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努力嘗試荒唐事物的人才能實現不可思議的成就。
AE 凡·沃格特（AE van Vogt）的小說《斯蘭》（Slan）捕捉了我們關於心靈感應最為黑暗的恐懼。
喬米·克勞斯（Jommy Corss），小說的主角，是一位“斯蘭”，那是一個滅絕中的擁有超常心靈感應能力的種族。
他的雙親被憤怒的人類暴民殘忍殺害，由於這些能侵入他們最為隱私、最不可告人思想的斯蘭掌握著巨大的力量，他們懼怕和鄙視所有的讀心術師。人類就像對待動物一樣毫無憐憫地對斯蘭種族窮追猛殺。斯蘭有從頭部長出的獨有捲須，很容易被識別。在書中，喬米試著與其他斯蘭取得聯繫，他們可能已經逃離到太空中以躲避決心將他們斬盡殺絕的人類進行的捕殺。
歷史上，讀心術曾被認為非常重要，經常被與神靈聯繫在一起。所有神所具備的基本力量之一就是讀取我們的想法，並且因此回應我們最深沉的祈禱。一位真正能夠任意讀取心智的讀心術師可以輕易成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他能夠進入一位華爾街銀行家的思想，或是勒索和強迫他的競爭對手；他會對政府的安全構成威脅；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竊取一個國家最敏感的機密。就像斯蘭一樣，他將被人們畏懼，而且也許會被消滅。
真正的讀心術師的巨大力量在艾薩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里程碑式的（Foundation）系列中獲得了突出，這經常被宣傳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幻小說史詩之一。一個已經統治了上千年的銀河帝國處在了崩潰和毀滅的邊緣。一個名為“第二基地”（Second Foundation）的秘密科學家社團使用複雜的方程式預測到帝國會最終滅亡，並且使文明陷入3萬年的黑暗中。科學家草擬了一個建立在他們的方程式上的精密計劃，力圖將這一文明的崩潰減少到僅僅數千年。但隨即災難突然來襲。他們的方程式單單沒能預測到一個事件，一個名叫穆爾（Mule）的變異體的降生，他能夠遠距離控制心智，並因此得以奪取對銀河帝國的控制。銀河系注定要陷入3萬年的混亂和無序，除非這個讀心術師能被制止。
儘管科幻小說充滿了關於讀心術師的幻想故事，但事實要平淡得多。由於思想是個人的、不可見的，好幾個世紀以來，江湖術士和騙子都利用了我們的天真和輕信。魔術師和心靈感應者使用的簡單家常把戲之一是利用一個誘餌——一個埋伏在觀眾中的同夥，他的思想隨後被心靈感應者“讀取”。
一些魔術師和算命師的事業其實建立在著名的“帽子戲法”上。人們將私人信息寫在紙條上，紙條隨後被放進一個帽子裡。魔術師接下來著手告訴觀眾每張紙條上寫了什麼，使每個人都驚奇不已。這一精心設計的戲法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解釋。
心靈感應最為著名的實例之一不牽扯到同夥騙子，而是一隻動物——“聰明的漢斯”（Clever Hans），一匹在19世紀90年代震驚了歐洲觀眾的令人讚嘆的馬。聰明的漢斯令觀眾稱奇，因為它能進行複雜的數學計算。比如，如果你讓聰明的漢斯將48除以6，它會把它的蹄子跺8下。聰明的漢斯實際上會除、乘、加分數、拼字，甚至會辨別音樂曲調。聰明的漢斯的擁躉們聲稱，要么它比許多人類都聰明，要么它可以用心靈感應讀取人們的想法。
但聰明的漢斯不是某些聰明花招的產物。聰明的漢斯做算數的超凡能力甚至愚弄了它的訓練師。在1904年，傑出的心理學家C施特倫普夫（CStrumpf）教授被帶去對這匹馬進行分析，沒能發現明顯的障眼法和給馬的秘密信號，僅僅是增加了公眾對聰明的漢斯的迷戀。然而，三年後，施特倫普夫的學生、心理學家奧斯卡·方斯特（Oskar Pfungst）對這匹馬進行了更為嚴謹的測試，並最終發現了聰明的漢斯的秘密。它真正做的只是觀察他的訓練師微妙的面部表情。它可以一直跺蹄，直到它的訓練師的面部表情輕微改變，在那一時刻它會停止跺蹄。聰明的漢斯無法讀取人們的心智或者演算數學，它僅僅是一個人們面孔表情的敏銳觀察者。
