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好與壞”和“善與惡”這兩種對立的價值觀在這個地球上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惡戰，雖然第二種價值觀長期以來一直穩佔上風，但是只要戰爭仍在持續，勝負的問題就懸而未決；甚至可以說，在此期間戰爭又升級了，因而它也就變得更深刻，更具有鬥智的性質了，結果是目前也許還找不到更確切的標誌來標記那超越這種對立的“更高級的自然力”，即更智慧的自然力，那種對立的另一真實的戰場。這場戰鬥的象徵在所有人類歷史上垂訓千古，這就是“羅馬人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對羅馬人”。迄今為止，還沒有比這更重大的戰鬥，更嚴峻的課題、更仇視的對立，羅馬人把以色列人看成某種違反自然的反常怪物；羅馬人認為猶太人“對整個人類充滿了仇恨”。如果人們有權把人類的得救和未來同貴族的價值觀，即羅馬的價值觀的無條件統治聯繫起來，那麼羅馬人的這種看法就是對的。可是反過來猶太人又是怎樣看待羅馬人的呢？有千百種跡象表明他們的觀念，而我們只需再讀一遍聖約翰的《啟示錄》，那文字史上最偏執狂熱的發洩、那對良知的報復。請不要低估基督徒堅韌不拔的本能，他以此為這本仇恨之書貼上了愛的信徒的名字，附加了他狂熱地偏愛的那些福音信條——但是不管有多少文字上的詐騙，這裡面潛藏著一個事實：羅馬人曾經是強壯的、高貴的民族，世界上還沒有哪個民族能像羅馬人那樣，甚至夢想像羅馬人那樣強壯和高貴；羅馬人的所有遺跡、每一個刻痕都是迷人的、莊重的，只要人們能夠猜出其中的意思。反之，猶太人卻是傑出的、充滿怨恨的教士民族，他們具有一種不可比擬的民俗道德天才，我們只需拿中國人和德國人這些有相似天賦的民族和猶太人相比，就可以感受到誰是第一流的天才，誰是第五流的，目前他們之中誰取勝了，是羅馬人還是猶太人？可是這裡還有什麼疑問？想想看，在羅馬本土人們把誰當作至高無上的價值的化身，向之鞠躬禮拜——而且不僅在羅馬，在差不多整整半個地球上，哪兒的人們變得馴服了，或者將要變得馴服了，那兒的人們就向三個猶太男人和一個猶太女人鞠躬（向拿撒勒斯的耶穌，向漁夫彼得，向地毯匠保羅，向瑪麗亞，那個起初被稱為耶穌的人的母親）。這真是奇怪，羅馬無疑是戰敗了。的確，在文藝復興時期，古典的理想、高貴的價值觀念曾經歷了光輝奪目的複蘇。羅馬就像一個假死甦醒的人一樣在那座新建的猶太式羅馬城的重壓下面蠢動起來，那新羅馬儼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猶太教堂，它被稱為“教會”。但是，很快地猶太教又一次獲勝，這要歸功於發生在德國和英國的運動，它被稱為宗教改革，而實質上是平民的怨恨運動。伴隨這場運動而來的是：教會的重振和古羅馬再次被置於古老的墓穴安寧之中。法國革命使猶太教再次取得了對古典理想的更具決定意義的、更深刻的勝利，因為從此，歐洲最後的政治高貴，那盛行於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精神，在民眾怨恨本能的壓力下崩潰了，地球上還從未聽見過這樣熱烈的喝彩，這樣喧囂的歡呼！可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極為驚人的、根本無法預料的現象：古典理想本身現形了，在人類的眼前和意識中再一次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輝；它比以往更強大、更簡單、更顯著，它大聲疾呼反對怨恨者古老的謊言口號：“多數人享有特權”，它反對底層意志、降尊意志、平均意志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志；它喊出可怕的擔是令人振奮的反對口號：“少數人享有特權！”拿破崙的出現就橡最後一個路標才指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樣。拿破崙，這個最孤獨的人，這個跚跚來遲的人，他具體地體現了高貴理想自身的問題——或許我們應當思考，問題究竟何在：拿破崙這個非人和超人的綜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