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一位哲學家希望人們明白，他並不是懷疑論者，那麼我希望，在上述對客觀精神的描述中，人們已經聽到了這種聲音，是不是？從而，全世界都聽到了，雖然有的人很不情願。人們面帶羞怯地抬起頭望著他，想要問的問題太多，在眾多怯懦的傾聽者中，他說從那裡起始便有危險了。對於他們來說，好像在他拒絕了懷疑論之後，遠處便傳來了某種兇惡的、帶有威脅性的聲響，似乎某個地方正在做某種新式爆炸物的試驗。
一個精神動力學，或許是一種新發現的俄國式否定法；一種善良意志的悲觀主義，它不僅僅說得否定，希望否定，更主要的是他在進行可怕的思維！反對這種“善良意志”類型，對一種現實的生命否定地說，今天再沒有比懷疑論更有效的安眠藥和安定劑了，那是一種溫柔的、迷人的、聽催眠曲的、罌粟花式的懷疑論；哈姆雷特如果活到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的醫生也會針對他的“精神”特點和他的嘟嘟囔囔把他藏在地板下面。 “難道人們就沒有豎起耳朵認真地聽一聽從地下冒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嘈雜聲嗎？”懷疑論者這樣說道，他就像一個安靜的朋友，甚至保安警察。因為，“從地下冒出來的否是極其可怕的！”最終，那隻悲觀的鼴鼠不在聒噪了。
因此，這種令懷疑論者感到極其恐懼的軟綿綿的造物，使他的良心受到瞭如此的訓練，在每一個否定那裡，在每一個堅決的肯定那裡，突然爆發了，出現了震顫，並且感覺自己好像被咬了一口似的。是否——對他來說，這兩個字是與道德相抵牾的。相反，他則喜歡用高貴的忍耐慶祝自己的美德。既然他用蒙田的話說：“我曉得什麼？”或用蘇格拉底的話說：“我知道，我是無知的人。”或者，“這裡，我對自己失去了信任；這裡，沒有哪扇門是為我敞開的。”
或者，如果門是敞開的，那麼人們為什麼要立刻踏進去呢？所以，從來就沒有什麼如果、假如，這種假設可以歸屬為優秀的審美。難道你們真的想把某種原本彎曲的東西弄直嗎？難道你們要用麻絮把所有的窟窿都要填滿嗎？噢！上帝，你們真是魔鬼！難道你們就不這樣著急嗎？不確定的東西也具有其獨特的魅力，斯芬克斯也是一個喀爾刻，而且喀爾刻還是一位女哲學家。如此說來，懷疑論者應該感到安慰了；但是他還真的需要某種慰藉。
由此可以說，懷疑論有一種確定的、多情的生理學習性，但是人們卻將它稱為神經衰弱或是一種病態；凡是在長期分道揚鑣的種族或者階層中，因為堅定而與突然的方式失之交臂時，每次都會發生這種事情。當不同尺度和價值在遺傳方式下進入血液後，人們就會感到不安、干擾、懷疑、嘗試；最佳的力量起到的是阻礙的作用，美德本身則不允許彼此間有絲毫的強大，因為這樣會在肉體和靈魂中缺少平衡、重力，以及測錘式的垂直安全。
可是，在這樣的混血兒身上，一定存在著病入膏肓或發生蛻化變質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意志。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決心中的獨立性，所以根本不知道願望中存在著快感——即使在夢裡，他們也懷疑“意志自由”這種說法。今天的歐洲，已經因此成為激進階層的一個荒謬而又突兀的嘗試舞台，因而出現了種族大混合的現象，從而令人們對所有至高和至深的事物都心存疑慮，漸漸地為那種靈活的懷疑論添磚加瓦——它急切、貪婪地從一個枝蔓跳到另一個枝蔓，很快就會像一片滿載著問號的雲朵，模糊他的意志，使他變得垂死一樣的飽和！因為，今天的人們已經找不到這種呆坐的殘廢者的處所，所以要喬裝打扮！啊，這些人打扮得多麼誘人啊！他們用美麗無比的花作偽裝，例如今天被稱為“客觀性”、“科學性”、“為藝術而藝術”、“純意志自由的認識”等，成為櫥窗中陳列的最多的東西，它們只是喬裝打扮之後的懷疑論和意志消沉。我願意為能夠治療歐洲疾病的處方擔保。
歐洲上空瀰漫著意志疾患，無邊無際；因為在這裡，這種疾患反而顯得最偉大、最花哨，那裡的文化早已成為鄉土氣息的沉淪。還是“野蠻人”——或者是又一次成為“野蠻人”的人——在抖動的西方教育的盛裝掩飾下，它可以發揮權利，收到效益。現時的法國，就像人們輕易得知且可以切實把握的那樣，以此將意志嚴重地坑害了。法國，一直具有嫻熟的技巧。現在，它的精神也變成了“引誘物”、“誘人學壞的東西”。真可怕，今天它竟然成為了懷疑論的學校和展覽室，而且完全凌駕於歐洲之上的文化，它要展示力量，而且希望得到永久的意志。這種趨勢在德國卻日漸強大，而且在德國的北部，這種趨勢要比德國中部強大得多；在美國的西班牙和科西嘉島，這種趨勢更是出奇地強大。
在那裡還與冷漠相連。而在這裡，則與硬梆梆的腦殼相連——這裡先不說意大利，因為它太年輕，而且它好像已經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了，但是這種東西必須先加以證明，它是否真的想要——但是，在歐洲向亞洲回流的那個龐大的中間帝國里，俄國，則將它那最強有力和最令人感到驚奇的東西表現了出來。在那裡，意願的力量被積蓄、保存下來了；在那裡，意志的等待——無法確定，看似否定又似乎是肯定的意志——用一種威脅的方式等待著被激發，以便藉用今日的物理學家的行話。
