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樂

從漢末建安時期到隋文帝統一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社會動亂，但思想卻相對解放，所以這一時期的文化藝術又相當發達。 這一時期的音樂，有三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音樂的教化作用進一步減弱，而娛樂性加強，南朝樂府民歌中鬥爭性的作品明顯減少，而愛情題材成為主流。第二，少數民族和外國音樂大量傳入，對中原音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三，佛教文化，包括佛教音樂的傳入，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非常巨大。 漢末大亂，也使得樂舞藝術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曹操平定荊州，基本安定北方以後，也開始製禮作樂。曹氏父子都是大文學家、大詩人，同時也都喜愛樂舞，所以樂舞藝術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自東晉偏安江南，宋、齊、梁、陳各代，都極盡奢侈腐化，追求聲色犬馬的享樂，其侈靡的程度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從皇室帝王到王公貴戚都追求聲色，“絲竹晝夜不絕”（《宋書·杜驥傳》）。

南朝如此，北朝也是如此，雖然北方是羌、氐、鮮卑等少數民族執政，而沉湎聲色、喜愛歌舞之風與南朝無異，“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洛陽伽籃記》），“美人當窗舞，妖姬掩扇歌”（後魏溫子升《安定侯曲》），並不比南朝遜色。 在民間，這種歌舞之風也很盛，甚至有專門供大家歌舞娛樂的“歌場”。 東晉衣冠南渡以後，舊樂散亡，於是又一次把眼光轉向民間，從民間音樂中汲取養料。流行於江浙一帶的民歌“吳聲”與流行於荊楚（今湖北）一帶的民歌“西曲”，以其清新活潑、婉轉悠揚的特色，很快受到上層統治者和下層百姓的普遍喜愛，成為“清商樂”的主要組成部分。 和漢樂府民歌不同，吳聲和西曲產生在長江中下游和漢水兩岸的大城市，它們反映的是市民階層的生活。它們沒有漢樂府那麼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強烈的鬥爭精神，而更多地表現男女之間的愛情；它們很少有漢樂府那樣的長篇之作，而多為五言四句的短制小曲。

流行於北方的民歌，與吳聲、西曲的風格迥然不同。北方民族性格粗獷直率，北方民歌也十分豪放，從語言、曲調和演唱風格，與南方樂歌都有很大的區別。 東晉以後，雖然以長江為界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但是文化的交流卻沒有廢止，一方面，北方樂歌在南方傳播，並且被樂府機關採用，另一方面，南方樂歌更是大量傳入北方，受到北朝朝野上下的一致喜愛。這種南北樂歌的差異與交融，促進了南北朝樂府民歌的繁榮，也為唐代詩歌的革新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除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外，南北朝時期更是西域音樂與佛教音樂大量傳入中國、並對中國音樂產生了深巨影響的時代。 佛教自東漢時傳入中國以後，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隨著佛教的興盛，佛教音樂也得以在中國流行。

佛教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歌詠讚歎、讚頌諸佛菩薩以及宣傳教義經文，都可依一定曲調歌唱，稱為“梵唄”。這種佛曲唄贊，在寺院大量搬演，以吸引聽眾，乃至“梵唱屠音，連簷接響”（《魏書·釋老志》）。 佛教音樂的傳入，不僅為中國的民族音樂注入了新鮮血液，影響到隋、唐以後“變文”“寶卷”等說唱藝術的形成，而且對中國音韻學產生了很大影響。而四聲音韻的發展，又對後代的歌曲的詞曲創作和演唱影響極大，它直接影響到唐、宋近體詩和詞的形成，影響到元、明、清南北曲唱論的發展。 這一時期樂器也有兩個特點：一是舊有的樂器演奏水平不斷提高，出現了一些演奏名家，如善彈阮鹹的阮咸、善吹笛的桓伊、善吹篪的朝雲、善彈琴的戴逵等；一是許多新樂器的出現。

新出現的樂器，大多是從西域傳來的，最重要的，是彈弦樂器琵琶和許多打擊樂器。 秦漢時的琵琶，都是直柄，音箱是圓形的。南北朝時，曲項琵琶從西域傳入中國。它的特點是音箱呈梨形，柄是彎曲的，與今天的琵琶已經很相似，從唐代開始，它就成為最受歡迎的樂器之一。 新出現的吹管樂器是篳篥，它就是後代管子的前身，到了唐代，它也是非常受歡迎的樂器之一。 方響也是這個時期傳入內地的，它大約出自北周，以十六塊音高不等的鐵片懸掛於木架上，原理與編鐘和編磬相似，不過體積小很多，音色也完全不同。 這一時期，傳入了許多新的打擊樂器。 星，就是碰鈴。 達卜，就是手鼓。新疆維吾爾族的重要打擊樂器。木製圓形鼓框，單面蒙羊皮或蟒皮，有一種框上還有許多小鐵環，用雙手敲擊發聲，在敦煌北周壁畫中已經出現。

據唐代典籍記載，鼓的種類非常豐富。這些鼓的形制各異，聲音不同，敲擊的方式也不一樣，廣泛使用於“七部樂”“九部樂”和“十部樂”中。這些鼓，被統稱為“胡鼓”（見杜佑《通典·樂典二》），應該都是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傳入中國了，主要有羯鼓、雞婁鼓、答臘鼓、都曇鼓、毛員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