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第三節日常生活的詩性消解：《一地雞毛》

中篇小說[6] 發表於1991年初。劉震云在這部作品中以非常冷峻而又略帶微諷的筆觸，敘寫出了極其平庸瑣碎的當代日常生活景況。 “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這是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也是小說情節的起始所在。這當然是一件看起來微不足道、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瑣事，但正是諸如此類的日常瑣事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內容：和老婆吵架、老婆調動工作、孩子入托、排隊搶購大白菜、拉蜂窩煤以及每天的上班下班、吃飯睡覺，對所有這些瑣事的敘寫就構成了這篇小說的全部情節。 “一地雞毛”，這個標題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在小說結尾處通過小林的一個夢境直接表述出來：小林“夢見自己睡覺，上邊蓋著一堆雞毛，下邊鋪著許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軟舒服，度日如年。又夢見黑壓壓的人群一齊向前湧動，又變成一隊隊祈雨的螞蟻。”這顯然不是那種追求深刻性的象徵，而是以十分錶淺的意義述說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生存本相：生活就是種種無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無休無止的糾纏使每個現實中人都掙脫不得，並以巨大的銷蝕性磨損掉他們個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們在昏昏若睡的狀態中喪失了精神上的自覺。這也就是作者在一篇創作談裡所說的：“生活是嚴峻的，那嚴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並不嚴峻。嚴峻的是那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瑣事。”[7] 考察小林這個人物的精神發展軌跡，即可具體看出這種生活的嚴峻性及其對個人精神磨損的效用。小林原是劉震云在《單位》中寫過的人物，在那部小說裡，他由於生活中各種實際問題如結婚後沒房子、工資收入跟不上物價飛漲等等，逐漸意識到生活本身的沉重分量，為了解決問題他不得不謀求在單位裡提級長工資，而這樣一來，他也就不得不改變從前大學生的自由脾性，向過去深惡痛絕的世俗關係下的人與事低頭。最後的結果是在單位裡的“小林像換了一個人”，變成了一個規規矩矩的、毫無自我特點的小公務員。基本上承續了這個思路，繼續寫小林在家庭生活中所經歷的精神磨礪與變化。如果說《單位》是寫生活迫使小林在公共生存空間中（即工作場所）放棄了自我的個性追求，而在中，這種生活的嚴峻性和銷蝕力則更滲透進他的私人生存空間，使他在更本己的層面上也必須徹底擯棄自我意識。

比如小林老家來了人，而且是當年有恩於他的、十幾年沒見過面的老師，但小林卻有礙於自己家的經濟條件，這種鄙陋的生存狀況決定了他必須放棄好好侍奉老師的心意。又比如小林的孩子入托，全靠鄰居幫忙才進了理想的幼兒園，後來卻發現是給鄰家孩子當了陪讀，小林“像吃了馬糞一樣感到齷齪”，但是齷齪歸齷齪，他最終還是得讓孩子繼續去那家幼兒園。再比如小林被一個賣鴨子的老同學拉去幫忙收帳，起初感到很不好意思，覺得是丟人現眼的事，可是沒幾天下來，很容易地就掙到了錢，他也就習慣成自然了，小說中形容他的心態：“小林感到就好像當娼妓，頭一次接客總是害怕、害臊，時間一長，態度就大方了，接誰都一樣。”後來寫小林愛看足球賽，本想半夜起來看電視轉播世界杯，卻給老婆一頓臭罵，讓他明天早起去拉蜂窩煤，結果小林一夜沒睡著，雖然十分不情願，但看來他終於還是想明白了，在生活中蜂窩煤遠比看球賽要重要得多。經過如此這般無數日常瑣事的教育與磨練，小林的精神世界大為改觀了。小說最後寫到他向老婆大發議論，說“其實世界上事情也很簡單，只要弄明白一個道理，按道理辦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過下去，也滿舒服。舒服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最後一句話是反諷，但由此引出的道理也就是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能任由自己的意願，生活中要緊的是吃喝拉撒睡，唯有物質要求牽動著人的一舉一動，其餘諸如師生之情、齷齪之感、臉皮面子甚至個人愛好等所有精神層面上的內容都可拋開不顧；是一切繁瑣小事造就了人生，而不是任何浪漫的理想或精神的追求，顯見的是，即便最私人化的生存空間中也容不下一個真正的“我”存在。小林的精神發展軌跡，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漸抽空、個性逐漸消退的過程：他置身於生存的沉重壓力之下，在毫不間斷的生存的跌爬滾打中，難以有機會從容地聽從於內心，而不得不墜入到無邊的生存網絡中，這同時也就注定了他已徹底喪失再度發展自我、抑或改變這種生存狀況的可能。聽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貧瘠，人生的過程也就意味著喪失自己的過程。

整個皆可看作是對這個過程的如實記錄。劉震云顯示出真正冷靜客觀的寫實功力：他始終以不動聲色的平靜口吻敘述小林遭遇的林林總總，這敘述看來如同現實生活本身，把創作主體的感受與判斷幾乎完全排擠乾淨，只有按照日常經驗邏輯，依次地呈現出各種瑣碎事件。其中極少有觀念意義的直接添加，並將主體情感的傳達弱化到一筆帶過的程度（如小說中常出現“辛酸”這個詞，應是主體的感受，但卻又總是被繼之以“不把它放在心上”，於是這種辛酸的情感體驗就被有意放過了），敘述者的聲音最大限度地被掩蓋起來，或者以程式化的語氣和句式敘述，或者稍有感想也都被混同於人物的意識，並不顯示出獨立判斷的傾向。與此同時，經驗性的事件被不厭其煩地施以瑣屑的細節描繪、反复的心理揭示，對現象本身給以質感充分、以至於令人感到處身其間的繁瑣刻畫。至於他所敘述的內容，則完全來自於現實經驗，小林經歷的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生活中最為普遍、幾乎每個普通家庭都曾遇到過的一些事件。這樣，劉震云真正寫出了一個社會生存中人人都會認同又都會感到無奈的人間。

這樣理解，似乎很容易會得出劉震云既是運用了凡俗化敘事（或說是“草民”敘事），也就是向凡俗心態認同的結論。這可以被看作是社會上現實境況對個人精神世界的壓迫，也是知識分子主體意識軟弱、存在著巨大的不完善性與不堅定性的證明。但是問題也許還可再深入一步去看。劉震云這樣不動聲色地敘述，讓讀者感受到了這一切（包括生存的可悲處境，主體精神失落的必然趨勢等），事實上也就是有效地體現出了他的人文意圖。這裡我們應該看清的敘述中除了冷靜客觀的寫實風格之外，比較一般新寫實小說而言，還隱約閃爍著一種尖銳的諷刺精神：文本敘述的所有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但所有這些都被揭露為無價值，正是這無價值本身構成了人生的沉重，而這種沉重看起來則是極不合理無比荒謬的。這種諷刺精神的存在其實還是由文本內含的知識分子人文傳統所支配的，它是“來自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則的絕望”[8] ，在根本上是社會人生的大悲哀。儘管的敘寫是這樣的低調和平淡，但絕望的情緒還是曲折地傳達出來，由此也就意味著這篇小說對於知識分子立場艱難的保持，它活生生地勾畫出人對現實無可抗掙的處境，揭示出這處境的荒謬，這便是體現出了通常認為新寫實小說所缺失的現實批判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