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道德，與隨性的發展相對立，是反“自然”——即反“理性”專制的一部分。然而，作為反對此種道德的證據，這些都不夠充分。人們恐怕要再次從某種道德角度出發以證明一切專制形式與非理性都是不允許的。任何一種道德都有基本物與不可估量的部分，它是一個長期的強製過程。為了搞清楚斯多葛主義、波爾諾亞爾女隱修院或清教徒主義，人們情願憶起強制——長久以來，由於這種強制，所有語言都變得強大而自由；憶起有著格律的強制、有著節奏與韻腳的專制。不管在哪一個民族，這都足以使詩人與演說家們陷入窘境！幾位近日的詩人也包括在內。在他們的耳朵裡存在著一顆無情的良心。 “為了一種愚蠢起見”——就像那群自詡聰明的功利主義的蠢東西所說的；“出於對肆意妄為的法則的奴顏婢膝”——就像無政府主義者所說的，他們以為“自由”了，甚至是獲得了自由精神。然而，讓人感到詫異的是，事實上，所有來自地上的自由、典雅、狂妄、舞蹈與權威的事物，現在都存在，或者曾經存在過。不管是在思維或統治中，不管是在言辭或藝術中，都如習慣上的那樣，一切認真（為此的偶然性是不小的）首先在“這種肆意妄為的專制法則”基礎之上發展起來，這正是“自然”與“自然的”——而非那種放任自由！所有的藝術家都知道，其“最自然的”狀態，離放任到底有多遠；自然的整頓、設置，在“靈感”下塑造——正是在此種時刻極其嚴謹細緻地聽命於重似上萬倍的法則。正是因為它們的堅韌與堅決，嘲弄了那些用概念表達的事物（即便是最確切的概念，只要反抗，也會生髮一些漂浮的、多面的或多義的產物）。 “在天上與地上的”的基本物，好像曾多次強調，要朝著一個方向忠心耿耿地一直服從下去。在那裡，長期以來總有某些東西產生出來，並且已經出現過，而且成為在地上生存的意義，就像美德、藝術、音樂、舞蹈、理性、精神性這類聖化的、精煉的、荒誕的與精神性的事物。精神長期被禁錮，強制對思想中的可同情性產生不信任。強制——也就是培育，在教會與宮廷的規範下或者在亞里士多德的前提下，思維成為思想家所要擔負的責任。這種長久的、精神性的意志，要按照基督教的模式解釋所有發生的事物，重新發現存在於偶然中的基督教上帝，並為此辯護——所有這些具有暴力色彩的、毫無顧忌的、強硬的、可怕的、反理性的事物都是為歐洲精神培植堅強而狂妄的好奇與高雅靈活的手段；這也就等於承認了在力量與精神方面施壓、扼殺與毀掉很多事物的必要性（這裡到處都體現出原本的“自然”，在其全部揮霍與冷漠的寬容中，它發怒了——但卻是以高雅的姿態）。一直以來，歐洲的思想家們所做的都是在為某些事物而思考著；然而今天，在我們看來卻完全相反。所有思想家都憂心忡忡地“想要證明某些東西”。在他們看來，總存在某些已確定的或要確定的事物應當是他們最應嚴肅思考的產物。另一些像在亞洲的占星術，或是在今日無害的基督教道德中，“為了敬仰上帝”與“敬仰靈魂”而對最近發生的個人事件的解釋中，暴戾恣睢——都是這嚴厲與雄偉的愚蠢所培育的精神；在更為雅緻與粗糙的理智中，奴隸制彷彿也充當了這種精神培養與教育的必要的工具。如此一來，人們產生了審視每一種道德的興趣：因為道德中的“自然”教唆仇視大行其道——即是一種放任的自由，為了今後的使命而培植對有限的地平線的需要。它教唆壓制前景——也就是將某種意義上的愚蠢作為生存與發展的條件。 “你必須服從，不管何時何地，一直服從下去；如若不然，你將會滅亡，失去對自身關注的最後機會。”在我看來，這即是道德的自然命令。顯然它既非“絕對的”——就像老康德所要求的（因此才需要“否則”）；也並非是針對個別人的（個人同自然有何關係），而是面向民族、種族、時代、等級而言的。首當其衝的，是面向整個動物世界，“人，面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