在歷史上還有其他“能讀心的”動物。早在1591年，一匹名叫摩洛哥（Morocco）的馬在英格蘭成名，通過從觀眾中找出人來、指出字母表上的字母和計算一堆骰子的數字總和為它的主人賺了一大筆錢。它在英格蘭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以至於莎士比亞在他的戲劇《愛的徒勞》（Love's Labour's Lost）中使它以“跳舞馬”（the dancing horse）的形象永存。
賭徒們也可以有限地讀取人們的思想。當一個人看到什麼令他高興的事物，他雙眼的瞳孔通常會放大；當他看到什麼討厭的東西（或進行一次數學運算的時候），他的瞳孔會縮小。賭徒們可以通過觀察他們雙瞳的放大或縮小讀出面無表情的對手的情緒。這是賭徒們常常戴著遮住他們雙眼的彩色護目鏡的原因——為了遮住他們的瞳孔。你也可以將一束激光射入一個人的瞳孔，並分析它從哪裡被反射，從而精確地確定這個人在看哪裡。通過分析激光反射點的運動，你可以確定一個人如何掃視一幅圖片。通過合併這兩種技術，你可以不經過一個人的允許就確定當一個人掃視一幅圖片時的情緒反應。
第一項對於心靈感應和其他超常現象的科學研究是由1882年在倫敦成立的靈學研究社（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主持的（“心理傳心術”［mental telepathy］這一術語在那一年由研究社的一位合夥人FW梅爾斯［FWMyers］創造）。這個研究社的歷任社長包括一些19世紀最顯赫的人物。研究社今天仍然存在，成功揭穿過許多騙子的騙術，但在堅決深信超自然現象的唯靈論者和希望更加嚴肅地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之間常常出現分歧。
一位與研究社有聯繫的研究者約瑟夫·邦克斯·萊因（Joseph Banks Rhine）博士於1927年在美國開始了第一次系統和嚴肅的靈學研究，在北加利福尼亞的杜克大學創立了萊因研究所（Rhine Institute）（現在稱為萊因研究中心）。幾十年中，他和他的妻子路易莎主持了大量各種類型的超心理學現像在美國的科學控制下的首次實驗，並且將它們發表在同行點評的出版物上。是萊因在他最早著作之一中創造了“超感官知覺”（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這一術語。
萊因的實驗室事實上為靈學研究設立了標準。他的合夥人之一卡爾·齊訥（Karl Zener）博士開發了五種造型卡片系統，現在被稱為“齊訥卡片”，用於分析心靈感應力。絕大多數實驗結果顯示絕無心靈感應的跡象，但是很少數的實驗顯示了數據中很小但不尋常的相關性，無法單純用巧合解釋。問題是這些實驗通常無法被其他研究者重複。
儘管萊因試圖建立嚴謹的名聲，但他的聲譽在某種程度上受損於他與一匹名叫“神奇女士”（Lady Wonder）的馬的相遇。這匹馬可以表演心靈感應的精湛絕技，比如撞倒玩具字母積木，從而拼出觀眾中的某人正在思考的單詞。萊因顯然不知道“聰明的漢斯”的結局。 1927年，萊因從幾個細節分析了“神奇女士”，並總結說：“那麼，剩下的就只有心靈感應這一解釋，由一個未知的過程引起的心智影響轉移。沒有任何與其不符的情況被發現，從結果來看似乎沒有其他假設是靠得住的。”後來，米爾本·克里斯托弗（Milbourne Christopher）揭露了“神奇女士”讀心能力的真正來源——馬主人持有的馬鞭的細微移動。馬鞭的輕微移動是讓“神奇女士”停止跺馬蹄的提示（即使是在“神奇女士”能力的真實來源被曝光後，萊因還繼續相信那匹馬真的能夠讀取心智，但由於某種未知的原因已經失去了它的讀心能力，迫使主人求助於障眼法）。
