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封建社會根據兩條原則辦事：一條是“禮”，一條是“刑”。禮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貶來控制“君子”即貴族的行為。刑則不然、它只適用於“庶人”或“小人”即平民。這就是《禮記》中說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禮》上)
這樣做，是可能的，因為小國封建社會的結構比較簡單。天子、諸侯和大夫都是以血親或姻親互相聯繫著。在理論上，各國諸侯都是天子的臣，各國內的大夫又是各國諸侯的臣。但是在實際上，這些貴族長期以來都是從祖先繼承其權力。逐漸覺得，這些權力並不是依靠忠君的理論取得的。因此，許多大國諸侯，儘管名義全歸今央的周天子管轄，實際上是半獨立的；各國之內。也有許多大夫之“家”是半獨立的。因為都是親屬或親戚，這些封建領主保持著社會的、外交的接觸，如果有什麼事情要處理，也都遵循他們不成文的“君子協定”。這就是說，他們是遵禮而行。
天子、諸侯高高在上，不直接與百姓打交道。這樣的事情交給大夫們處理，每個大夫統治著自己領地內的百姓。大夫的領地通常都不大，人口也有限。所以貴族們統治他們的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個人為基礎。於是採用刑罰，以保證百姓服從。我們可以看出、在先秦封建社會，人的關係，無論尊卑，都是靠個人影響和個人接觸來維持的。
周朝的後幾百年，封建社會制度逐步解體。社會發生了深遠的變化。君子和小人的社會區別不再是絕對的了。在孔子的時代，已經有一些貴族喪失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憑著才能和運氣，勝利地成為社會上、政治上的顯要人物。社會各階級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侵略和征服。大國的領土越來越大了。為了進行戰爭。準備戰爭，這些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極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結果，就是政府的機構和功能比以前越來越複雜得多了。
新的情況帶來了新的問題。當時各國諸侯面臨的都是這樣的情況，自孔子以來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決的就是這些問題。可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多是不夠現實的，不能實行的。各國諸侯需要的不是對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綱領。而是如何應付他們的政府所面臨的新情況的現實方法。
當時有些人對現實的實際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諸侯常常找這些人打主意，如果他們的建議行之有效，他們往往就成為諸侯相信的顧問。有時候竟成為首相。這樣的顧問就是所謂的“法術之士”。
他們之所以稱為法術之士，是因為他們提出了治理大國的法術。這些法術把權力高度集中於國君一人之手。他們鼓吹的這些法術就是愚人也能懂會用。照他們所說，國君根本不需要是聖人或超人。只要忠實地執行他們的法術，哪怕是僅有中人之資也能治國、並且治得很好。還有些“法術之士”更進了一步，將他們的法術理論化，作出理論的表述，於是構成了法家的思想。
由此可見，把法家思想與法律和審判聯繫起來，是錯誤的。用現代的術語說，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袖，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他一定要願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
這一章，以韓非代表法家的頂峰。韓非是韓國(今河南省西部)的公子。 《史記》說他“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老子韓非列傳》)他擅長著書。著《韓非子》五十五篇。富於諷刺意味的是，秦國比別的任何國家都更徹底地實行了韓非的學說，可是他正是死在秦國的獄中，這是公元前233年的事。他死於老同學李斯的政治暗害，李斯在秦國做官，嫉妒韓非在秦日益得寵。
韓非是法家最後的也是最大的理論家，在他以前，法家已經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線。一派以慎到為首。慎到與孟子同時，他以“勢”為政治和治術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死於公元前337年)為首，申不害強調“術”是最重要的因素。再一派以商鞅(死於公元前338年)為首，商鞅又稱商君，最重視“法”。 “勢”，指權力，權威； “法”，指法律，法制；“術”，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手腕。
韓非認為，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說：“明主之行製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韓非子·八經》)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麼用的。這是術的妙用。他還有權威、極力以加強他的命令的力量。這是勢的作用。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中國人尊重過去的經驗，這個傳統也許是出自佔壓倒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思想方式。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極少遷徒。他們耕種土地，是根據季節變化，年復一年地重複這些變化。過去的經驗足以指導他們的勞動，所以他們無論何時若要試用新的東西，總是首先回顧過去的經驗，從中尋求先例。
這種心理狀態，對於中國哲學影響很大。所以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哲學家都是訴諸古代權威，作為自己學說的根據。孔子的古代極威是周文王和周公。為了賽過孔子，墨子訴諸傳說中的禹的權威，據說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孟子更要勝過墨家，走得更遠，回到堯、舜時代，比禹還早。最後，道家為了取得自己的發言權，取消儒、墨的發言極，就訴諸伏羲、神農的權威，據說他們比堯、舜還早若干世紀。
像這樣朝後看，這些哲學家就創立了歷史退化論。他們雖然分屬各家，但是都同意這一點，就是人類黃金時代在過去，不在將來。自從黃金時代過去後，歷史的運動一直是逐步退化的運動。因此，拯救人類，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復古。
法家是先秦最後的主要的一家，對於這種歷史觀，卻是鮮明的例外。他們充分認識到時代變化的要求，又極其現實地看待這些要求。他們雖然也承認古人淳樸一些，在這個意義上有德一些，然而他們認為這是由於物質條件使然，不是由於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照韓非的說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 (《韓非子·五蠹》)
由於這些全新的情況，出現了全新的問題，韓非認為，只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決。只有愚人才看不出這個明顯的事實。韓非用一個故事作比喻，說明這種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來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同上)
韓非之前的商君已經說過類似的話：“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 (《商君書·開塞》)
這種把歷史看作變化過程的觀點，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不過老生常談。但是從它在當時反對了古代中國其他各家流行的學說看來，實在是一種革命的觀點。
為了適應新的政治形勢，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國之道，如上所述，他們自以為是立於不敗之地的。照他們所說，第一個必要的步驟是立法。韓非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通過這些法，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佈，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為。因為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辦，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
