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十九、阿米尼斯

“有機社會”把“整體”的安全放在所有考慮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個人卻認為世界迄今的發展全賴個人的努力，不是靠集體（說穿了就是不相信所有變革），因此個人的權力要比集體的權力重要得多，他們之間代復一代的衝突正是爭取寬容的鬥爭的一部分。 我們如果認為這個前提是正確的，那麼一個國家的寬容程度便與大多數居民的個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過去，有時會出現非常開明的統治者，他對孩子說：“我堅信'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的原則。我希望所有可愛的臣民們都對別人施以寬容，不然就會自食其果。” 於是，性急的臣民們就趕忙貯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壯麗的幾個字：“寬容第一”。 但是這個突然的轉變是出於對國王絞刑吏的畏懼，並不會長久。國王只有在恫嚇的同時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級教育的明智體系，把它當做每天的政治活動，才能取得成果。

十六世紀後半葉，這種幸運的環境在荷蘭共和國出現了。 首先，這個國家有數千個半自給自足的城鎮和鄉村，居民大都是漁夫、水手和商人。這三種人習慣於一定程度的獨立行動，職業的性質迫使他們做決定時要迅速果斷，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斷出工作中的機遇。 我不是說他們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聰明，心胸更開闊。但是艱苦的工作和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干勁使他們成為整個北歐和西歐的穀物漁類搬運夫。他們懂得，天主教徒的錢和新教徒的錢一樣好用，他們喜歡付現錢的土耳其人，討厭要賒賬六個月的長老會教徒。於是他們成為進行一點寬容試驗的理想國度，而且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佔了天時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意圖統治世界者必須了解世界”這個古老格言的光輝典範。他開始時是個著裝入時、錢多財廣的年輕人，有令人羨慕的社會地位，給當時最大的君王當機要秘書。他在晚宴和舞會上揮霍無度，娶了好幾個頗為聞名的女繼承人，生活放蕩，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很用功，對他來說競賽圖表遠比宗教小冊子更為有趣。

宗教改革引起的生活動盪在他眼裡起初不過是僱傭者之間的又一場爭吵，只要稍用手腕，再擺出幾個五大三粗的警察，便可以解決了。 不過，等他了解了國王和臣民之間的爭端的本質時，這個和藹的貴人已經突然變成了卓有能力的領袖。其實，他所要從事的是當時已經完全失勢的事業。他在短期內賣掉了宮殿、馬匹、金盤和鄉間地產（或者立即予以放棄）。這個布魯塞爾的花花公子成為哈普斯堡的最頑固最成功的敵人。 然而財產的變動並沒有改變他的個性。威廉在倉滿囤流的時候是哲學家，住在兩三間出租房子裡、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費的時候也還是哲學家。過去有一個主教想建造足夠的絞架來處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盡全力挫敗了主教的企圖，如今他同樣盡量要剎住熱情的加爾文教徒要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干勁。

他的心血幾乎毫無指望。 二萬至三萬人已經慘遭殺戮，宗教法庭的監獄裡裝滿了新的犧牲品，遙遠的西班牙正在召集一支軍隊，準備在叛亂還沒有傳播至歐洲其它地方的時候就把它粉碎。 有人說應該熱愛剛剛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爺爺的人，也有人在拼命反對這個說法，在這裡無需告訴讀者是誰在反對。但是他通過自己的事例和他對反對者的和解態度，已經向追隨者表明有性格的人應該超脫摩西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律法。 在爭取實現公共道德的論戰中，他得到一個傑出人物的支持。在豪華的教室裡，你會看到一個極為奇特的簡短碑文，記載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遺體就埋在那裡。這個孔赫特挺有意思。他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輕時長年旅行國外，獲得關於德國、西班牙和法國的第一手資料。他一回國，便愛上了一個身無分文的姑娘。他的荷蘭父親處事謹慎，不准他們結婚。兒子照樣結了婚，父親便做了長輩在這種情況下必然要做的事：指責兒子忘恩負義，並剝奪了他的繼承權。