然而當萊因正要退休時，他的名譽遭受了最後的毀滅一擊。他在尋找一名名譽清白的繼任者繼續他研究所的工作。最有希望的候選人是他在1973年僱用的沃爾特·雷維（Walter Levy）博士。雷維博士是這一領域內冉冉上升的新星，報告了引起轟動的研究成果，似乎可以證明老鼠能用心靈感應改變一台計算機的隨機數字發生器。然而，心存狐疑的實驗室工作人員發現雷維博士在夜間偷偷摸摸地潛入實驗室篡改實驗結果，他在偽造數據的時候被抓個正著。進一步的測試顯示，老鼠根本不擁有什麼心靈感應能力，雷維博士顏面掃地，被迫從研究所辭職。
對超自然的興趣在冷戰的高峰時期轉入了死胡同，其間一批關於心靈感應、精神控制和遙視的秘密實驗大量湧現（遙視就是通過讀取他人的思維僅僅使用精神“觀看”一個遠方的地點）。 “星門”（Star Gate）是一系列CIA贊助的秘密研究（比如太陽飛跑［Sun Streak］、烤火［Grill Flame］和中央小巷［Center Lane］）的代號。這一事業從1970年左右開始，當時CIA得出結論：蘇聯每年花費高達6 000萬盧布用於“精神”研究。當時存在對於蘇聯可能正在使用ESP找出美國潛水艇和軍事設施、指認間諜和讀取秘密文件的擔憂。
為CIA的研究撥款始於1972年，門羅公園（Menlo Park）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SRI）的拉塞爾·塔格（Russell Targ）和哈羅德·普索夫（Harold Puthoff）負責此事。最初，他們試圖訓練一個核心小組的能參加“精神戰爭”的通靈師。在20多年的時間裡，美國在“星門”上的花費超過2 000萬美元，工資單上有超過40名工作人員、23名遙視師和3名通靈師。
到1995年為止，利用每年50萬美元的預算，CIA已經主持了上百次智能聚集項目，涉及上千次遙視活動。特別的是，遙視師被要求：
1995年，CIA請美國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Research，AIR）評估這些項目。 AIR建議停止這些項目。 “沒有證據證明它對於情報團體有任何價值。”AIR的大衛·高斯林（David Goslin）寫道。
“星門”的擁護者們自誇在這些年中它們已經獲得“八杯馬提尼”的成果（結論是如此的出色，以至於你不得不出去喝上八杯馬提尼來平復心情）。然而，批評者們堅稱絕大多數遙視產生的是一文不值之物、毫不相干的信息，浪費納稅人的美元，而且它們取得的寥寥幾次“命中”含糊不清，非常空泛，以至於它們可以適用於任何狀況。 AIR的報告陳述說“星門”最重要的“成功”涉及對於他們正在學習的行動已經有些了解的遙視者，而且他們由此可能作出了一些有根據的猜測，它們聽起來比較合理。
最終，CIA總結“星門”未能產生一條可以幫助他們指導情報工作的信息，所以CIA終止了這個項目（儘管有傳言堅稱CIA在海灣戰爭中使用遙視師來找出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所在，即使所有的努力都沒有成功）。
同時，科學家們開始了解到一些大腦活動背後的物理現象。在19世紀，科學家們懷疑有電波信號在大腦內傳送。 1875年，理查德·卡頓（Richard Carton）發現將電極放在頭部表面可以探測到大腦發射出的微弱電波信號。這最終導致了EEG腦電圖機（electroencephalograph，EEG）的發明。
基本上，大腦是一個發報機，我們的思維在其中以微弱電波和電磁波的形式散播。但要用這些信號來讀取某個人的思想就有問題了。首先，這些信號極度微弱，在毫瓦特範圍。其次，這些信號是模糊不清的，很大程度上難以與隨機發生的噪聲區別開來，從這樣的隨意截取中只能蒐集到關於我們思維的粗略信息。第三，我們的大腦不能通過這些信號接收來自其他大腦的類似信息，就是說，我們缺少一根天線。最後，就算我們能夠接收這些模糊的信號，我們也不能把它們理清。使用常規的牛頓和麥克斯韋理論，通過無線電來進行心靈感應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相信心靈感應是由第五種力即被稱為“心靈”之力的力進行調節的。然而，哪怕是心靈學的鼓吹者也承認，他們對這種心靈之力沒有實在的、可重現的證據。
