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四節中國傳統文化對歐洲的影響

在文學方面，傳教士馬若瑟最早將元曲《趙氏孤兒》譯成法文。 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由杜赫德主編的《中華帝國全志》收入了這個譯著，同時還收進了四回和中的十幾首詩。 《趙氏孤兒》傳到歐洲後，在歐洲文藝界引起廣泛反響。著名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一代文豪伏爾泰根據《趙氏孤兒》的譯本，寫出了《中國孤兒》劇本，1755年在巴黎上演。法文版《趙氏孤兒》出版後，五六年內就有了兩個英文譯本。英國劇作家經過加工和再創作，編出了四五個改編的劇本。伏爾泰改寫的《趙氏孤兒》在巴黎上演後，英國劇作家再將伏爾泰的劇本改寫，於1759年在倫敦上演。由當時極負盛名的劇作家和演員加立克主演，佈景和服裝也極富東方情調，因而獲得了成功和讚譽。另一位英國名作家湯瑪斯·帕西也對中國文化發生濃厚興趣。他曾從葡萄牙譯本轉譯了中國小說，並編寫了一部《中國詩文雜著》，於1762年出版。其中也收入了《趙氏孤兒》。在德國，18世紀40年代出版了《趙氏孤兒》的德文譯本。此外，德國人還把小說從英文轉譯成德文。近代德國的兩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曾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席勒想改作，創作了一個啞謎式的中國神話劇本，取名《圖朗多》，受到歌德的喝彩。歌德在他的日記與書信中曾多次提到《趙氏孤兒》對他的啟示。正是在《趙氏孤兒》這樣一些中國故事的影響下，歌德創作了未完成的悲劇《愛爾培諾爾》。

在史學方面，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是第一位用外文撰寫有系統的、嚴肅的中國歷史的作家。他的《中國史十卷》記載了上起盤古開天闢地，下迄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的中國古代歷史。而他的《韃靼戰紀》是一部聞見錄性質的歷史著作，對滿清入關前後的中國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法國傳教士馮秉正在1777—1783年編譯出版了13卷本的。這部書主要根據我國朱熹的《通鑑綱目》的滿文本摘譯成書，並且補充了明清部分。儘管譯文不很精確，但畢竟是首次向西方系統介紹了中國的歷史知識。有趣的是，現在還保存著當時訂購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單，從中可以了解此書在法國流傳的地域及社會階層的情況。另一位博學多識的法國傳教士宋君榮，在中國學者的協助下撰寫了《唐代史》。宋君榮還對中國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歷史甚感興趣，在1739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史》。不過，傳教士們了解歷史，還是為了當時的宗教活動服務。因此他們更重視當代史的研究。 1688年，奧爾良發表了《吞併中國的兩位滿洲征服者的歷史》，記述了清王朝的建國史。 1697年，白晉又出版了康熙大帝的傳記《中國皇帝的歷史畫像》。這部書將康熙皇帝和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作了比較，對兩者都推崇備至，對西方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些關於中國歷史的知識被介紹到歐洲以後，對歐洲史學家的開闊視野與理論概括都產生了一些影響。例如，英國大史學家、著名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就在自己的著述中談到韃靼人對中國的征服，並認為中國的史書可以用來解釋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此外，他還在自己的書中不時引用一些有關中國的歷史資料，如蘇武在北海牧羊，司馬遷和司馬光的史書，耶律楚材如何勸導蒙古入侵者，以及明朝建文帝之死，等等。在德國，馮秉正編譯的，在給讀者以中國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國自公元前10世紀起直到清朝沒有什麼根本變化。黑格爾和另一個著名的德國史學家朗克等人受了這種影響，得出了“中國的歷史本身沒有什麼發展”，中國“還處在世界歷史之外”，“中國人是永遠靜止的人民”等消極、謬誤的結論。這些情況，說明了兩種文化的交流是一種複雜的、甚至曲折的歷程。

比起文學和史學來，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與精粹——經學，對於歐洲人來說，難度就大得多了。不過，由於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們大都有著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養，加上他們又都以過人的熱情和勤奮對中國經學進行刻苦的鑽研，因而在這方面獲得相當深的心得與造詣。利瑪竇，就是研究並向西方介紹儒學的第一位歐洲人士。繼利瑪竇之後，金尼閣將“五經”譯成拉丁文。除金尼閣外，宋君榮譯出了《書經》、馬若瑟和孫璋曾譯。難度最大的，也由法國傳教士雷孝思譯出。清初時，意大利傳教士殷鐸澤等將《大學》譯成拉丁文，取名《中國的智慧》。後來，殷鐸澤又把《中庸》翻譯出來，取名《中國政治倫理學》。 1687年，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在巴黎印行了《中國哲學家孔子》。康熙時法國傳教士白晉等人研究多年，白晉深得康熙皇帝的信用，康熙皇帝對他研究十分鼓勵，曾多次進行督促。後來，白晉終於用拉丁文寫出了《易經要旨》。

