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人們，你們總以為自己是激情和幻想的反對者，總是喜歡在自己的空虛中創造出豪情和矯飾。你們這些自稱為現實主義的人總是習慣於給與別人這樣的暗示：世界是真實呈現於你們面前的，也只在你們面前，它才會揭開神秘的面紗，向你們展示堪稱精華的一面。
然而，你可知道，在一個熱戀的藝術家眼裡，什麼才是“真實”呢？你們依然對那些來自過去幾個世紀的充滿激情與熱戀感覺的事物愛慕不已！在你們的清醒之中總是摻雜著若隱若現，卻又無法消除的朦朧醉意！就拿“真實”的愛戀來說吧，那可真的是一種純粹的、原始的“愛”！它與一些幻想、偏見、甚至與非理、無知、恐懼等夾雜在一起，充塞在一切情感和感官印象之中。
那一座山、一片雲的“真實”又是什麼呢？清醒的人們，你們能夠將對那山那雲的幻象和那些人為的添加物抽離嗎？你們能夠將自己的出身、歷史以及學前的教育，甚至是你們的整個人性與獸性統統遺忘嗎？
“真實”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對你們亦然。事實上，我們之間的陌生程度並沒有你們所想的那麼大。可是，我們想要超越醉意的良好願望或許跟你們無法克服醉意的信念是同樣強烈的。
對於南歐人所喜愛的一切東西的鄙俗性——無論是意大利的歌劇（比如羅西尼和貝利尼的），還是西班牙的冒險小說（比如我們最為熟悉的吉爾·布拉斯的法文版小說）我都很熟悉，但是它們卻還不至於讓我感到傷心。這種鄙俗如同人們在龐貝市漫步時或者在閱讀古書時所碰見的鄙俗。
那麼鄙俗性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因為缺乏羞恥之心，還是因為鄙俗之物十分自信才可以堂皇地登場嗎？難道這就像同樣鄙俗的音樂和小說中所描寫的那些高雅、嫵媚、激情的東西一樣嗎？ “動物和人一樣有自己的權利，可以隨意地四處奔竄；然而我親愛的同代人啊，無論如何也算作是這動物！”這話在我看來簡直就是鄙俗性的註腳，也可以看作是南歐人的個性特徵。
粗鄙的審美情趣同精良的審美情趣一樣，都有屬於自己的權利，當這種審美情趣變成一種大的需求、自信的滿足、通俗的語言，甚至是叫人一看就能明白的面具和姿態的時候，它或許會比精良的審美情趣更加具有優先權；而精挑細選過的精良的審美情趣中總是包含著探索性的、嘗試性的東西。雖然我們對此並沒有任何確定性的理解，但是它永遠都不是通俗化的，現在不是，過去也從來都不是！通俗化始終只能是一宗可怕的面具！
這樣的面具出現在了音樂的華彩樂章和歌劇的歡快旋律之中！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種遠古的生活！如果人們不能夠理解他人為何總是喜歡戴著面具，更加沒能理解他人對於面具的良苦用心，那麼還能對面具有什麼認識呢？可以說，這裡是古代思想的浴場和棲息地，這浴場或許需要古代高人雅士，更有可能甚至還需要下層的鄙俗百姓。
北歐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鄙俗趨勢實在令我汗顏，也時常讓我感覺到痛苦難言，比如德國音樂，藝術家從來不會為自我貶抑而臉紅，可我們卻因為他而感到羞愧啊！我們受到了傷害！因為我們知道，他會因為我們而降低自己！
希臘人——至少雅典人很喜歡聽別人的高談闊論，他們的這個癖好或許已經成為了與非希臘人的一大區別。他們甚至要求站在舞台上的講演者要有高談闊論的激情，並且能夠狂喜地、矯揉造作地進行朗誦。然而，潛藏於人性之中的激情恰恰是沉默寡言、靜默、窘態的！因此即使激情能夠找到言辭，那也一定很混亂，而且還是非理性、自我羞慚的！
由於希臘人的緣故，我們現在似乎已經習慣了舞台上的矯揉造作，這就如同我們由於意大利人的緣故習慣了另一種不自然的、忍受並且喜歡忍受歌唱的激情一樣。我們似乎非常需要傾聽處境極度困難的人的高談闊論，而這種需要我們無法在現實世界中得到滿足。悲劇英雄的生命瀕臨深淵，現實中的人在此刻大多失去了勇氣和美好言辭之時依然鎮定自若、滔滔不絕地慷慨陳詞，使人的思想立即變得開朗起來，令我們如痴如狂，或許這“脫離自然的偏差”是為人們的尊嚴特製的午餐吧。因此，人類需要通過藝術來表達一種高尚的、英雄式的做作與習俗。
倘若一個劇作家總是保持些許的沉默，而不能夠將一切變為理性與言語，那麼人們將會理直氣壯地指責他；然而，如果一位歌劇家不懂得捕捉最好的旋律以達到最佳的藝術效果，而只知道尋找那些效果很好的、“符合自然”的吶喊與結巴，那麼人們就會逐漸對他產生不滿。如此一來，也同樣違反了自然規律！這裡涉及到的問題就是鄙俗的、“想當然”的激情應該讓給一種更高的激情讓位！
在這條路上，希臘人實在走得太遠、太遠了，幾乎到了令人驚異的地步！他們將戲台建造得非常狹窄，也絕不用深層的背景來製造效果；演員不能夠有任何面部表情和細微的動作，以至於演員們都變成瞭如同面具一般莊重、生硬的妖魔，與此同時，他們也從激情的深層內涵抽離了出來，只給激情制定高談闊論的規則。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不讓恐懼與同情的劇場效果出現，是啊，他們就是不要恐懼與同情——這樣做也許是對亞里士多德無以復加的尊崇！然而，在談到希臘悲劇的最終目的時候，亞氏顯然詞不達意，更不要說切中要害了！
希臘悲劇詩人的勤奮、想像力以及競爭熱情究竟怎樣被激發出來的？我想一定不是用藝術效果來征服觀眾的意圖。雅典人看戲的目的就是為了聽演員的優美演說！而索福克勒斯的一生也正是為了寫出優美的演說詞！也許我的論調有些怪異，但無論如何，他們與嚴肅的歌劇真的無法相提並論。歌劇大師似乎竭力想要觀眾不能夠理解他們所塑造的人物。他們全都這樣認為，而且還習慣這樣調侃道：雖然很多時候一個倉促說起的字眼能夠使一位精力並不是很集中的觀眾有所領悟，但是總的來說，劇情應該要明白無誤，其實說白了這根本就不重要！當然，或許他們還沒有勇氣將其對劇中台詞的蔑視完全表現出來。羅西尼在自己的歌劇中加進去了一點頑皮，甚至恨不得要演員一個勁兒唱La-La-La-La，也許這種做法是很明智的！人們之所以相信歌劇中的人物，是相信他們的音調，而不是他們的“言辭”。實際上這就是差別所在，是美好的“不自然”，人們也正是因為這種美好才走進劇院看戲的。即使是作為歌劇中吟誦的部分，也未必能夠讓人聽懂其中的意思，採取這種“半音樂”的形式其實是為了讓富有樂感的耳朵能夠在最高雅、最費神的藝術享受中稍微休息一下；當然，過不了多久，觀眾就會對這種吟誦感到厭煩，產生抵制情緒。於是他們便開始渴望完美的音樂旋律再度響起。
如果用這個觀點來衡量里夏特·瓦格納的藝術，那結果又如何呢？也許會讓人感到異樣？我常常這樣想，人們或許在他的作品上演之前就已經將他作品中的台詞和音樂熟記於心了，否則人們根本無法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