但這引起了一個問題：使用量子理論的心靈感應會怎麼樣呢？
在過去的10年中，歷史上首次能使我們窺探思考中的大腦的新量子儀器面市了。領導這次量子革命的是PET（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正電子發射體層攝影術）和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共振成像）腦掃描。 PET掃描是通過將放射性糖注射入血液來實現的。這些糖在大腦能被思維過程激活的一些部位聚集，那裡需要能量。放射性糖發出能被儀器輕易探測到的正電子（反電子）。這樣一來，通過追踪反物質在一個活體大腦中製造的形狀，我們也可以畫出思考的模型，準確地將大腦中參加了那種活動的那個部分分離出來。
MRI機器以同樣的方式運作，除了它更為精確之外。患者的頭部被放在一個巨型環狀磁場中。磁場使大腦中的原子排列成與場線平行。一束射電脈衝被送入患者體內，使這些原子震顫。當原子核轉換方位的時候，它們放射出一束能探測到的微弱“迴聲”，從而用信號傳達某種特定物質的存在。舉例來說，大腦活動與氧氣消耗相關，所以MRI機可以通過瞄準含氧血的濃度分隔出思考的過程。含氧血的濃度越高，該部分大腦的思維活動就越活躍（今天“功能MRI機”［fMRI］可以在不到一秒內瞄準大腦中直徑僅1毫米的微小區域，使得這些機器能理想地描繪出一個活體大腦的思考圖形）。
有了MRI機，就有了某一天科學家們也許可以破譯一個活體大腦思維的大致輪廓的可能性。最簡單的“讀心”測試是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在說謊。
根據傳說，世界上第一台測謊儀是由一位印度牧師在幾個世紀之前發明的。他會把嫌疑人和一頭“魔驢”關入一間封閉的房間裡，根據指示，嫌疑人應該拉住魔驢的尾巴。如果驢子開始說話，那表示這名嫌疑犯是在說謊；如果驢子保持沉默，那麼嫌疑人說的就是實話（但是，牧師會秘密地在驢子尾巴上放炭灰）。
在嫌疑人被帶出房間後，他通常會聲明自己是無辜的，因為驢在他拉它尾巴的時候沒有說話。但是牧師隨後會檢查嫌疑人的手。如果手是乾淨的，那表示他在說謊（有時候使用測謊儀造成的心理威脅比測謊儀本身更有效）。
現代的第一台“魔驢”是在1913年製造的。心理學家威廉·馬斯頓（William Marston）對分析一個人的血壓會在說謊的時候升高進行了論述（這一對於血壓的觀察事實上要追溯到古時，疑犯要在有一名調查員握住他雙手的情況下接受詢問）。這個說法迅速流行，很快甚至連國防部也在建立自己的測謊儀研究所。
但越來越明顯，測謊儀會被對自己行為不表現出懺悔情緒的反社會罪犯所愚弄。最著名的案例是CIA雙重間諜阿爾德里奇·阿麥斯（Aldrich Ames），他靠將大量美國間諜送上死路和洩漏美國海軍核機密而從蘇聯手中獲得巨款，裝入了自己的腰包。在十數年間，阿麥斯順利通過了一大堆CIA測謊儀的測試。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連環殺手加里·里奇韋（Gary Ridgway）身上，他是臭名昭著的“綠河殺手”（Green River Killer），殺害了多達50名婦女。
200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發表了一篇關於測謊儀可靠性的報告，口氣刻薄，列出了所有能夠騙過測謊儀而使無辜之人被誤認為說謊者的方法。
