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
一HELLAS 希臘與哲學的命運
1．1哲學與民族的健康
有些人反對一切哲學，他們的話有時倒是值得一聽的，尤其當他們奉勸德國人的病態頭腦拒斥形而上學，而代之以像歌德（德國大文豪Goethe，1749-1832）那樣借體魄獲得淨化，或者象瓦格納（十九世紀德國作曲家Wagner）那樣借音樂獲得聖化之時，更是如此。民族的良醫唾棄哲學；因此，誰想替哲學辯護，他就應當指出，一個健康的民族為何需要並且確已運用了哲學。如果他能夠指出這一點，那麼，也許病人也就能夠實實在在獲得一種教益，懂得哲學為何恰恰對於他們是有害的。
誠然，完全不要哲學，或者對哲學只有極其淺薄的、幾乎是兒戲般的運用，卻依然能夠健康，在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時期的羅馬人就是這樣無需哲學而生活的。但是，一個病弱的民族借哲學重獲失去了的健康，這樣的例子又在哪裡？如果說哲學果有顯示過其助益、拯救、預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對於病人，它只會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個民族業已分崩離析，其組成分子的維繫力業已弛而不張，那麼，哲學從來不曾使這些個體與整體重新結合起來。
如果一個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圍築起自足的籬笆，那麼，哲學總是準會使他更加孤立，並且讓他在這孤立中給毀掉。哲學如果不是圓滿足備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險的，而能讓哲學充足完備的，就只有一個民族（但不是每個民族）的壯健體魄而已。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個民族身上什麼東西可以稱作健康。 Hellas——希臘，作為真正的健康人，它的民族從事哲學，而且從事此中，較諸其他任何民族要多得多；他們就此為哲學作了一勞永逸的辯護。他們未能適時而止，甚至到了風燭殘年，他們的舉止仍然像是哲學的熱血弟子，儘管這時他們已經只把哲學看成對基督教教條的虔誠的煩瑣考證和神聖的項屑論爭了。由於他們未能適時而止，從而大大削弱了他們對於那些野而未馴的後代的貢獻；他們後代正值桀傲不馴的青春年華，不得不被那巧工編結而成的網罟纏住。
另一方面呢，希臘人倒懂得適時而始，並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為明確地演示了，必須怎樣開始從事哲學。也就是說，不是等到悲苦之時，象某些從鬱悶心境中推演哲學的人所臆斷的那樣，而是在幸福之時，在成熟的成年期，從勇敢常勝的男子氣概的興高采烈中迸發出來。希臘人在這樣的時期從事哲學，這一點恰好啟發我們理解哲學是什麼，哲學應該是什麼，更啟發我們理解希臘人本身。如果像我們今天那些道學市儈所想像的，當時的希臘人不過是冷靜世故的技匠和樂天善感的人，或者象無知的空想家所津津樂道的那樣，他們是沉溺在自我的迷霧中，深深吐納而深有所感，那麼，哲學的源頭就決不會在他們身上得以昭示；他們身上最多只有頃刻流失沙灘或蒸發成霧的小溪，決不會再有翻湧著驕傲的浪花的波瀾壯闊的江河，而在我們眼裡，希臘哲學正是這樣的江河。
1．2希臘民族與典型的哲學頭腦
人們已經不厭其煩地指出過，希臘人多麼善於在東方異國發現和學習，他們也確實從那裡接受了許多東西。然而，倘若人們把來自東方的所謂老師和來自希臘的可能的學生擺放到一起，例如，把瑣羅亞斯德（古波斯拜火教創立者Zoraster）與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萬物本原的古希臘哲人Heraclitus）並列，把印度教信徒與愛利亞學派（主張有不變本體的Eleatics）並列，把埃及人與恩培多克勒（堅信靈魂不滅的Empedocles）並列，甚或把阿那克薩哥拉（宇宙二元論者Anaxagoras）置於猶太人中間，把畢達哥拉斯（講求宇宙的和諧秩序的Pythagoras）置於中國人中間，那實在是一個奇觀。就具體事例而論，這樣並列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只要人們不拿下面這樣的推論來折磨我們，說什麼由此可見哲學只是從外面輸入希臘的，而不是在希臘本土自然生長的，甚至說什麼哲學是外在於希臘人本性的，只能給希臘人帶來禍害云云，那麼我們尚可忍受上述的一般想法。
假如認定希臘人只有一種本土生成的文化，這真是愚不可及的。毋寧說，他們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著的文化。而他們之所以走得如此遠，正是因為他們善於始乎其他民族之所止。他們精通學習之道。我們正應當像他們那樣，為了生活，而不是為了博學，向我們的鄰居學習，把一切學到的東西用作支撐，借助它們更上一層樓，比鄰居攀登得更高。
