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於苞桑。'”
——《周易·繫辭下》（節選）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會後，溫家寶總理應大會邀請，會見了中外記者並回答有關提問。針對中央電視台記者關於2003年的“非典”以及對2004年的工作展望等問題，溫總理首先肯定了抗擊'非典'取得的成績，接著說：“重要的不是成績，而是經驗、教訓和啟示。對今年的工作，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要有憂患意識，看到前進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溫總理在上文中提到的“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出自《周易·繫辭下》，對於這句話的含義，孔穎達《周易正義》曰：“'危者，安其位者也'，言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往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為安，不有畏慎，故致今日危也。'亡者，保其存'者，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恆以為存，不有憂懼，故今致滅危也。'亂者，有其治'者，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往前自恃有其治理也，謂恆以為治，不有憂慮，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復安，心恆不忘傾危之事；國之雖存，心恆不忘滅亡之事；政之雖治，心恆不忘禍亂之事。”用現代漢語來解釋就是說：處境危殆的正是那些自恃地位安穩的人，遭遇滅亡的正是那些自恃保持生存的人，陷入禍亂的正是那些自恃擁有太平治世的人。所以君子在安穩的時候不忘記危殆，在生存的時候不忘記滅亡，在太平治世的時候不忘記禍亂，這樣就會自身平安而國家可保了。
這一思想是周易中多個辯證思想的一種，充分地表現了這部古老著作的治世智慧。 “安、危”、“存、亡”、“治、亂”都是互相對立、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它們既對立又統一，並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安”、“存”、“治”中，包含著“危”、“亡”、“亂”的因素。它明確地告誡天下所有統治者：安全時，不要忘記危險的存在；順利時，不要忘記有滅亡的可能；社會安定時，不要忘記何以會天下大亂。 “居安思危”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善於從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中主動尋找危險的苗頭，隨時警惕危難的徵兆。大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小到每一個人的生存、發展，“居安思危”都是一種必須具備的潛在素質。這種素質可以使一個國家不斷走向強大，使一個社會日益進步，使一個民族保持長久興旺，使每一個人永遠保持樂觀向上之精神，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這一思想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對上古時代先民們普遍智慧的總結。我們的祖先很久以前就已經懂得安危相繼的道理。 《尚書·說命》中就有“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的記載。 《左傳·襄公十一年》中也有“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的說法。到了後世其影響則更大。東漢馬融在上鄧太后的《廣成頌》中提出“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的主張，旨在反對當時的俗儒們提出的“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陳（陣）之法”的建議（《後漢書·馬融列傳》）。據《貞觀政要·慎終》記載，太宗也經常對大臣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而魏徵也經常進諫太宗：“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思所以亡則存。”（《新唐書·魏徵傳》）《宋史·張昭傳》亦載張昭向明宗上疏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先儒之丕訓。”元代中統二年（1261），李昶進諫忽必烈時也說：“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恆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為南面逸豫之戒。”（《元史·李昶傳》）這些記述表明，“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的思想，已經成了歷代明君賢臣治理國家、實現長治久安目的的共識，成為一種理念，深深浸透在他們的治世思想中。
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引用這句名言，表明了在成績面前不驕不躁的謙和態度，更重要的是，藉這句名言，溫總理強調了自己對目前存在的種種困難和問題的清醒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