但如果測謊儀僅僅能測量焦慮程度的話，測量大腦本身又會如何呢？觀察大腦活動、擊破謊言的想法要追溯到20年前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彼得·羅森菲爾德（Peter Rosenfeld）的工作。他觀察到一個人在說謊過程中的EEG掃描的P300波顯示出了與說實話者不同的形狀（P300波通常在大腦遇到新奇或者不尋常的事情時被激發）。
實用MRI掃描來測謊的想法是賓西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丹尼爾·藍格爾本（Daniel Langleben）的構思。 1999年他偶然發現一篇論文，講述患有註意缺陷障礙（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的孩子在說謊上有困難，但他從經驗推知這是錯誤的，這樣的孩子說謊沒有困難，真正的問題是他們難以隱瞞住事實。 “他們會把事實脫口而出。” 藍格爾本回憶說。他推測，大腦要說謊必須首先阻止它說出真相，隨後製造出一個謊言。他說：“當你小心說一個蓄意編造的謊言的時候，你不得不先在心中瞞住事實。因此可以理解這意味著更多的大腦活動。”換句話說，說謊是件苦差事。
通過與大學生進行實驗，要求他們說謊，藍格爾本很快發現說謊在幾個區域內製造了更多的大腦活動，包括額葉（更多的思慮在這裡集中）、顳葉和邊緣系統（情緒在這裡被處理）。他尤其註意到前扣帶回皮層（這個部位與衝突消解和反應抑制相關）不尋常的活動。
他宣布，他在分析判斷學生們是否在說謊的控制實驗這一課題中獲得了高達99%的持續成功率（比如，他讓大學生們在玩牌的時候說謊）。
這一技術包含的利益顯而易見，已經有兩家商業公司創建運營，把這一服務提供給公眾。在2007年，一家叫無謊MRI（No Lie MRI）的公司接下了它的第一個案子，有個人正在控告他的保險公司，因為那家公司稱他蓄意在自己的熟食店放火（fMRI掃描顯示他不是個縱火犯）。
藍格爾本技術的支持者稱它比老式測謊儀可靠多了，因為改變腦電圖在任何人的控制之外。儘管人們可以接受訓練控制他們的脈搏和出汗，但他們卻不可能控制自己的腦電圖。事實上，擁躉們指出，在一個對於恐怖主義的擔憂日益上升的年代，這一技術可以事前通過偵破對美國發動的恐怖襲擊拯救無數生命。
承認這一技術在測謊上明顯的成功率之餘，批評者們指出fMRI並能不真地查出謊言，而僅僅是能發現在某個人說謊的時候增加的大腦活動。這一機器可能得出錯誤的結果，比如：當一個人在焦慮狀態中述說事實，根據設定，fMRI只會探測到焦慮的情緒，並且錯誤地顯示這個人在說謊。 “對於擁有將真相與欺騙區分開的測試，人們存在不可思議的渴望，科學被遺棄了。”哈佛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史蒂芬·海曼（Steven Hyman）這樣警告道。
一些批評者還宣稱，一個真正的測謊儀就像一個真正的讀心術師那樣，能夠使日常的社交互動變得令人很不自在，因為一定數量的謊言是“社交潤滑劑”，能幫助社會的車輪滾動。比如，要是所有我們給予自己老闆、上級配偶、愛人和同事的溢美之詞都被揭穿為說謊，那麼我們的名譽或許會被損害。一台真正的測謊儀事實上同樣可以暴露我們全部的家庭秘密、隱藏的情緒、壓抑的慾望和私秘的計劃。正如科學專欄作家大衛·瓊斯（David Jones）所說，一台真正的測謊器“就像一顆原子彈，它最好被保留起來作為終極武器。如果在審判室之外廣為使用的話，就會妨礙社交生活的正常進行”。
有些人義正詞嚴地譴責大腦掃描，因為他們全部的思考中的大腦的複雜照片都太過於粗糙，因此不能衡量孤立的、單獨的想法。當我們進行最簡單的大腦活動的時候，上百萬個神經元可能立刻開動起來，而fMRI只能把這一活動作為屏幕上的一個小圓點探測到。一位心理學家將大腦掃描比作在觀看一場喧鬧的足球比賽時傾聽坐在你身邊的人說話，那個人的聲音會被上千個觀眾發出的噪聲淹沒。譬如，大腦最小的能夠被一台fMRI進行可靠分析的組織塊稱為“體元”（voxel）。但每個體元都相當於數百萬個神經元，因此一台fMRI機器的靈敏度根本不足以分離出獨立的想法。