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經過傳教士們不甚準確的吸收和消化後介紹到歐洲，被歐洲各國的思想文化界根據自己的國情加以吸收。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也受到中國文化的一定影響。 在德國，著名的哲學家萊布尼茲受到在華傳教士們著述的影響，很早就接觸到中國的儒學、佛教和道家的思想，讀過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特別是孔子的著作，1689年，萊布尼茲遊歷羅馬時結識了在華擔任過欽天監監正的意大利傳教士閔明我，得到了不少關於中國的知識。 1697年，萊布尼茲編輯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國新論》，表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的巨大熱情和重視。萊布尼茲認為，中國儒家的理論基礎同基督教的教義有許多共同之處。他把自己所追求的歐洲和平的“大和諧”理想同中國的“大同”思想、“大一統”思想緊密聯繫起來，實際上是藉儒家的“秩序”和“道德”，表達他對當時德國封建的分裂割據、戰亂不止和諸侯暴虐的不滿。為了切實地促進歐洲與中國文化之間的交流，萊布尼茲還致力於創建柏林科學院。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華法國傳教士白晉同萊布尼茲之間的通信，持續了六年之久，他們對進行了討論。這一討論有助於萊布尼茲的數學研究，他們發現卦圖和萊布尼茲的數學二進制之間的相似之處，從而對於萊布尼茲二進制算術的完善化起了促進作用。大文豪歌德曾經“對中華帝國從事最認真的研究”。他從儒家經典的譯文中熟知了中國“務實的哲學家”孔子，讚賞中國哲學同現實政治的密切結合。歌德稱孔子為“道德哲學家”，認為孔子關於通過修身以促進自身善美髮展的見解同自己的見解非常相近；認為中國人舉止適度，行事中庸，這方面比歐洲人優越。因此，當時歌德就被人稱為“魏瑪的孔子”和“魏瑪的中國人”。晚年，歌德更多受到儒家的“德”和道家的“道”的影響，從年輕時代對中國藝術“不平靜的衝動”，進入對中國倫理的寧靜與安定的嚮往。 1827年，歌德作《中德四季晨昏雜詠》14闕，詩中反映出作者心目中的中國，生活如“一池靜水”，一切都“比較明朗，比較清晰，比較合乎道德——正是這些嚴格的節制，才使中華帝國幾千年來得以保存，並將久存下去”。正是在這部詩作中，歌德提出了“視線所窺，永是東方”，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深深的嚮往之情。

在法國，伏爾泰強調中國儒學雖說是國家宗教，但它博大而無所不容，足以證明中國對各種宗教的寬容態度，認為中國人敬天，而“天”是天理，不是神，不是崇拜的偶像；中國人尊孔，而孔子並非教主，只是宣揚倫理道德的聖人。這些觀點，正是對當時法國“一個國王，一種信仰，一部法律”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著名哲學家孟德斯鳩也對中國文化進行了考察，認為它是世界上並存的許多民族文化之一，反對西歐基督教壟斷全部“德行”和“真理”的觀點。他還利用中國的材料來論述自己關於國家和法的觀點，批判法國專制制度。繼啟蒙主義思想家之後，歐洲思想界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還有重農學派。這一學派的創始人，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魁奈被稱作“歐洲的孔子”，他發表的《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書，其中寄託了對開明君主專制的理想。重農學派的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杜爾果曾經與當時在法國留學的中國青年學者高類思、楊德望有過友好交往，在高、楊二人要回國的時候，杜爾果交給他們一份詳細了解中國土地、賦稅、造紙、紡織等許多方面的清單，總共包括52個問題。高類思和楊德望回國後經過考察，曾定期向法國國務大臣作出匯報，並與法國傳教士合作寫成《中國古代論》、《中國兵法論》等論文。在法國，傳教士們對中國文化的介紹貢獻最大。法國傳教士主編，在巴黎出版的三部巨著：《耶穌會士書簡集》、《中華帝國全志》、《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人的歷史、學術、藝術、風俗習慣等論叢》，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的英國，資產階級文化界也注意吸收中國文化為自己服務。著名的哲學家貝克萊就曾引用孔子的話來論證歐洲的道德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通過對中國的論述，來論證自己的古典經濟學的觀點。 新航路開通之後，歐洲同中國之間的貿易打破了奧斯曼帝國的障礙，往還便利，交流日益頻繁。大量中國的精美工藝品及其他產品流入歐洲，進入歐洲社會各階層的生活。 絲綢仍是歐洲人最歡迎的商品之一。絲織品不僅在法國銷路極廣，而且染色技術和染料也從中國傳到法國，如梔子(一種豆科植物)產生金黃色，棘樹皮產生“中國青”，等等。當時的巴黎，就是歐洲新潮時裝的中心，服裝模特身披絲綢，從這裡前往英國、意大利和德國。法國則不斷推陳出新，先後風行手描和印花絲綢。

瓷器和絲綢並駕齊驅，同為在歐洲市場上最受歡迎的中國產品。易碎的瓷器，歷經萬水千山輾轉販運到西歐，自然被視為珍品。西歐宮廷貴族之家，莫不竭力搜求。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喬凡尼·貝利尼的名畫《群神宴》，突出地表現了中國瓷器之精美。該畫現藏美國華盛頓國立畫廊，內容是表現古代神話中的眾神和仙女聚會林泉之間的情景。圖中央盛水果和湯的大缽，都是明代道地的青花瓷器。其一滿盛鮮果，置於諸神面前；另外兩大瓷缽則分別由一男仙頭頂、一仙女手持而來。由於畫家將這三隻瓷缽置於很突出的地位，描繪又極為認真，因而青花瓷器的特質得以鮮明地表現出來。據考察，這三隻青花瓷缽的形制與風格、花紋，都表明確為明朝宣德、成化年間之物。此畫作於1514年，而這類瓷器運到威尼斯，應在15世紀末，亦即哥倫布、達·伽馬開闢新航路之前。貝利尼將這三隻大青花瓷缽作為諸神的用品，也恰恰反映了當時西歐人士對中國瓷器的珍視。到了18世紀時，瓷器已經普及到法國全社會。法國人飲茶也用瓷器。中國瓷器的瑩潔光潤、輕巧纖美，以及上面彩色的人物花鳥繪圖，令人喜愛。 1716年，法國有人寫了一首詩盛讚中國瓷器的美觀。詩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