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著對道德進行研究，防止落入道德魔法的圈套，並對那些高雅的舉止與目光不感冒。能夠為我們所尊奉的世界，受我們敬仰的慾望的世界——總是藉助個別人與普通人的引導，證明自身。這即是基督教的觀點，我們都源於此。
由於具備靈敏的反應、質疑以及科學性（也因為本能的朝向更高目標的真實性，即再一次響應基督教的號召），我們所作出的此種反應愈來愈不被允許了。
康德的批判哲學即是最佳的出路。在此種意義上，理智既否認具有解釋權，也否認具有否決權。對於信任與信仰的過剩，人們似乎很滿足，並對放棄自己信仰的所有可證性，以及一種填補空白的、讓人感到迷惑不解的與非凡的“理想”（即上帝）也同樣心滿意足。
在柏拉圖之後，黑格爾的出路即是浪漫主義的一部分，並帶有反動傾向；作為一種新生力的象徵，具有時代意義，因為“自我剖析、自我實現的理想”即是精神本身。我們所信仰的理想在“過程”與“生成”之中不斷充實，即是說，理想實現自我，信仰需適應未來，到那時，信仰將具備滿足自身所需的能力。即：
1.在我們看來，上帝是不可知的，因而也就無從證明（認識論運動的隱含意義）；
2.上帝是能夠證明的，但其是生成之物，而我們即屬於此種事物，並懷有對理想事物的渴望（歷史化運動的隱含意義）。
人們發現，理想本身從未被列入批判的名下，而僅僅涉及到這樣的問題：與理想對立的矛盾是如何產生的；理想為何還不能實現，或者說它為什麼不能被人們所證明。
最關鍵的不同在於，出於激情或某種需求，人們是否真的進入了這種非常狀態，抑或借助前衛的思想與少許歷史虛構的力而達到這種狀態。
撇開哲學與宗教的考察不論，我們就會看到：道德估價的起源遭到功利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抨擊，然而如同虔誠的基督徒一般，後者卻信奉這種起源（真是幼稚！難道脫離了掌握制裁權的上帝，道德就會流傳下來嗎！如果還具有保持道德信仰的責任，那麼“彼岸”就是必要的）。
最根本的問題是，不管是信仰還是道德信仰，它們都是從何處獲得這種無限強權的（信仰在此也告知人們，為了袒護道德，甚至連生命的基本條件都被誤解了，因為根本無人關注動植物界的知識。從“自我保存”的意義來看，對利他主義與利己主義這兩項原則，達爾文主義是持折衷態度的）？
最極端的空談即是關於認識的空談。人們對自在之物的源起非常感興趣。但睜大眼睛好好看看吧，自在之物根本是沒有的！然而，如果真的存在一個自在、絕對之物，那麼人們也是無法認識到的！如果絕對之物能夠被認識，那麼也就稱不上是什麼“絕對”了！可認識終究是“有目的並被條件限制的”；具有如此認識的人希望，自己所認識的某物與自身無關，並且與其他人也保持這種關係。其中值得一提的原因有兩點：據說第一點是希望認識和要求某物與本人無關（可如此一來，何為認識的目的呢？）；第二點，由於根本不存在與人無關的事物，因而認識也就無從談起。認識即是具有目的的，“被條件限制的”，又是感到被限制以至決定與我們發生關係的事物。無論怎樣解釋，它都是對條件的判斷、描述與意識（而並非是對人、事、“自在”的研究）。
同“自在含義”與“自在意義”的情況一樣，“自在之物”的運動也是如此。並沒有“自在事實”的存在，它缺乏人為植入的某種意義，因而不能構成事實。
“這是什麼”的提問，即是從非我角度設製的意義。 “精髓”與“本質性”都是遠景式的，多即是它們的前提，而“對我而言這是什麼”（即是對我們及所有生命事物而言）始終是根本的問題。
當所有人都對他們的“這是什麼”提問與作出答案之後，事物才算明朗。如果唯一的一個人缺乏同所有事物的關聯與遠景，那麼這一事物仍舊是不“明朗的”。
總之，一種事物的本質僅僅是有關“此物”的看法而已。這個所謂的“它關係到”甚至就是“它是”，並且是唯一的“這是”。
“到底應由誰來解釋？”——人們不應該如此問，而應該詢問解釋本身。權力意志也通過此種形式得到體現。它是有生命（並非是所謂的“存在”，而是一種過程與生成）的，生命也是一種衝動。
構想者、思考者、希冀者、感受者的事業都含有“事物”的生成。和所有特性一樣，“物”的概念“主體”也是一種創造，像所有他物一樣的“物”。 “物”被簡化了，因為對這個會設定、構想、思考的力本身的描述，與其他個別的設定、構想、思考本身不一樣。這也就意味著，一切個別的能力都與（主體）所描述的不同。從本質上來說，（主體）是那些與所有還應期待的行為相關的行為的綜合（行為與相似行為的可能性）。
浪漫主義及與它對立的事物。基於所有美學的價值，現在，我決定採用這種基本鑑別法。無論何種個別場合，我都要發問：“在此，不管是飢餓還是過剩，都具有創造性嗎？”但我似乎應該在一開始就介紹另外一種鑑別法，而且這一方法更為簡單明了。這也就意味著：是呆滯、永恆與“存在”為創造之因，還是破壞、變通與發展是創造之因。但更深入一些來看，這兩種要求都表明雙重含義；依照那種具有優先權的、我自認有必要受到偏愛的模式，是能夠表述明白的。
孕育著的精力充沛的未來之力能夠通過對破壞、變通與發展的要求來體現（眾所周知，我以“狄俄倪索斯的”作為這種表現的術語）；不過對敗類、貧乏者、誤入歧途者的仇恨也同樣是一種表現，仇恨即是要破壞，而且也應該去破壞。因為現存事物——是的，所有現存事物，所有存在都在激起仇恨。
終有一天，感激與愛同樣能夠產生“永恆化”——這一起源藝術終將被奉為神明的藝術；或許帶有那種魯本斯對酒神的禮讚，豪非斯的些許醉態，歌德的與人為善，並將荷馬式的靈光散播於眾生；但承受磨難之人殘暴的意志同樣也是它，並試圖在獨具個性之人、獨斷專行之人、心胸狹隘之人身上所表現出的受難過敏性烙上具約束力的法律與強制性的印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即是一種向萬物復仇的意志，其方法就是，將自己的形象——受難的形象——強加於烙印在萬物的心上。無論是叔本華的意志哲學，還是瓦格納的音樂，浪漫悲觀主義都是最具表現力的形象。
作為生命價值解釋的結果，虛無主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