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繁榮的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的國家。新加坡人是從中國、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來移居而來的。華族，是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佔新加坡人口總數的76%，它和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種族融洽共處，同心協力，將原先只是一個荒涼的小漁村的新加坡建設成為生氣勃勃的共和國。
新加坡舊稱淡馬錫(Temasik)，也叫獅城(Singapura)。新加坡的近代歷史是從1819年開始的。這年的一月，英國殖民主義者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率眾在這裡登陸。當時的新加坡是一個海盜出沒，居民只有100多人的荒涼小漁村。萊佛士之所以在這裡登陸，是出自英國殖民主義政策的需要。英國為了維持自己在東南亞以及整個亞洲的商業利益、控制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馬六甲海峽，急需在馬來半島南端找到一個貿易港口。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被相中了。在新加坡的史書中，把萊佛士在新加坡的登陸，當成是這個島國的“開埠”之始。 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中國人很早就到了新加坡，萊佛士登陸時，約有30名左右的華僑住在那裡，他們開闢了幾處種植園，生活貧困。中國人和其他鄰國的人民較大規模的移民新加坡是“開埠”以後的事。為了開發新加坡，英殖民政府採取鼓勵外來移民，特別是中國移民移居新加坡的政策。中國的貧困、苦難，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半殖民地的悲慘境遇將許多中國人拋出國門。為了謀生，他們離鄉背井，來到新加坡。新加坡的人口在猛增，1820年底是一萬，1830年增至三萬。華僑人口增加更快，1860年時新加坡總人口是八萬，其中華僑有五萬，佔總人口的63%，1901年時華僑已增至16萬多，佔總人口的71.8%。應該說，今天新加坡公民中華族佔大多數的格局，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形成了。
新加坡今日輝煌的成就，離不開早期各族移民披荊斬棘、拓荒營建。種族不同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是我的祖國”的旗幟下團結在一起。新加坡是一個重視歷史傳統的國家，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不能是一個漂浮物，隨波逐流，而要像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紮根於深土。因此他們重視自己的“根”、不忘自己的“源”。華僑在新加坡早期發展中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今天的新加坡人永遠銘記這些先輩的業績，稱他們是“先賢”，表達了緬懷與景仰之情。 “先賢”的業績濃縮了華僑在新加坡歷史中的一部分貢獻。在這一篇裡，我們試圖通過介紹幾位“先賢”，一展早期新加坡華僑歷史的片段。
陳篤生(公元1798—1850年)陳金鐘(公元1829—1892年)父子，是著名的慈善家。陳篤生是出生於馬六甲的福建華僑。新加坡“開埠”不久，他從馬六甲移居過來。初時，當過小販，以賣果菜、雞鴨為生，後有積蓄就開商店做土產生意，漸致富而成為華僑領袖人物。陳篤生致富後，熱心社會公益，領頭建了一所平民醫院。醫院是1844年落成的，他擔任董事會主席。新加坡地處熱帶，早期煙瘴瀰漫，疾病滋生，但當時的殖民政府忽視城市的福利設施，醫療設備很差，陳篤生有鑑於此，就辦了這所醫院。醫院的經費由陳篤生及其他華僑領袖支持。這所醫院後來叫陳篤生醫院。陳篤生醫院的服務對象包括新加坡的各族人民。他不但倡辦醫院，還舉辦了一些其他的慈善事業，甚至乞丐餓死街頭，他也施棺收屍加以埋葬。陳金鐘是陳篤生的長子，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子承父業，繼續經商。他捐款重修陳篤生醫院，而且努力調解華僑社會的矛盾和糾紛，是一位頗有威望的人物。
胡亞基(公元1816—1880年)是19世紀中期新加坡另一位著名的“先賢”。他的官名叫璇澤，生於廣州市黃埔鄉，15歲時移居新加坡，後來經營“黃埔公司”致富，因此人們稱他為“黃埔”或“黃埔先生”。胡亞基雖然沒有受過良好的正規教育，但勤於學習，竟掌握了多種語言。他對新加坡社會公益事業很是熱心。在市郊修建花園別墅——南生園，對公眾開放；出資買地開闢植物園，這是今天新加坡植物園的前身；支持陳篤生辦醫院，支持創辦女子學校。由於他為新加坡社會做了許多工作，因此享有較高的聲譽。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他被選為第一任領事。在任內，他在保護華僑利益、加強僑社團結、發動僑胞捐款賑濟祖國水災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而且分文不支領。後來，他還被俄國沙皇政府、日本政府任命為駐新加坡領事，一人兼三國領事，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陳金聲(公元1805—1864年)，和陳篤生一樣，也是在新加坡開埠不久，由馬六甲移來的。是地產和貿易商。他的名字是和新加坡的自來水供應相聯繫的。地處熱帶的新加坡雖然雨量充沛，但大量的雨水卻白白注入海洋，十分可惜。隨著市區人口的增加，飲用、消防用水劇增。為滿足需要，竟在十字路口掘井汲水。白天雖在井口加蓋鋪板，但仍然影響交通。有鑑於此，1857年他捐款13000元促殖民政府興建蓄水池，並建引水設備，引食用水入市區。但這筆相當可觀的贈款卻被殖民政府糊里糊塗花掉了。新加坡的第一項自來水工程直到1877年才完工，此時陳金聲離開人世已經14個年頭了。為了表彰陳金聲的功績，政府特別在市中心建成一座高10餘尺的“陳金聲紀念噴泉”。陳金聲重視教育和社會公益，先後創辦了崇文閣和萃英書院兩間學塾，為華僑子弟提供教育機會。他還出資鋪設了一條道路，即今天新加坡的“金聲路”。對陳篤生醫院他也有很大的幫助。
章芳琳(公元1825—1893年)，是稍晚於上述各位並同樣對新加坡的早期發展作過貢獻的人。新加坡有芳琳選區、章芳琳街、章苑生坊、芳琳碼頭等，這些都是為紀念他而取名的。章芳琳生於新加坡，從父親手裡繼承了家業，在19世紀中期成為巨富。富而不忘社會公益，在南洋華僑中是相當普遍的。他對新加坡的貢獻集中表現在對公用事業的建設上。在鬧市區建“芳琳埔”，供市民休息，這就是今天的芳琳公園；倡辦學校，使貧窮華僑子弟免費受教育；1886年獨資建立一支編制近40人紀律嚴明的消防隊，幫助政府做好城市的消防工作。他身居新加坡，但十分關心祖國，曾屢次捐巨款賑濟祖國的災民。後來，他幾乎立下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慈善機構向他募捐，他都捐3000元相助。
陳篤生等被稱為“先賢”的新加坡華僑領袖人物為現代新加坡早期開發所作的貢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移民與新加坡休戚與共的關係。新加坡接納了一批又一批被自己祖國苦難歲月拋離在外的中國移民，而勤勞智慧的中國移民和其他各族移民一起，為新加坡的繁榮與發展傾注了心血，作出了奉獻和犧牲。在新加坡的博物院前樹立了一座無名老年華人的紀念碑。老者安詳地凝視著前方，從他的眼神裡我們彷彿看到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在作歷史的回顧的同時，憧憬著未來生活的圖景。紀念碑底座的碑文上鐫刻著這樣的文字：“華人素以堅忍耐勞著稱，叻〔le 樂〕、嶼、甲三府，暨馬來全屬，今日之繁榮，得諸華人能力者，良非鮮者。”這段碑文對華僑在新加坡乃至馬來半島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的評價是十分符合歷史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