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移居南洋，經歷了近千年的歷史。作為來自文明古國的和平移民，他們給南洋帶去了先進的技藝、勤儉的美德，他們用辛勤的勞動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作為居住在外國的中國公民，他們對祖國懷有耿耿赤子情，與祖國榮辱與共，有著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在長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南洋華僑雖然也有過種種變遷，有不少人已經完全融合於所在國的社會，但就整體來說，他們仍然是僑民，仍然是生活在一個華僑社會中。在南洋，華僑學校遍布，華僑社團林立，中文招牌、中文書刊處處可見，中國普通話、方言處處可聞，華僑中完整保留著中國傳統的節慶習俗。華僑以中國為祖國，關心祖國的動態和安危。他們把居住國稱為“他鄉”，在這裡僅僅是“作客”旅居，最終依然是落葉歸根，返回“唐山”(中國)。
然而，這一切已成了歷史的陳跡。
變化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的。隨著戰後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一批新興國家崛起了。東南亞的歷史新頁已經掀開。南洋華僑社會也發生了本質的、深刻的、多方面的變化，在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是國籍的變化。
從20世紀初以後，南洋華僑就一直為雙重國籍問題所困擾。在一些華僑的居住國，統治那裡的殖民主義者，是依據出生地原則確定國籍，把出生於當地的華僑當成本國的屬民。而1909年清朝政府頒布的國籍法實行的是血統主義原則，它明確規定凡是中華種族的人，不論是否出生於中國，都屬中國國籍。這樣，許多華僑就擁有了雙重國籍。這意味著某個人同時是兩國的公民，享有兩國法律規定的權利，並同時對兩國承擔義務。這是一個十分不正常的歷史現象。在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後，這個問題不解決，會釀成爭端，使華僑處於兩難的境地，也不利於中國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中國政府明確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原則，並在1955年根據這一原則和印度尼西亞政府簽訂協定，在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平等協商解決了雙重國籍問題。以後，我國政府又多次重申了這個原則，願意看到自己住在國外的公民按自願原則加入居住國的國籍、完全效忠於他們所在的國家。一旦這樣，自然就意味著他們不再具有中國公民的資格。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從長期的經歷中也深刻體會到，離開了各居住國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就失去了依托，當然也就談不上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另一方面，東南亞各國政府在如何對待華僑的問題上，經過曲折反复，最終也逐漸認識到，生活在自己國家裡的中國移民，是一個積極的社會群體，他們的經濟實力是完全可以納入本國經濟的發展軌道，成為本國民族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對華僑的加入所在國國籍，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這樣，許多華僑紛紛依據各所在國的法律，放棄了中國國籍，成了所在國的公民。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變化，今天生活在東南亞各國的中國移民，保留中國國籍的已經很少，約有95%以上的人都加入了所在國的國籍，成為華人(族)。華僑的“落葉歸根”觀念已演變為華人的“落地生根”觀念；昔日被認為是“他鄉”的居住國成了故鄉，而“唐山”故鄉卻成了他鄉。 “海水到處，便有華僑”成了歷史陳跡，它讓位於“海水到處，就有華人”的新格局，一個嶄新的華人社會正在興起。
與國籍變化相聯繫的是華僑經濟演變為華人經濟，成了當地民族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湧現了一批經濟實力要比陳嘉庚、胡文虎、黃仲涵、黃奕住等華僑資本家強大得多的華人企業家，他們在東南亞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新一代華人的知識結構和素質也大大不同於他們的祖輩，他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出現了一批高級的文教科技人才。由於成為當地公民，他們的政治法律地位也發生了變化。華人正衝破種種阻力、歧視，爭取本身的合法權利，積極參政，享受公民權利，承擔公民義務。
這是一個符合歷史潮流的變化。
華人不同於華僑，二者任何時候都不能混同。但是，華人和中國人民之間固有的種族、親情、文化聯繫依然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仍會在這些異國的炎黃子孫身上得到弘揚。他們的歷史源頭在中國，但植根於南洋沃土新地。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我們的歷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時才開始的，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文明創始時就開始。這段歷史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繼承了這個系統和文化。”這些文化價值觀幫助新加坡獲得成功，因此要珍視它。李光耀的話反映了東南亞華人面臨的現實，即在譜寫歷史新篇時，不忘歷史的源頭，不拋棄傳統中的精華。 “華僑時代”雖已過去，但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今日終究是昨日符合邏輯的發展結果。足跡遍及東南亞各地的華人一定會像他們的華僑先輩一樣，在創造中奮進，為各自國家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