科幻小說有時候會使用“通用翻譯機”（universal translator），一種能夠讀取一個人的思想，隨後將它們直接發射到另一個人大腦中的裝置。在一些科幻小說中，外星讀心術師會把另一個的思想植入你的腦海，哪怕他們不懂得你的語言。在1976年的科幻電影中，一個婦女的夢境被即時投射到了一面電視機屏幕上。在2004年金·凱瑞的電影《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中，醫生找出痛苦記憶的準確位置並擦除了它們。
“那是種每個身處這一領域的人都有的幻想，”德國萊比錫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神經生物學家約翰·海恩斯（John Haynes）說，“但如果那是你希望製造出來的裝置，那麼我非常確定你必須從單個的神經元開始記錄。”
由於目前探測單個神經元發出的信號是不可能的，一些心理學家轉而求其次：減少噪聲，並分離出單個客體產生的fMRI圖形。比如，或許可能識別由單個單詞引起的fMRI圖形，然後製造一本“思想的辭典”。
例如，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的馬歇爾·A嘉斯特（Marcel A Just）成功識別了一小部分經過選擇的客體造成的fMRI圖形（比如木工工具）。 “我們擁有12種類別，並能判斷12個類別中的哪些是在被思考，精確程度達80%～90%。”他宣布。
他的同事湯姆·米歇爾（Tom Mitchell）——一位計算機科學家，正在使用計算機技術，例如神經網絡，來鑑別出被fMRI掃描探測到的與進行特定實驗相關聯的複雜腦電圖。 “我希望做的一個實驗是找出能產生最易辨別的大腦活動的單詞。”他強調。
但就算我們可以製造出思想的辭典，這仍舊與創造一個“通用翻譯器”大相徑庭。通用翻譯器直接將來自另一個大腦的思想傳播進我們的大腦，與它不同，一台fMRI精神翻譯器要包括許多繁瑣冗長的步驟：首先，辨認出特定的fMRI圖形，將它們轉換成英語單詞，然後根據對像說出這些單詞。在這種意義上，這樣一個裝置不會與《星艦迷航》中出現的心靈融合（mind meld）相同（但它對於打擊敵人依舊十分有用）。
實用心靈感應還有另一塊絆腳石，那就是fMRI的可怕體積。這是一種巨大的裝置，價值數百萬美元，能佔滿一整間房間，重達數噸。 MRI機器的心臟是一塊圓環形磁鐵，直徑數英尺，製造出一個數特斯拉的巨大磁場（這一磁場非常之大，以至於已經有好幾個工人因為電源意外開啟而被空中飛過的錘子和其他工具嚴重砸傷）。
最近，普林斯頓大學的物理學家伊戈·薩夫科夫（Igor Savukov）和邁克爾·羅馬利斯（Michael Romalis）提出了一種新的技術，最終或許能把便攜式MRI變成現實，由此可能把一台fMRI機器的價格大幅削減到1%。他們宣布，巨大的MRI磁鐵可以用能探測到微弱磁場的超靈敏原子磁力儀（supersensitive atomic magnetometer）替代。
首先，薩夫科夫和羅馬利斯通過讓熱鉀蒸汽懸浮在氦氣中製造了一個磁傳感器。然後，他們使用激光讓鉀的電子自旋一致。隨後，他們在一份水的樣本中製造一個微弱磁場（來模擬一個人的身體）。下一步他們把一道射電脈衝送入水的樣本中，造成水的分子震顫。震顫的水分子造成的“迴聲”使鉀的電子也震顫，這一震顫可以被第二道激光偵測到。他們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哪怕是一個微弱的磁場也可以製造出能被他們的傳感器發現的“迴聲”。他們不僅僅可以用一個微弱的場替代標準MRI機的巨大磁場，還可以獲得即時照片（而MRI機可能要花上多達20分鐘來生成一張照片）。
最終，他們建立理論，拍攝一張MRI照片可以像用一台數碼相機拍照一樣容易（然而，還是有絆腳石存在。問題之一是對象和機器必須被與外界的雜散磁場隔離開來）。
如果便攜式MRI機成為現實，它們可能會被與微型計算機連接起來，電腦中可以載有能夠破譯某些詞組、單詞或者句子的軟件。這樣的裝置永遠也不可能像科幻小說中出現的心靈感應裝置那樣成熟，但可以與之接近。
