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四節私人性話語：《無夢樓隨筆》

在論述張中曉的18前，我們先摘錄其中的一段話： 孤獨是人生向神和獸的十字路口，是天國與地獄的分界線。人在這裡經歷著最嚴酷的錘煉，上升或墮落，昇華與毀滅。這裡有千百種蠱惑與恐怖，無數軟弱者沉沒了，只有堅強者才能泅過孤獨的大海。孤獨屬於堅強者，是他一顯身手的地方，而軟弱者，只能在孤獨中默默地滅亡。孤獨屬於智慧者，哲人在孤獨中沉思了人類的力量與軟弱，但無知的庸人在孤獨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掙扎。 （《無夢樓隨筆。拾荒集。五十》）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在寫作時，張中曉必定處於極端的孤獨之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久幽空虛，已失世情”（《拾荒集》自序）。其書名似乎就暗示了他的孤獨與絕望。可是他仍然以難以想像的意志力把這種“無夢”的絕望轉化為精神淨化與超升的煉獄。 《隨筆》中的“札記”有一種嚴肅凝重的風格，在其底下則流動著他的被壓制的激情。那種外來的強大的打擊想必在他的心中造成了強烈困惑：《無夢樓文史雜抄》第一則中他寫道“全部哲學史上的偉大思想家，幾乎都提出了一個中心課題（道德原則），即：哲學的任務是在於使人有力量（理性）改變外來壓迫和內在衝動”，可是在第十四則他又寫道：“少年時期，真理使我久久嚮往，真實使我深深激動。但後來，我感到真實像一只捉摸不住的螢火兒，真理如似有實無的皂泡了，康德的陰影逼近我。”但他又以堅強的意志擯絕了這種懷疑論最後導致的虛無心態，而寧願相信“真實是存在的，真理也是存在的”，為了免於局促自卑，他要“檢點身心”，“臨亢者固須理智克制，處卑時尤須理智照耀，不然陰毒之潰勝於陽剛之暴，精神瓦解，永墮畜牲道矣。”（《拾荒集》序）在這個意義上，展示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遭受滅頂之災後，如何抵抗虛無的威脅，重新恢復對人類、人性與良知的信任的心靈歷程。

“一個人最大的不幸，是使他看到他所不願意看到的──戰爭、哀悼、愚蠢和憎恨等種種不幸”（《狹路集。七一》），可是這種種不幸，都讓張中曉遇上了。他要反思這種種不幸與災難及其根源，就不能不把目光投注到那外來的壓迫上。在這方面，他的言辭極端而敏銳：“在顛倒的世界和混亂的時代中，人們的言論悖理和行為的違反人性，是當然的現象”（《無夢樓文史雜抄。五七》），“對待異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滅它；而現代的方法是證明其係異端。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的本心的話”（同上。八十）。 ……張中曉的這些批判，大多來源於他對現代“統治術”的觀察，這一半應歸因於他的早慧，另一半，卻不能不說是來自於他自己在苦難中那种血肉相聯的痛苦體驗，那種對專制體制下權力者控制社會與人心的卑鄙手段的非同一般的真切感受。他是這個體制的一個傑出的觀察者與批判者。這種傑出之處在於，他不僅深刻地認識到這種統治者的權術的手段，而且從“統治”與“被統治”的兩個方面揭示了這種統治術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礎。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魯迅以來的現實批判與國民性批判的傳統，他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的現代轉化之後的“主”和“奴”的發生心理學以及這種現代意識形態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礎。他的有些觀點充滿了某種先鋒性：

