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第三節中外文化撞擊的空間：《少女小漁》

嚴歌苓在移居美國後的第三年即1992年，發表了引起廣泛關注的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說[5].這部作品筆墨集中地刻畫出了中外文化撞擊的特殊情境，它的故事情節緊緊圍繞異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衝突尖銳性的身份及情感認同問題，揭示出處於弱勢文化地位上的海外華人，在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時所感受到的錯綜複雜的情感，及在這種境遇中獲得跨越文化障礙的內心溝通的艱難性與可能性。 小說最基本的事件是中國姑娘小漁在男友江偉的安排下，與一個貧窮的洋老頭假結婚，以金錢作為代價來換取她的合法身份。這個行為本身無疑是非常齷齪的，而且帶有極大的屈辱性，不僅小漁內心感到委屈，就是那洋老頭也為她憐惜：“似乎看誰毀了小漁這麼個清清潔潔的少女，他覺得罪過。”儘管作品在對江偉的性格塑造上始終著意強調了一種實利主義的傾向，但當小漁的婚禮確實舉行過後，他的心理刻畫中被特別突現出的仍是一種受到傷害的痛感。他是那樣不快活，甚至小漁感到他整個人都變了，無論她怎樣對他溫存體貼，“江偉與她從此有了那麼點生分；一點陰陽怪氣的感傷”. 所以會覺得齷齪和屈辱，當然還是因為這行為將海外中國人的弱勢文化處境暴露無餘，並且由於這情境內的要求，還不得不主動嚥下這齷齪，壓下心頭的怨氣而不能發洩。事實上，就小說中江偉的行為表現而言，弱勢文化處境還更多地帶來心理上的扭曲，他只能從所面對的強勢文化中接受那些醜陋的影響，他愈加趨向於物質利益至上和自私專橫的性格，只想著用更齷齪的行為來應付齷齪的處境，以至他一面忍受著屈辱，一面又不斷地陷入到更大的屈辱中。

但是作為小說的中心人物，同樣是處在弱勢文化位置上的少女小漁，卻明顯趨向於另一種完全不同於江偉的對應方式。她顯然是作家衷愛的人物，被塑造成那種非常善良、純真的姑娘，她似乎總是考慮別人比自己多，她會因為同情一個快死的病人而把童貞給了他，當與洋老頭舉行婚禮後，她又因為江偉的沖天怨氣而硬壓下自己心裡真正的委屈，她覺得“他傷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機會給他吧。不然兩人都哭，誰來哄呢？”當被置於那種齷齪的假結婚的處境中時，本應是受傷害最多的小漁卻最少體現出屈辱的感受，反倒由對那洋老頭善意的同情而展現出人性的美好光輝。她以真心向善的心情看待洋老頭及其情婦瑞塔的生活，即便是他們那種“一塌糊塗的幸福”也能給予她很深的感動，她會毫不顧忌洋老頭人格上的“墮落”，以“真實生命和青春”的面目來與他認真相處，或用瑞塔的話來說，小漁與洋老頭過的是人與人的生活，是小漁那真誠的關心使老頭由“畜生”變回成了人。正是在小漁美好心靈的感染下，洋老頭逐漸除去了氣質裡的齷齪邋遢，日益恢復了做人的尊嚴：“他悄悄找回了遺失了更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寧靜、文雅的。”情節後來的發展是小漁在對待老頭的態度上不肯順從江偉，後者看重的只是在金錢上斤斤計較，以及提防她對洋老頭會有越出物質關係的情感流露，兩人終於為此而爭吵，小漁儘管還是要回到江偉身邊，卻仍然盡了最大努力來照顧被瑞塔拋棄，隨後又中風的洋老頭。小說結尾處寫到小漁在離開時的心情：“她開始清掃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時留下個清爽些、人味些的居處給老頭。她希望任何東西經過她手能變得好些；世上沒有理應被糟蹋掉的東西，包括這個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頭。”最後小漁與洋老頭告別的場面表明他們的內心達到了真正的溝通，兩個人彼此間建立了極其自然而率真的美好情感。

可以說，正是小漁性格中那種善良純真的品性滌淨了弱勢文化處境下的齷齪與屈辱，正因為她處處都順應和保持著自己本心的做人尺度，並不特意向強勢文化的壓力輕易低頭，反而能夠非常容易地克服了強弱兩種文化衝突給她帶來的卑微感受，使她在這種畸形的境遇中得以做到不為所亂，並由她自己的行為選擇展示出一種令人愛慕的人性之美。由此來總結這部作品所要表達的倫理價值傾向，最感人的一點無疑還是那種超越於東西方文化及道德差異之上的、向善向美的樸素情感，作者渴望以此來表明的，大約也就是這種情感在中西文化撞擊中的難得與可貴，只有出自於小漁那清潔明亮的心靈深處的真情（而不是江偉所不得不認同的那種實利主義的處世方式）才能確實地打破文化的隔閡，從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夠得到相互間真正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