但是，某一天是否會有某些未來的MRI機器能夠讀取精確的思想，一個字一個字，一幅畫面一幅畫面，就像一個真正的讀心術師那樣？這並不怎麼清楚。有些人辯稱MRI機器僅僅能辨認我們思想的模糊輪廓，因為大腦根本就不是一台真正的計算機。在一台數字電腦裡，運算過程是被局域化的，並且遵守一系列極度嚴格的規則。數字電腦遵守“圖靈機”（Turing machine）的規則，這是一種具備中央處理器（CPU）、輸入和輸出設備的機器。一塊中央處理器（比如奔騰芯片）實現一組對輸入和輸出的明確操作流程，並且“思想”由此在CPU中局域化。
然而，我們的大腦不是一台數字電腦。我們的大腦沒有奔騰芯片，沒有CPU，沒有Windows操作系統，也沒有子程序。如果你取走一台電腦CPU中的一個晶體管，很有可能會嚴重損壞CPU，但在有些案例中人腦的一半都沒了，剩下的一半大腦仍舊可以接管一切。
人腦事實上更像一台學習機，一個“神經網絡”，不斷在學習了一個新任務之後自己重新接線。 MRI研究可以確認，大腦中的思維並非像“圖靈機”中那樣在一個點被局域化的，而是鋪開到大腦的很大部分，這是神經網絡的一個典型特徵。 MRI掃描顯示，思考其實就像一場乒乓球賽，當點活動在腦中四處跳躍，大腦的不同部分被依次點亮。
由於思考是這樣的擴散，並且散佈到大腦的許多部分，或許科學家們能做到的最佳程度就是編纂一本思考的辭典，就是說，在特定的思維和具體的EEG或者MRI掃描圖形之間建立一一對應關係。比如，奧地利生物醫學工程師戈特·福斯徹勒（Gert Pfurtscheller）通過將他的努力集中在EEG中發現的μ波上來訓練一台電腦辨認出具體的腦電圖和思想。顯然，μ波與做出某些肌肉活動的意向相聯繫。他讓他的患者抬起一根手指、微笑或者皺眉，然後用電腦記錄哪種μ波被激活。每當患者做出一種精神活動，電腦就仔細記錄下μ波圖形。這一過程艱難而又冗長，因為你不得不認真辨認出假的波動。但是，福斯徹勒最終成功找出了簡單活動和特定腦電圖之間令人興奮的對應。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努力加上MRI的成果，或許會促成一部綜合思想的“詞典”。通過分析一次EEG或MRI掃描的特定圖形，一台電腦或許可以鑑別出這樣的圖形並且揭示患者正在思考什麼，至少是用普遍的詞彙。這樣的“讀心”會在特定的μ波、MRI掃描和具體的思維之間建立一一的對應。但是這本詞典是否能夠從你的思想中分辨出具體的內容則值得懷疑。
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讀取另一個人思維的大致輪廓，那麼是否可能實現相反的行動，把你的思想投射到另一個人的腦袋裡？答案似乎是有個保留的“是”。無線電波可以被直接射入人腦，使得已知控制某些功能的大腦區域興奮。
這一方向的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加拿大神經外科醫師懷爾德·彭菲爾德（Wilder Penfield）對癲癇患者動腦部手術。他發現，當使用電極刺激患者大腦顳葉的某些區域時，他們開始聽到說話聲和看到幽靈般的事物。心理學家已經知道大腦癲癇損傷可以導致患者感覺到超自然的力量正在起作用，魔鬼和天使控制著它們周遭的事物（一些心理學家甚至已經建立理論，說這些區域的刺激可能導致了許多構成許多宗教基礎的半神秘體驗。有些心理學家推斷，或許獨力帶領法國軍隊在對英軍的戰鬥中贏得勝利的聖女貞德便受到了這樣的損傷的困擾，那是由一次頭部被擊中而引起的）。
根據這些推測，安大略省薩德伯里的神經科學家邁克爾·波辛格（Michael Persinger）製造出了一頂特別用導線改造過的頭盔，能夠將無線電波發射入大腦，以此誘出具體的思想和情緒，比如宗教感。神經科學家知道特定的對左顳葉的傷害能使左腦失去判斷力，於是大腦或許會把在右半球內的活動解釋為來自於另一個“自己”。因為大腦意識不到這一影像其實只是自己的另一部分。由於堅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患者可能會把這“另一個自己”解釋為一個魔鬼、一位天使、外星生物，或者甚至是上帝。
