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變文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國力強盛，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商業的發達，市民階層的隊伍迅速擴大，因此，對文化娛樂的需求大大提高，以敷衍故事為主要內容的說唱文藝也就逐漸流行。 說唱文藝一般分說和唱兩部分，說的部分是散文或六朝以來流行的四六文；唱的部分一般是五、七言或雜言的敘事詩。這種說唱文藝既流行於民間，也流行於寺廟道觀。自南北朝以來，佛教僧眾就採用這種講唱結合的方式講經，用以啟示聽眾。為了讓一般聽眾能夠聽懂深奧詰屈的佛經，就必須採取通俗化的講唱方式來講唱經過加工的通俗化的經文，這就是“變文”。 唐代的變文，分為僧講和俗講兩種。它們的區別，主要在於聽講的對像不同。僧講的對像是出家人，這是為了讓僧眾對佛教的教義有進一步的了解；而俗講除了有向群眾宣傳佛教教義、擴大佛教勢力的目的之外，還通過講唱聚斂財物。當時，講唱變文很受人們的歡迎，有時甚至達到了觀者如堵、萬人空巷的地步。韓愈《華山女》詩說：“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姚合《贈常州院僧》詩說：“古磬聲難盡，秋燈色更鮮。仍聞開講日，湖上少漁船。”《聽僧云端講經》詩說：“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寺院開講之時，到了“湖上少漁船”，“酒坊魚市盡無人”的地步，可見變文在當時是何等地受歡迎。

從敦煌的發現看，變文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敷衍佛經經文或佛經故事的，如《維摩詰經變文》《阿彌陀經變文》《地獄變文》《降魔變文》《大目連冥間救母變文》《醜女緣起變文》等。另一類則完全離開佛經，而以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為題材加以演繹發展而成，如《伍子胥變文》《孟姜女變文》《捉季布傳文》（又名《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王昭君變文》《董永變文》《秋胡變文》等。 俗講的繁榮，也造就了一些從事俗講的僧俗藝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活躍於中晚唐時候的文溆和尚了。段安節《樂府雜錄》“文溆子”條記載，“長慶中（821-824）俗講僧文溆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他的俗講，連皇帝都愛聽，《資治通鑑·唐紀·敬宗紀》記載，“寶歷二年（826）六月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溆俗講”。唐文宗時，他還進皇宮講唱。

俗講對後代藝術的影響是巨大的，除了小說之外，對流行於宋、明的寶捲和盛行於明、清的彈詞的影響尤為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