬一起如帷幕的式樣；二是規定所繡日、月的直徑為五寸；三是用黃玉作充耳；四是將古制的五彩玉旒改為七彩玉珠，又將火、華蟲、宗彝繡在袖上，日、月、龍繡於兩肩，星辰、山繡於後背等等。皇太子在陪同皇帝祭祀天地、社稷、宗廟，以及大朝會、受冊等重大典禮時，也服袞冕，但較皇帝次一等，袞服用九章紋，冕為九旒，旒用九玉。世子袞冕又次一等，為七章、七旒。旒上所用珠玉的質料、色彩都稍有不同，以示區別。

皇室冠服，還有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燕弁服等，用於不同的場合。以上冠服，由於時代不同，也略有改變。如武弁服，在明初時用於皇帝親征或遣將，以後就不多用了。幾種冠服中用途最多的是常服，常服為折角向上的烏紗帽，盤領窄袖黃袍，袍的前後及雙肩各繡金織盤龍，金、玉、琥珀束帶。因烏紗帽折角向上如“善”字，後名“翼善冠”。與唐代相比較，明代“翼善冠”要簡化得多。今天我們還能看到的這種冠的實物，是明十三陵中定陵出土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的金制翼善冠。全冠用極細的金絲編織而成，上面鑲嵌兩條金龍戲珠，姿態生動，製作精緻，體現著皇帝的尊貴及特權地位。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更定燕弁服，作為皇帝燕居休閒的服裝。世宗朱厚熜〔zong總〕認為，古代的玄端上下通用，有失皇帝威儀，於是告諭禮部：“今非古人比，雖燕居，宜辨等威”(《明史·輿服志》)。後更名“燕弁”，寓有深宮獨處，以燕安為戒的意思。燕弁服的冠匡如皮弁，用烏紗為帽，全帽有12瓣，各瓣間壓以金線，帽前裝飾五彩玉雲，帽後列四山，朱纓，雙玉簪。衣服仍如古玄端式，兩肩繡日、月，衣前盤一圓龍，後面盤二方龍。同年，在燕弁服的基礎上製定保和冠服，作為親王、郡王、世子等燕居時的服裝。保和冠乃是明代的創制，但也並未脫離傳統的冠制體系。

明代的文武官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 祭服，最為尊貴，只用於祭祀的特定場合。明朝初立，學士陶安即請制五冕。朱元璋認為古制太繁，於是刪繁就簡，規定皇帝“祭天地、宗廟，服袞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明史·輿服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制定品官祭服。一品至九品都是青羅衣，白紗中單，黑領黑邊。赤羅裳，赤羅蔽膝。冠帶、佩綬等都依朝服品級。 朝服用於大祀、慶成、正旦、頒詔等國家大典。戴梁冠，穿赤羅衣、裳，佩赤、白二色絹大帶，革帶，佩綬。明延宋制，也以冠上樑數劃分等級。公冠為八梁，加籠巾貂蟬，立筆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後玉蟬。侯七梁，籠巾貂蟬，前後金蟬，其餘皆少於公冠一等。伯為玳瑁蟬，其餘較侯再減一等。都插雉尾。駙馬與侯相同，但不插雉尾。梁數之外，官員所佩的帶、綬也是區分品級的標誌。官一品，冠七梁，不用籠巾貂蟬，革帶用玉，綬用雲鳳四色(黃、綠、赤、紫)花錦。二品，冠六梁，犀革帶，綬同一品。三品，冠五梁，金革帶，綬用雲鶴花錦。四品，冠四梁，餘同三品。五品，冠三梁，銀革帶，綬用盤雕花錦。六品、七品冠二梁，銀革帶，綬用練鵲三色(黃、綠、赤)花錦。八、九品冠一梁，革帶用烏角，綬用鸂鶒〔xichi西翅，一種水鳥，色多紫〕二色(黃、綠)花錦。御史冠用獬豸。所拿的笏板，一至五品用象牙，六至九品用槐木。

公服用於早晚朝奏事、侍班、謝恩、見辭等，以後改為常朝時穿便服，只在初一、十五朝參時穿公服。這種服制為盤領右衽袍，袖寬三尺，用紵絲或紗羅絹製作。袍服顏色，一至四品為緋色，五至七品為青色，八至九品為綠色。按品級繡織各種大小不同的花紋。八品以下官員的公服沒有紋飾。穿公服時，頭上須戴襆頭。 常服用於常年理事，也是公服，形制比較簡便，由烏紗帽、團領衫、束帶三部分組成。烏紗帽前低後高，兩旁各插一翅，通體圓形，外表用黑皺紗，帽里為漆藤絲或麻，既輕又牢固，可以自由戴脫。明代以烏紗帽作為官帽，此後即引申為官職的代稱。鄭板橋的“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tuo陀，袋子〕蕭蕭兩袖寒”(《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就是以烏紗帽代指官位。束帶，依品級區別，一品用玉帶，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為素金，五品銀鈒花，六品、七品素銀，八品、九品烏角。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定職官常服使用補子。這是一種有固定位置、形式、內容和意義的紋飾，以金線或彩絲織成飛禽走獸紋樣，綴於官服的前胸後背處，通常做成方形，前後各一。文官繡禽，表示文明；武官繡獸，表示威武。公、侯、伯及各品官各不相同。明代這一創制，延續到清代，成為區別官員品級的又一顯著標誌。其具體規定所繡圖案如下：