未來，將電磁信號投射在已知能控制具體功能的大腦的精確部位或許會成為可能。通過把這樣的信號投射到胼胝體，一個人或許能夠產生某些情緒；通過刺激大腦的其他區域，一個人或許可以產生虛擬的視覺影像和意念。但是這個方向的研究還處在最初階段。
有些科學家倡導一個“神經元圖譜計劃”（neuronmapping project），與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類似——這個計劃詳細確定人類基因組中的全部基因。一項神經元圖譜計劃將確定每一個人類大腦中的神經元位置，並且繪製顯示它們之間所有聯繫的三維地圖。它會是一項真正豐碑式的計劃，因為大腦中有超過1 000億個神經元，每個神經元都與其他數千個神經元相聯繫。假設這樣一項計劃實現，一個人就能可信地確認某種思想如何刺激某些神經通路。與使用MRI掃描和EEG波獲得的思想詞典相結合，或許能可靠地破譯某些想法的神經構造，我們用這一方法或許可以確定哪些具體單詞或者大腦影像對應哪些具體被激活的神經元。如此，我們就能實現在一個具體意念，它的MRI表達和為了在大腦中製造這樣的意念所被激活的具體神經元之間的一一對應。
這個方向的小小進步是2006年艾倫腦科學研究所（Alla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由微軟的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Paul Allen］創辦）宣布他們已經成功製造出老鼠大腦內基因表達的三維圖譜，詳細列出細胞水平上21萬個基因的表達。他們希望能用一個相似的人腦圖譜跟進這一成果。 “艾倫腦圖譜的完成代表了醫藥科學中最偉大的前沿之一的巨大躍進。”研究所的主席馬克·泰希爾—拉文尼（Marc TessierLavigne）宣布。這一圖譜對任何希望分析人腦內神經聯繫的人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儘管“腦圖譜”是在非常缺少一個真正的神經圖譜計劃的情況下繪出的。
總的來說，在科幻小說和幻像中經常被提及的那種天然的心靈感應目前是不可能實現的。 MRI掃描和EEG波僅可用來讀取我們最簡單的思想，因為思維是以復雜的方式散佈到整個大腦的。但在未來的數十年到數百年中，這一科技將如何前進？不可避免地，科學家探究思維過程的能力將按指數增強。隨著我們的MRI和其他傳感裝置的靈敏性增加，科學家將可以高度精確地把大腦依次處理思維和情緒的路徑局域化。有了更強的計算機能力，我們將得以用更高的精確程度分析這些海量的數據。一本思維的詞典也許能夠把大量思維圖形分類，使MRI顯示屏上的不同思維圖形與不同的想法和感受對應。儘管完整的MRI圖形和思維一一對應或許永遠都是不可能的，但一本思維詞典可以正確地鑑別出關於某些對象的大致想法。 MRI思維圖形能依次標出一個神經圖譜上精確表示大腦中哪個神經元被激活以產生某種具體的思想。
但是，由於大腦不是一台計算機而是一個神經網絡，思維在整個大腦中擴展，最終我們會撞上一塊絆腳石：大腦本身。因此，儘管科學家會越來越深入地探測思考中的大腦，使破譯我們的一些思考過程成為可能，但像科幻小說那樣精準地“閱讀你的思想”則不可能實現。考慮到這一點，我會把閱讀大致感受和思維圖形的能力定義為“一等不可思議”，更為精確地讀取思維中更深層次工作方式的能力將不得不被歸類為“二等不可思議”。
不過，要接近大腦的巨大力量或許有另一種更為直接的途徑。一個人能夠直接進入大腦神經元，而不是使用微弱又容易分散的無線電嗎？如果能，我們或許可以解放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