年輕的孔赫特不得不干活謀生了，這的確有些困難。不過他是個多才多藝的年輕人，學會了一門手藝，成了銅雕匠。 哎呀，一做荷蘭人，便永遠要說教。到了晚上，他就急忙扔下雕刻刀，拿起鵝毛筆，記下一天的大事。他的文筆並不太像現在人們所說的“引人入勝”。但是他的書裡有許多類似於伊拉斯謨所闡述易為人接受的道理，這使他交了許多朋友，也與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觸，威廉高度讚賞了他的能力，僱他做機要顧問。 當時威廉正忙於一樁奇怪的爭論。國王菲利浦有教皇撐腰，要幹掉人類的大敵（也就是他的敵人威廉），他以兩萬五千金幣、貴族頭銜和赦免一切罪行的代價，找人去荷蘭殺死這個頭號異端者。威廉已經五次遇險，可是他覺得用一套小冊子駁倒菲利浦國王是他的職責，孔赫特助了他一臂之力。

論點直指哈普斯堡內閣，不過要是指望內閣會由此而變得寬容，那才是妄想。然而整個世界都在註視威廉和菲力浦的決鬥，小冊子也被譯成了不同文字，廣泛閱讀，其中許多題目人們過去只敢低聲說說，現在卻熱烈地討論起來。 不幸的是，爭論並沒有多久就結束了。一五八四年七月九日，一個法國天主教徒拿到了兩萬五千金幣的報酬，六年以後，孔赫特還沒有完成把伊拉斯謨著作譯成荷蘭文的工作，也與世長辭了。 在以後的二十年中，狼煙四起，炮聲隆隆，湮沒了不同觀點的神學家之間的叱罵。最後敵人被逐出了新共和國的邊界。但此時卻沒有威廉這樣的人來掌管內部事務。不同的教派本來在大批西班牙僱傭軍的壓力下暫時很不自然地和解了，現在又要彼此割斷對方的喉嚨。

他們的爭戰當然要有個藉口，可是，有哪個神學家沒有一點要抱怨的事呢？ 在萊頓大學裡，有兩個教授持不同的見解。這既不新鮮也不出眾。但是，他們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這倒是個嚴重的事。興奮的人們立即參加到討論中去，不到兩個月，整個國家便分成兩大敵對的陣營。 一面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面是戈馬魯斯的追隨著。 後者雖然出生在荷蘭家庭，卻在德國度過了一生，是條頓教育體系的出色產物。他的學問十分廣博，卻又缺乏起碼的常識。他的大腦精通希伯萊律學的奧秘，而心臟卻按照阿拉米語的句法規則跳動。 他的對手阿米尼斯卻迥然不同。他生於奧德沃特，是離伊拉斯謨度過不愉快的少年時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遠的小城市。他幼年時贏得鄰居、馬古堡大學著名數學家和天文學教授的友誼。這個人叫魯道夫·斯內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帶回德國，讓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這個孩子在第一個假期回家時，發現家鄉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親戚也都遇難了。

這似乎結束了他的學業，幸虧一些好心的有錢人聽說這個年幼孤兒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萊頓大學學習神學。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後便學完了所有的課程，又去尋找新的知識源泉了。 當時，出類拔萃的學生總可以找到資助人為他們的前程花幾塊錢。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幾個行會給他開的介紹信，高高興興去南方尋找受教育的機會了。 做為一個頗受尊敬的神學繼承人，他首先來到日內瓦。加爾文已經死了，但是他的從人西奧多·貝扎像天使的牧羊人似地接替了加爾文。這個捕捉異端邪說的老手鼻子很靈敏，立刻聞出這個年輕荷蘭人教旨中的拉姆主義氣味，對他的拜訪也縮短了。 拉姆主義這個詞對現代讀者毫無意義。不過熟悉米爾頓文集的人了解，三百年前它卻被看成是十分危險的宗教新說。它是由一個名叫彼爾·德·拉·拉姆發明或創始的（隨你怎樣用詞）。他做學生時，十分反感老師的過時教學方法，於是選了一個頗使人驚訝的題目做為他的博士論文：《亞里士多德教誨的一切全是錯誤的》。

不用說，這個題目得不到老師的好感。幾年以後，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寫進幾卷很有才華的書裡，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聖巴塞洛梅大屠殺的第一批犧牲者。 但是惱人的書並不會隨著作者一起被殺掉。拉姆的書殘存了下來，他的驚異邏輯體係也在西歐和北歐受到歡迎。不過真正的虔誠人士卻認為拉姆主義是去地獄的通行證，於是有人建議阿米尼斯去巴塞爾，這個多難的城市自從墮入對一切持探索態度的伊拉斯謨的魔網，一直把“自由派”當做好樣的人物。阿米尼斯得到警告以後，便啟程北行。但是他又做出一項頗為反常的決定。他大膽踏入到敵人的境內，在帕多瓦大學學習了幾個學期，還去了一趟羅馬。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土時，這使他成為國人眼裡的危險分子。不過他似乎既沒有長角也沒有添尾巴，於是漸漸地贏得了大家的好感，被允許擔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師。