“統治者的妙法：對於於己不利者，最好剝奪他一切力量，使他僅僅成為奴隸，即除了賣力之外，一無所能。欲達到此目的，首先必須剝奪其人格（自尊心）。蓋無自尊心，說話不算數，毫無信用，則無信賴，也就沒有組織力量（影響）了。於是，人無恥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拾荒集。五八》）。 “特權與謊言是一對玩弄的伙伴。為了自己的特權，當然斥責別人對人類權利的要求。或把個人特權稱為人類權利，把人類理性變為個人慾望。把權利變成了特權，或以特權形式存在的權利。一方面肆無忌憚地虐待別人，而另一方面肆無忌憚地放縱自己。”（《狹路集。九四》） 在這裡，張中曉深刻地指出了“統治者”的專制與“被統治者”道德上的奴性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在這裡，他也就揭示了這種體制之下道德敗壞的製度根源，反過來說，也就是這種制度的道德基礎本身就是敗壞的。只有領會到他在觀察、體驗這些壓迫與敗壞時內心的慘苦時，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他在追溯這些“愚蠢”與“憎恨”的根源時，那麼厚責古人──因為他痛切地感到：“中國人的所謂心術，是一整套沒有心肝的統治手段，殘酷地進行欺詐和暴力行為。所謂'奸邪'與'忠正'，不過是美化自己和醜化他人的語言罷了。心術越高，而他內心中的人性越少。”（《文史雜抄》七三）“古中國的一切精神訓練（心術）是為了形成一個堅強有力意志，去奴役無數的意志和無意志。”（《狹路集。五六》）也只有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體會他的振聾發聵之音其中飽含的苦味與心酸。

“如果精神力量獻給了腐朽的思想，就會成為殺人的力量。正如人類智力如果不和人道主義結合而和殲滅人的思想結合，只能增加人類的殘酷。（《狹路集。六九》）” 一個人在面對強大的黑暗時，其心靈如果不被這黑暗所吞沒，或者是因為堅強的意志，或者就是他找到了化解黑暗的方法。在《隨筆》中我們處處能看到張中曉為了化解這種黑暗的努力，一種絕望中的抗爭精神。事實上，他堅持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中最為可貴的一面，那就是，在逆境中也仍然堅持對人類正義與良知的擔當。在《狹路集》中他寫道：“即使狂風與灰土把你埋沒了，但決不會淡忘，當精神的光明來臨，你的生命就會更大的活躍”，“知識人的道德責任，堅持人類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們，才不辜負正義的使命。”（《狹路集》六一、六四）張中曉顯然明確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這種對思想、正義與良知的忠誠使他甚至對自己產生反省，下面這段話由於記錄了他寫作時的真實處境，其精神之博大深刻與其處境之困厄兩相對照更為震人心魄：

“過去認為只有睚眥必報和鍥而不捨才是為人負責的表現，現在卻感到，寬恕竿忘記也有一定的意義，只要不被邪惡所利用和犧牲。耶蘇並不完全錯。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發後六日記於無夢樓，時西風凜冽，秋雨連霄，寒衣買盡，早餐闕如之時也。”（《文史雜抄。九九》） 在遭受到那樣的飛來橫禍之後，張中曉還能寫下這樣的話，實在不能不讓人感佩。由此看來，“無夢樓”中的張中曉，卻還有夢，只是再也不是那種虛無飄渺並為專制體制利用的“烏托邦”幻夢，而只是對人的“良知”、“自由”與“意義”的一線還沒有破滅的希望。他認為：“生活的意義是：從別人獲得幫助和接受別人的幫助。要幫助人們，通過幫助人們，也幫助了自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當是：互相尊敬，互相幫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視、殘殺與傷害。應當是夥伴關係，而不是敵對的關係。”（《狹路集。九三、十九》）張中曉的這些夢想是非常樸素的，遠沒有烏托邦夢想那樣燦爛輝煌。可是問題在於，當一個時代的人都在追求那種“燦爛輝煌”的夢想時，這種非常樸素的夢想卻成了奢侈品，以烏托邦為夢想的社會卻為了實現這種夢想而挑動其成員互相敵對，徹底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真是一個尖銳的諷刺。在這種語境下，我們才能明白“無夢樓”的那些樸素的“夢想”的撼人心魄之處，我們彷彿聽到了曠野之上人性的呼籲與吶喊。事實上，多少代以來。人們就不斷地發出這種訴求，但是只有在像張中曉這樣從痛苦與迫害中走出來的人，說出這樣的話來，才格外顯得真誠與有力。

