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尤爾蘇拉高聲叫著。 “幹嗎不把馬騎走，等車過去了再回來？”
古德媛則望著他，瞳孔放大，如痴如迷。而他卻坐在母馬身上，神采奕奕，一如既往。他竭力去控制著馬。馬就俘一陣風一樣，在地上打著旋儿，卻怎麼也逃脫不出他的手心。貨車一節接一節，一節接一節，緩緩地隆隆駛過道口。這聲音從馬的身上穿過，充滿了恐怖，馬頓時一陣驚悸。
似乎想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司機拉下車閘，貨車在鐵軌上隆隆後行，越來越近，越來越近。那轟鳴的聲音有如鐃鈸一般，震顫刺耳，十分可怖：再看那馬，張開嘴巴，慢慢揚起前蹄，有如被一股邪風掀起。突然，它抖動全身，奮力向前，試圖掙脫這可怕的地方。不料馬身後傾，兩位女子緊緊摟在一起，生怕它會倒下去，把他壓在身下。可是，他牢牢趴在馬背上，兩頰泛光，十分愜意。最後，他按下馬頭，控制著它，盡力讓它恢復鎮靜。然而，儘管他臂力過人，可那馬確實受驚不小，它奮力遠離鐵軌，結果站在兩隻後腿上旋來轉去，旋來轉去，彷彿處在颶風的中心。這時，一陣撕肝裂肺的昏厥向古德媛襲來，似乎穿透了她的胸膛。
D·H·勞倫斯（一九二一）
一般而言，任何“代表”別的事物的東西都是一個像徵。然而，這一過程表現各異。 “＋”號可以代表基督教，這是因為人們把他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一傳說聯繫在一起。 “＋”號也可以代表“十字路口”，這是因為二者形狀上相似。然而，文學上的象徵手法並不像上述例子一樣簡單，容易理解，這是因為文學上的象徵手法，一是力圖標新立異，與眾不同；一是力圖使意義多元化，或歧義化。所有這些特點在交通標誌或宗教形像中則不受歡迎，前者尤為如此。如果暗喻或明喻在於把甲比作乙，那麼文學象徵手法則是乙暗示著甲，或多個甲。詩歌創作中的象徵主義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的法國，代表人物有波德萊爾，瓦萊爾和梅里美等，對二十世紀英國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特點是表面意義或像徵意義撲朔迷離，卻沒有一個指稱共核。
不過有人曾經說過，小說家的首要任務是“把鏟子叫做鏟子”（意即“有啥說啥”，“直言不諱”。——譯者註），爾後，再使之具有像徵意義。這對那些旨在創作諸如“生活的幻影”之類的作品的人，不失為一條忠告。如果“鏟子”只具象徵意義，那麼它往往會降低小說中人類活動的可信性。 D·H·勞倫斯為了表現某種天賦的洞察力或頓悟往往甘願冒此風險。比如，在的另一章裡，他讓主人公赤身露體在草地上滾動，對著月影扔石頭。不過，在前引的這段文字裡，現實主義描寫與象徵意義之間找到了極好的平衡。
就該部分而言，“鏟子”是一系列複雜的行為：一個男人正竭力控制一匹因駛過道口的煤礦火車而受驚的母馬。與此同時，兩個女人在一邊觀看。男人叫格拉爾德，父親是當地一家煤礦的主人。煤礦由格拉爾德管理，因為他早晚要成為煤礦的主人。整個背景是諾丁漢郡的原野。勞倫斯的父親是採礦工人，他本人就是在這—帶長大的。這一帶本來山明水秀，但礦坑和鐵路破壞了這—美麗的大自然。你也許會說，火車“象徵”著採礦業。因為，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採礦業是文化的產：物。而馬是大自然的產物，象徵著鄉野。資本主義把工業強加給農村，格拉爾德征服母馬的過程與此不謀而合，極具象徵意義。他駕馭著母馬，強迫它接受火車那可怕而單調的噪聲。
文中的兩個女人是兩姐妹。尤爾蘇拉·布朗文是一位教師，古德媛·布朗文是一位藝術家。她們正在散步，不料遇到道口馬驚這一幕。兩人對那匹受驚的馬均表同情。尤爾蘇拉對格拉爾德的所作所為十分不滿，並脫口而出。然而，整個場面是從占德媛的角度來描述的。她本人的反應錯綜複雜，愛恨參半。格拉爾德馴服母馬的方式極具性的象徵—“最後，他按下馬頭，控制著她，盡力讓它恢復鎮靜”。而且，其中也不乏在兩位女士面前展示男子雄風的成份。尤爾蘇拉對面前的一幕感到噁心，而這恰恰激起了古德媛的性慾，幾乎難以自製。母馬“站在兩隻後腿上旋來轉去，旋來轉去，彷彿處於颶風的中心。這時，一陣撕肝裂肺的昏厥向古德媛襲來，似乎穿透了她的胸膛。”“撕肝裂肺”是移就手法，從邏輯上講，它應修飾馬的痛苦。作者用它來修飾“昏厥”是想說明古德媛此時亂作一團的心情，同時也讓人想起“撕肝裂肺”一詞的原始意義中含有“穿透”“刺透”的深義。緊接著在下一句中，作者又用了“穿透”一詞，使整個描述染上了一層象徵意義，即男性或陽具的雄勁。幾頁過後，作者是這樣描寫古德媛的：“她的內心麻木了：那個男人輕巧溫柔但雄風十足的身體深深地壓進母馬活生生的體內，金發男子粗壯有力雄風十足的大腿用力鉗住母馬那震顫的身體，牢牢地控制著它。”整個場面的確預示著後來古德媛與格拉爾德之間所發生的感情瓜葛—那是—種狂熱的對雙方都意味著毀滅的性關係。
如果勞倫斯不同時用生動性感的細節來描寫這一場面，那麼這其間的象徵意義將人打折扣。作者用聲音象徵手法，即象聲詞來描寫貨車那刺耳的聲音和移動—貨車在鐵軌上隆隆後行，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爾後，又出現了馬的鮮明的形象。那匹母馬即使在受驚之時仍然風采依舊，“再看那馬，張開嘴巴，慢慢揚起前蹄，有如被一股邪風掀起。”不管勞倫斯筆下的芸芸眾生如何，動物在他筆下總是充滿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段引文中的象徵手法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自然/文化象徵建立在轉喻和提喻這兩種修辭格上。轉喻是以因代果或以果代因（火車代表工業，因為它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提喻是部分代全體或全體代部分（馬代表自然，因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性象徵則是建立在暗喻和明喻上的，其基礎是甲事物與乙事物之間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格拉爾德征服母馬的過程暗示著人類的性行為。這種手法是俄國結構主義學家羅曼·雅各布森首先發現的，它作用於一個文本的各個層面，即使是非文學作品也不例外。在筆者的小說《美好的工作》中，女主人公羅賓·普恩羅絲通過對香煙廣告的分析來說服那個疑神疑鬼的維克·威爾考可斯。其它例子，詳見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 （第三十五節：異域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