他不僅使自己發揮了作用，還在瘟疫橫行的時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們很快就真心擁戴他，委託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體系，一六〇三年，當他作為羽毛豐滿的神學教授被調往萊頓時，首都的所有居民還都依依不捨。 他要是知道在萊頓等待他的是什麼，我肯定他不會去。他到達的時候，正好下拉普薩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薩里安派教徒之間的戰鬥發展到白熱化。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薩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帶偏見地對待同事——上拉普薩里安派的戈馬魯斯。但是兩派的差異不容調和。阿米尼斯被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下拉普薩里安派教徒。 讀者當然會問我，這兩派是什麼啊？我不知道，好像也無法了解這些玩藝兒。不過據我所知，兩派的爭論由來已久，一派（如阿米尼斯）認為，人們某種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爾文和戈馬魯斯之輩，他們說我們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運取決於造物時聖骰的一擲。

一六〇〇年，北歐的大部分人都是上拉普薩里安派。他們願意聽佈道說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數人已經命定要進地獄。如果有那麼幾個牧師竟膽大包天，敢於宣講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們便立即會被懷疑患有罪惡的軟弱症，象心慈手軟的醫生的一樣，不能給人們開苦口的良藥，卻以他們的軟弱心腸把病人置於死地。 萊頓的許多饒舌老婦一發現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薩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終止了。他從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擊咒罵他，把他折磨至死。繼而，兩派都介入政治，這在十六世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薩里安派在選舉中獲勝，下拉普薩里安派被宣佈為公共秩序的敵人和國家的叛徒。 這場荒誕無稽的爭戰還沒有結束，奧爾登·巴內維爾特就腦袋夾在兩腳中間死去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有功於共和國的建立；格羅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宮裡過寄人籬下的生活，儘管他的溫和節制曾經使他成為國際法律公正體系的第一個偉大倡導者；寡言的威廉所獻身的事業似乎中途而廢了。 但是加爾文主義者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 荷蘭共和國祇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是商人和銀行家的俱樂部，由幾百個頗有勢力的家族統治著。這些紳士對平等和博愛毫無興趣，卻信仰法律和秩序。他們承認並支持已有的教會。每逢星期天，他們就滿懷熱情來到四壁潔白的聖物存放地，這裡過去是天主教堂，現在是新教徒的佈道廳。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見市長大人和議員們，想憤憤不滿地說說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時候，官員們卻又“開會”，不能接見這些虔誠的人。如果虔誠的人堅持不懈，召集好幾千名忠誠的教民在市政大廳前“示威”（這種事常常發生），官員們也會彬彬有禮地垂顧，接過虔誠的人抄寫整齊的訴苦書和建議書。可是，大門在最後一個穿黑袍的請願者後面關上以後，官員們就會用那些文稿點煙斗。 他們已經採納了實際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為例。”上拉普薩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規模內戰的駭人年月把他們嚇壞了，於是他們堅定地壓抑宗教狂的發展。 後代並不總是誇讚這些貴族。他們無疑把國家視為私有財產，也不能持之以恆地把祖國的利益和他們自己的利益區分得一清二楚。他們缺乏從整個帝國角度的宏觀，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但是他們做了一件事，值得我們發自內心的推崇。他們把國家變成了國際交換站，持各種思想的人物在這裡都有最廣泛的自由，隨心所欲地去說、去想、去寫、去出版。 我並不想描繪得太動人。不時在內閣否決的威脅下，市議員也會被迫鎮壓天主教的一個秘密協會，或沒收某一本過於囂張的異端派印發的小冊子。不過一般說來，只要不爬到市場區中央的肥皂箱上高聲詆毀宿命論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帶到公共餐廳裡，不否認南方衛理公會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確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無事，在差不多兩個世紀裡，許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會因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蘭共和國卻成為他們的名符其實的天堂。 這裡又重新變成為天堂的消息四處傳開了。在以後的兩百年裡，荷蘭的印刷所和咖啡館裡擠滿了形形色色的熱情者，他們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軍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