的價值不僅僅在文學上，對於理解那個時代的文化來說，它也有重要的價值，這種價值到仍然歷久彌新。它們之所以有文學史的意義，在於它們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的表現，而且伴隨著有血有肉的感情，並在這种血肉相聯的思想與情感的展示過程中，它們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歷程，並在此基礎上塑造了一座座知識分子的自己的雕像。作為私人話語，它們在當時不可能公開發表，因而默默無聞，然而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時間的大浪淘沙使得“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無疑是當代文學史乃至當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道德文章的豐碑。 註釋： 1 引自陳毅《在話劇、京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該報告作於1962年3 月6 日，後刊載於《文藝研究》1979年第2 期。

2 兩個批示：毛澤東1963、1964年關於文學藝術工作所作的兩個批示的簡稱。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編印的《情況匯報》上作了第一次批示：“各種文藝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 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中宣部、文化部直屬文藝單位、文聯各協會，根據批示精神進行了歷時半年的整風。結束時中宣部編寫了“情況匯 報”（草稿），毛澤東1964年6 月27日在這份報告上作了第二次批示：“這些協會和它們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 批示下達後，在第一次整風範圍內的單位、團體再度進行整風，文藝界不久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毒草的運動。江青等人不久依據這兩個批示發展為“文藝黑線專政論”. 中共中央1981年否定了這兩個批示。參見潘旭瀾主編《新中國文學詞典》第394 －395 頁。 3 “寫中心、演中心、唱中心”：文藝口號。在第一次文代會上 周揚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高度評價了延安工農兵 群眾文藝“緊密配合著當前的中心工作”的做法；第二次文代 會周揚作《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鬥》的報告，

再次肯定地方文藝工作者“配合中心任務的文藝宣傳”經驗。 至1958年，配合中心工作的論點，演變為“寫中心、演中心、 唱中心”的口號，為當時的大躍進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70年代末，這個口號才被否定。 4 引自李揚《抗爭宿命之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219 頁。 5 引自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 的反動本質》，原載1966年5 月10日《解放日報》和《文匯報》， 《紅旗》雜誌轉載時姚氏作了一些修改，本教材引文據《三家 村札記》附錄姚文（該附錄據《紅旗》雜誌本），見該書215 、 227 頁。 6 引自李揚《抗爭宿命之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

頁。 7 《桂林山水歌》、分別原載《人民文學》1961年 第10期、底3 期，本教材分別依據《賀敬之詩選》山東人民出 版社1979年12月版、《劉白羽散文四集》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 8 引自李輝，收入《李輝文集。滄桑看雲》，花城出版 社1998年版，第109 頁。 9 《燕山夜話》是鄧拓應《北京晚報》以“馬南邨”的筆名開的 雜文專欄，初次發表自1961年3 月起到1962年9 月停止，共載 雜文150多篇。曾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1963年3 月出版《燕 山夜話》合集。 1979年同一出版社出版新一版，本教材對《燕 山夜話》的論述即依據該版本。 《三家村札記》系《前線》雜

志特約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以筆名“吳南星”合寫的雜文 專欄，自1961年10月起到1964年7月止，共發表雜文60多篇， 1979年9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之成集出版，本教材依據該版本。 另外論及鄧拓未收入此兩集的雜文是參考了李輝的《書生累》 一文。特此說明。 10《燕山夜話》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56 頁。 11以上引文引自李輝《書生累》，見《李輝文集。滄桑看風雲》， 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 頁，236 頁。 12鄧拓寫作該文時《燕山夜話》已經停止，但《三家村札記》 還在繼續，該文未收入上二書，引文據李輝《書生累》轉引， 同上書239 頁。 13 引自《燕山夜話》81頁。 14 引自《三家村札記》7 －8 頁。 15 引自《燕山夜話》92頁。 16 引自《王道和霸道》，引文見同上書321 頁。 17 轉引自李輝《書生累》，收入《李輝文集。滄桑看雲》，第239 頁。 18初版於陳思和、李輝所策劃的《火鳳凰文庫》 叢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