這或許並不是印度戰爭和向亞洲捲入所必須的——儘管這樣，歐洲仍會擺脫危險，而是帝國主義內部的傾軋和分崩離析，並且是議會的胡說所引發的。吃早餐時讀報是每個人的義務。我說這樣的話並不是為了祝愿誰，因為對我來說，也許對立的東西早已指向了我的內心——這裡我所指的是俄國的這種威脅的增長。換句話說，歐洲此刻必須下定決心把它變成旗鼓相當的威脅，也就是變成一種志在必得的意志，在一種統治歐洲等級的新手段下，一種持久的、恐怖的自我意志，它完全能夠超越千百年來設定的目的。從而，或許最終，在它長期經營的小國政治將走向終結。渺小的政治時代早已成為歷史，到了下個世紀，整個世界將要掀起爭取統治全球的鬥爭——強制的，奔向偉大的政治。
人們那遙遠、崇高、深沉的內在經驗，是人類靈魂的全部歷史及其尚未枯竭的證明。這對於一個天生的心理學家與“偉大狩獵”的朋友而言，是已經劃定的狩獵區。而他卻總是絕望地說著：“噢，僅僅只是個別人！看，這片原始山林多麼浩瀚，多麼偉大啊！”因而他期盼著能擁有上百名的狩獵助手與高素質的獵犬。他彷彿能夠將他們帶入人類靈魂的歷史中，在那裡一展雄姿。這一切完全是徒勞。他總是略帶苦澀地徹底打量著自己的表現，他對那些能夠刺激他好奇心的所有事物態度都非常惡劣。他迫切地找尋助手與獵犬。將學者們派遣到需要勇氣、智慧、細緻的全新而又危險的獵區中。而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成為了廢物——這正是這一做法的弊病所在。 “偉大的狩獵”同時也是偉大的冒險拉開序幕。在那裡，他們沒有了獵眼與獵鼻。正如為了猜出並確定宗教之人的靈魂裡，有關認知與良心的問題到底有過怎樣的一段歷史，人們必須如同“帕斯卡”那樣的智者所具備的深沉與良心——傷痕累累、廣袤無垠，並時刻與狡黠的睿智舒展的天宇緊密相連，同時俯瞰這充滿危險與痛苦經歷的聚集地，稍加調整併採取強硬措施使之成為一種模式。然而，誰能為我提供這種服務呢！誰又有時間等待這樣的僕人呢？他們的出現實屬罕見，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大可能！最終，為了能掌握大概的情況，人們只好親自動手，這就意味著人們要親自做很多事！但像我這樣的好奇者，卻始終自得其樂——請原諒，我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不管是上天還是入地，對真的追求，都會得到報酬。
信仰——如同剛一問世的基督教對它的要求並在一定程度上所達到的那樣——正處於一種懷疑論與南國自由精神的氛圍之中。在經歷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哲學派系之爭以及羅馬帝國的寬容教育之後，這種信仰最終被貶為那種忠心的，時而粗暴時而恭順的奴僕信仰。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那個叫路德的，或叫克倫威爾的，或某個北國精神的野蠻人就是懷著這樣的信仰依附在上帝與基督教的威名之下的；那個帕斯卡的信仰與前者比起來還要晚一些，帕斯卡仍以一種恐怖的方式將理性看成一種慢性自殺。試圖用一種一勞永逸的方式將這種命賤卻頑強的蛆蟲般的理性打倒。從一開始，基督教信仰注定就是一種犧牲：犧牲所有的自由、自豪以及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同時也是一種奴役與自嘲、自戕——即是這種信仰的殘酷與宗教的腓尼基主義，其前提是對一種被寵壞了的、脆弱而多變的良心所持有的不現實的幻想。精神上的屈服所感受到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不管是它的過去還是現在，面對荒謬，精神都習慣於採取自衛行動。而從荒謬這一方面來說，“信仰”即是同精神對抗。現代人不再仿效基督教術語表中的最高級的圓滑，因為這對古代審美而言，就如同陷入了“十字架上的上帝”這一古怪的公式之中。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地方顯現出與此次案中相同的果敢之氣，以及這公式中所呈現的可怕的、值得一問的東西。因為這果敢意味著對古代一切價值的重估。這即是東方，深沉的東方，奴性的東方——他以此種方式報復羅馬及它的輕率而高貴的寬容，報復信仰“天主教”的羅馬——過去它並非如此，自由曾是它的信仰。曾經依附於主子的奴隸們，被那半斯多葛主義和對信仰的嚴肅性抱以冷笑的態度以及“啟蒙運動”所激怒了，進而起身反主。因為奴隸要求絕對的製度，暴君式的絕對統治，在道德上也是一樣；他的愛即恨，並無感情色彩之分，直到沉淪，直到感到痛苦，直到染上疾病——直到隱藏於身的諸多痛苦一起爆發，進而反對高貴的審美——似乎是因為它否認痛苦。從本質上看，反對痛苦的懷疑論只是貴族政體道德的一種大度，至少沒有為最後的偉大的奴隸起義添磚加瓦；這起義發端於法國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