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法國電影導演讓——呂克·戈達爾所著的《電影史》出版，這部4卷本大作是根據他的同名電視系列節目編寫的。 10月底，他又推出了《戈達爾看戈達爾》第二卷，介紹他1984年至1997年間的全部作品，他1950年至1984年的電影作品集已於1985年出版。這位世界級導演的電影史研究和自我總結立即引起了歐洲媒體的極大興趣。
“我喜歡做聯繫和比較。人們總是愛從大寫的歷史當口找故事讀，而我不是要證實電影史上有些什麼事件，我要尋找和分析這件事和那件事之間的關係，看看我找到的和別人找到的有什麼不同，”戈達爾對書評家們這樣解釋，“我現在已經老了（他今年68歲），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經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
1959年，讓——呂克·戈達爾拍出了《筋疲力盡》，從此成為世界聞名的大導演。這部表現一個徹底的社會叛逆——笨拙的盜賊米歇爾的影片，情節極不連貫，場景換來換去，頻繁“跳接”的手法既表現了主人公內心無主、坐立不安的浮躁性格，又反映了社會的無秩序、無方向以及人懷社會環境的徹底脫節。拍那部電影的時候，他每天早晨寫台詞，當場念給演員聽，他自己說：“我故意只勾勒出革圖，加快拍攝速度，多搞即興創作。在電影界，像這樣的拍法，我從來沒有見過先例。”影片拍攝時間總共只有4個星期，戈達爾不用分鏡頭劇本，不租攝影棚，不用任何人工光源，把攝影機藏在一輛從郵局藉故來的手推車裡，推過去，拉過來……真正富有創造性的是那神經質似的快速變更的剪輯手法，它令所有觀眾和電影家目瞪口呆，但這又有什麼關係，這就是戈達爾帶領下的“新浪潮”，它影響了其後幾代人的電影觀念和電影技法。
當年的法國電影人讓——彼埃爾·梅爾維爾說過：“新浪潮沒有特定的風格可言。如果說新浪潮確實有某種風格，那就是戈達爾的風格。”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更把戈達爾視為毋庸置疑的天才，“在技巧方面，還沒人能夠如此老練地打破陳規。戈達爾把電影語言的所有語法和影片的其他句法都付之一炬了。”
在轟轟烈烈的新浪潮電影運動迅速結束之後，幾乎只有戈達爾仍在對電影表現手段時行更新的探索和創造。 1962年的《她的生活》（又譯《隨心所欲》）講述一個妓女娜娜的不幸遭遇，其中既有對電影史百家之長的兼容消化，又有自己對電影語法的更新發展：在小酒館裡，攝影機放在人物背後拍攝所產生的新穎大膽的構圖，隨著突如其來的機槍聲進行降格剪輯……如此等等，使影片充滿了活力與生機。
只有崇拜他的青年人才可以氫戈達爾看作是電影美學方面的創新者，戈達爾的最大特點恐怕還在於他執著地、嗅覺敏銳地緊跟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現實，有時甚至超載這個現實。 1967年的影片《中國姑娘》就是這種情況。在吵吵嚷嚷的辯論中，使人預感到1968年的“王月革合”。如果說此前的15部長片旨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揭露和批判（如反映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小兵》和充滿文化反思的《輕蔑》），對電影語言進行各種探索（如被視為新浪潮電影宣言書的《筋疲力盡》）的話，那麼從《中國姑娘》開始，戈達爾希望拍攝一種旨在建樹新人和新世界的電影。早期電影中他熱衷情於頹廢者、女人、性、賣淫等主題，70年代後政治成了他最主要的主題，此外還有性和技術。戈達爾說：“拍一部片子就是去問自己'我們站在哪兒'的問題。”
戈達爾的政治影片謀求解決一些現實問題，同時他利用電影表達自己的觀點，往往在對白中註入自己內心深處的思想。這些問題的介紹方式並不外乎多數人的口味；必要的話，他還拿出屬於不超過初級哲學範疇的論據來。所有這些出自於他的“野心”和對電影的狂熱感情。對他來說，電影首先是一種道德他要通過電影去追求真理；其次電影也是一種相當於形而上學的神聖物；最後則是一種“政治”，就是說電影可使他更自由地生存，因為它為他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認識周圍世界的手段。他的“政治”性電影的創作傾向可追溯至蘇聯愛森斯坦和維爾托夫的傳統，但發人深省的是，各式各樣的“理性電影”最終必然損害了電影創作本身。戈達爾在70年代扣期又恢復了商業片的製作，同時他製作了相當多的電視節目，並開始對自己和整個電影史進行一些立意鮮明、與眾不同的總結評述工作。
我們印像中的戈達爾不能不令人迷戀：他的氣憤和寬容、他的成見、他的尥蹶子，他的令人惱怒的、爆炸性的簡單化。他的影片屬於從尚無人知的天際隕落的流星，常常照亮我們看不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