公、侯、伯、駙馬麒麟、白澤 文官一品仙鶴 二品錦雞 三品孔雀 四品雲雁 五品白鷳〔xian閒〕 六品鷺鷥 七品鸂鶒 八品黃鸝 九品鵪鶉 雜職練雀 武官一品獅子 二品獅子 三品虎豹 四品虎豹 品熊羆〔pi皮〕 六品彪 七品彪 八品犀牛 九品海馬 風憲官獬豸 明代對補子品級圖案的規定還不十分嚴格，一些沒有正式官職的雜職人員也可以用雜禽、雜花補子。其他還有用應景補子的，如：正月十五的“燈景”補子，五月端陽的“艾虎”、“五毒”，七月的“鵲橋”，以及“葫蘆”、“菊花”等正式品服之外的補子，大多是內臣、官眷等人觸景生情自己置辦的。 明代在本色官服之外還有賜服，初意是由皇帝特別恩准賜予有功勳的官員，以後朝政腐敗，賜服也已變質，主要是視皇帝的喜好、需要了。一種賜服是官品未到而賜予的，如官未至一品而賜佩玉帶，正二品賜服公、侯的麒麟服，或品級低的賜服一、二品的仙鶴、錦雞服。嘉靖時，皇帝朱厚熜好道教，學士嚴訥、李春芳、董份因能撰寫青詞，都以五品官得賜服仙鶴(《明史·輿服志》)。另一種是賜服蟒衣、飛魚、鬥牛服。蟒的紋樣與龍相仿，僅比龍少一爪；飛魚為有魚鰭、魚尾之蟒；鬥牛是蟒頭上多兩個牛角。這三種紋樣像龍，是袞龍服外最為尊貴的紋飾。因為三者形象近似，容易相混，有時難免錯認。 《明史·輿服志》載有這樣一樁事：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朱厚熜出行，群臣朝於駐蹕〔bi畢〕所(途中停留暫住的地方)。兵部尚書張瓚〔zan贊〕“服蟒”朝見。皇帝見了大怒，質問：“尚書是二品官，為什麼自穿蟒服？”閣臣夏言答：“張瓚所穿是皇帝賞賜的飛魚服，鮮明像蟒，並不是蟒。”朱厚熜仍以其多有冒犯，要嚴加禁止。結果是禮部奏定，文武官員不准擅用蟒衣、飛魚、鬥牛服，以及其他違禁的華異服色。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定忠靜冠服，作為品官燕居時的服裝。取名“忠靜”，意思是“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明史·輿服志》)。這是一種仿古冠服，烏紗帽，冠頂有三梁，各壓以金線，沿有金邊，四品以下官員去掉金邊用淺色絲線。忠靜冠也是明代的創制。這種冠服使用範圍較廣，王府將軍中尉，在京七品以上官員，八品以上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官，在外的各府堂官、州縣正堂、儒學教官，及武官都督以上都可以穿用。崇禎時曾令百官燕居時都用忠靜冠服。 內臣服飾。朱元璋取得政權後，深以歷史上宦官的禍國亂政為鑑戒，嚴禁宦官干政，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明初規定：凡內臣(宦官)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朝文武官職銜；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內臣有公文來往；內臣的品級不得超過四品；內臣不許戴朝冠、襆頭，不得穿外朝官員的服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規定：內使監參與朝會，按品用朝服、公服。平時的常服，是葵花胸背團領衫，不拘顏色；烏紗描金曲腳帽；犀角帶。沒有品級的，只服用團領衫，衫上沒有胸背花。並在宮門鑄一鐵牌，上刻“內臣不得乾預政事，犯者斬”。做出這些規定的目的是使宦官成為名副其實的宮廷僕役。但是，事與願違，有明一代宦官之為害，卻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朝代之一。朱元璋晚年，已經違背初衷，讓內臣參與了一些政府的經濟活動。這當然還是極有限度的。到明成祖朱棣時，由於他是依賴宦官取得政權的，所以，永樂時期，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不僅名稱上“改監正曰太監”，事實上，也參與了國家大事，出使地方，有的還成為地方的監軍。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設置東廠，令宦官刺探臣民隱事。這是一種特務活動，而宦官的權力已凌駕於朝臣之上了。此時內臣的冠服，早已非複往昔，制度上明確規定，陪侍帝王左右的宦官“必蟒服，制如曳撒，繡蟒於左右，係以鸞帶”，其“貴而用事者，賜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明史·輿服志》)。明熹宗時，大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他的朝服不僅與外廷相同，且有超越。他的朝冠已加至九梁，並戴上公、侯、伯爵的簪纓。直到熹宗死去，才有所收斂。

冠服之外的佩飾有牙牌。這是內官及在京各司常朝官都需隨身懸掛的，用來作為出入關防的憑證。官員牙牌以像牙為料，上面刻有官職。拜官時由高寶司頒給，轉官時須繳還，不得轉借，否則就要坐罪。內使、小火者用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等用銅牌。明武帝時太監劉瑾圖謀不軌，不僅私製兵器，偽造寶印，且改制牙牌。抄沒他家時，除金銀珠寶、蟒衣袞袍外，牙牌竟有兩大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