追尋哲學的開端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無論何處，開端都是粗糙、原始、空洞、醜陋的。無論什麼事物，都只有較高的階段才是可觀的。誰要是因為埃及哲學和波斯哲學也許"更本原"，肯定更古老，便寧願去研究這些哲學而不是希臘哲學，他就恰好和某些人一樣魯莽不智，那些人對如此美好深刻的希臘神話不放心，除非有一天他們能把希臘神話追溯到它的最開端，即諸如太陽、閃電、暴雨、霧氣之類的物理細節。那些人又自以為我們那些亞利安人對獨一的天穹的信仰要比希臘多神教更加純粹。無論何處，通往開端之路必通往野蠻。
誰若和希臘人打交道，他就應該時時牢記，不受約束的求知欲較諸對知識的仇恨同樣會導人入於野蠻。而希臘人則由於對生命中所有各種價值抱有一種理想上的需要與關切，這就約束了他們的原本貪得無厭的求知欲——他們想立即經歷他們所學到的東西。希臘人在從事哲學時也是作為有文化的人，為著文化的目的，他們能擺脫任何夜郎自大的心理，不是去重新創造哲學和科學的元素，而是立刻致力於充實、提高、揚棄、淨化這些引進的元素，他們因此而在一個更高的意義上和一個更純粹的範圍內成了創造者。也就是說，他們創造了"典型的哲學頭腦"，而後來的一切世代在這方面不再有任何實質性的創造了。
1．3希臘文化與哲學的必然性
面對古希臘大師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B 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門尼德（Parmenides）、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蘇格拉底（Socrates）這樣一個驚人理想化的哲學群體，每個民族都會自慚形穢。所有這些人是一個整體，是用一塊巨石鑿出的群象。在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性格中貫穿著嚴格的必然性。他們沒有任何常規可循，因為當時哲學和學術都不成其為專業。他們都處在卓絕的孤獨中，當時就只有他們僅僅為了認知而生活。他們都擁有古代人那種獨具德性的力量，藉此他們勝過一切後人，這種力量推動他們發現他們自己的形式，並通過變形進一步塑造使之達至為微妙且至具可能性。他們遇不到任何現成的模式可助他們一臂之力，以減輕他們的困難。所以，他們就共同構成了叔本華（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Schopenhauer）所稱的，與所謂"學者共和國"相對立的"天才共和國"：一個巨人越過歲月的鴻溝向另一個巨人發出呼喚，不理睬在他們腳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囂，延續著崇高的精神對話。
關於這場崇高的精神對話，我準備講一點我們現代的重聽症也許能夠從中聽懂的東西，其數量當然微乎其微。在我看來，從泰勒斯到蘇格拉底，這些古代哲人在這場對話中已經觸及了我們要考察的構成典型希臘精神的一切東西，儘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觸及的。在他們的對話中，就像在他們的個性中一樣，他們也表現了希臘創造力的偉大特徵，而整部希臘史乃是這些特徵的朦朧印跡，是它們的含糊不清的摹本。如果我們正確地解釋希臘民族的全部生活，我們最終會發現同一個形象的反映，這就是希臘民族的最高天才身上閃射著的異彩。希臘土地上最早的哲學經驗，即對"七哲人"的讚許，已經給希臘人的形象構畫了令人難忘的清晰輪廓。其他民族出聖徒，希臘出哲人。
有人說得對，要給一個民族定性，與其看它有些什麼偉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麼方式認定和推尊這些偉大人物的。在別的時代、別的地方，哲學家是處在最敵對環境中的偶然的、孤獨的漫遊者，他們不是隱伏潛行，就得起而抗爭。只有在希臘人那裡，哲學家才不是偶然的。他們出現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紀，被世俗化的巨大危險和誘惑所包圍，彷彿邁著莊重的步伐走出特羅弗紐斯洞穴，進入希臘殖民地的繁榮、貪婪、奢華和縱慾之中。我們或許忖測，當是時他們是作為警告者來臨的，他們所懷抱的，正是悲劇在當時為之誕生的那同一個目的，也是俄耳浦斯秘儀在其祭禮的怪誕象形文字中所暗示的那同一個目的。這些哲學家對於生命和存在所作的判斷，其內涵要比任何一個現代所作的判斷多得多，因為他們面對著一種完滿的生命，他們不像我們這樣，思想家的情感被追求生命的自由、美、偉大的願望與求索真理（它只問：生命究竟有何價值？）的衝動二者之間的分裂弄得迷離失措。
對於哲學家在一種風格統一的真切的文化內所要完成的任務，由於我們不具備這樣的文化，因而從我們的處境和經驗出發是無法猜度的。只有一種象希臘文化那樣的文化，才能回答這個哲學家任務的問題，只有它才能像我說過的那樣為哲學辯護，因為只有它才懂得併且能夠證明，哲學家為何和如何不是一個偶然的、隨意的、萍踪無定的漫遊者。有一種鐵的必然性把哲學家維繫在真正的文化上。
然而，倘若這種文化不是現成的，那又如何呢？那麼哲學家就是一顆吉凶未卜、令人驚恐的彗星。在幸運的情形下，他也許能像太陽系的一顆明星發光。只有在希臘人那裡，他才不是彗星；所以——希臘人能夠為哲學家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