關於這一點，韓非寫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捨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
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通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可以辯論的是，像這樣的程序也並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識，還需要督察百姓的行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對於這種反對意見，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親自做這一切事，他只要有術，即用人之術，就可以得到適當的人替他做。
術的概念，饒有哲學的興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學說的一個方面。法家用術這個名詞表示的正名學說是“循名而責實”(《韓非子·定法》)。
“實”。法家是指擔任政府職務的人。 “名”，是這些人的頭銜。這些頭銜指明，擔任各該職務的人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什麼事。所以“循名而責實”，就是責成擔任一定職務的人，做到該職務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責任是，把某個特殊的名加於某個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職務授予一定的人。這個職務的功能，早已由法規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他用什麼方法完成任務操心，只要任務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務完成得好。君主就獎賞他；否則懲罰他。如此而己。
這里或許要問，君主怎麼知道哪個人最適合某個職務呢？法家的回答是，也是用術就能知道。韓非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韓非子·二柄》)照這樣來處理幾個實際的例子，只要君主賞罰嚴明，不稱職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職了，即使送給他也不敢要。這樣，一切不稱職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稱職的人擔任政府職務了。
不過還有這個問題：君主怎麼知道某個“實”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這是君王本人的責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來檢驗。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廚子手藝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嚐一嘗他做的餚饌就解決了。不過他也不需要總是親自檢驗效果。他可以派別人替他檢驗，這些檢驗的人又是“實”，又嚴格地循其“名”以責之。
照法家如此說來，他們的治國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賞罰大權握在手裡。這樣進行統治，就是“無為而無不為”。
賞、罰，韓非叫做君主的“二柄”(同上)。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於人性趨利而避害。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
韓非像他的老師荀子一樣相信人性是惡的。但是他又與荀子不同、荀子強調人為，以之為變惡為善的手段，韓非則對此不感興趣。在韓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來，正因為人性是人性的原樣，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國之道，是建立在假設人性是人性的原樣，即天然的惡，這個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設人會變成人應該成為的樣子，即人為的善，這個前提上。
“無為而無不為”。無為是道家的觀念，也是法家的觀念。韓非和法家認為，君主必需具備一種大德，就是順隨無為的過程。他自己應當無為，讓別人替他無不為。韓非說：君主應如“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韓非子·大體》)換言之，君主具有種種工具和機器，用來進行統治，有了這些，就無為而無不為了。
道家與法家代表中國思想的兩個極端。道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邪惡的。道家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法家主張絕對的社會控制。可是在無為的觀念上，兩個極端卻遇合了。這就是說，它們在這裡有某些共同之處。
法家的治道，也是後期道家所主張的，只是詞句上稍有不同。裡有一段講“用人群之道”。這一段既區分了有為與無為，還區分了“為天下用”與“用天下”。無為，是用天下之道。有為，是為天下用之道。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統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自己無為，而命令別人替他為。換句話說，他的統治方法是以無為用天下。臣子的功能和職責，則是接受命令，遵命而為。換句話說，臣子的功用是以有為為天下用。這一段裡說：“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莊子·天道》)
這一段接著說：“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同上)君主一定要這樣，因為他萬一考慮某件事，這就意味著別的事他沒有考慮，可是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考慮他治下的“一切”事。所以解決的辦法，只有讓他不自慮，不自說，不自為，但是命令別人替他慮，替他說，替他為。用這種方法，他無為，而無不為。
至於君主“用天下”的詳細程序，這一段裡說：“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同上)
很清楚，這個程序的後部分正與法家相同。這一段還繼續說：“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同上)
從這裡可以看出道家對法家的批評。法家的治道。需要君主公正無私。他一定懲罰應當受懲罰的人。即使這些人是他的親友；他一定獎賞應當受獎賞的人，即使這些人是他的仇敵。只要他有一些時候不能這樣做，他的整個統治機器就垮了。這樣的要求是一個僅有中等智力的人遠遠不能勝任的。真正能實現這種要求的還只有聖人。
儒家主張，治理百姓應當以禮以德。不應當以法以刑。他們堅持傳統的治道，卻不認識當初實行此道的環境已經變了。在這個方面，儒家是保守的。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時又是革命的，在他們的觀念裡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傳統上只按出身、財產劃分的階級區別，儒家不再堅持了。當然，孔子、孟子還繼續講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但是在他們看來，這種區別在於個人的道德水平，沒有必要根據原來的階級差別了。
本章一開始就指出，在早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以禮治貴族，以刑治平民。所以，儒家要求不僅治貴族以禮，而且治平民也應當以禮而不以刑，這實際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為標準用之於平民。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是革命的。
在法家思想裡，也沒有階級的區別。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為標準提高到用禮的水平，而是把貴族的行為標準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於將禮拋棄。只靠賞罰，一視同仁。
儒家的觀念是理想主義的，法家的觀念是現實主義的。正由於這個原故，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儒家總是指責法家卑鄙、粗野，法家總是指責儒家迂腐、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