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三節民族風土的記憶與詩情：《正紅旗下》

老舍從60年代初開始創作的帶有自傳性的小說《正紅旗下》16屬於其最為成熟的作品之列，在藝術造詣上幾乎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小說，可是由於種種原因小說只寫了十一章便不得不終止，在文學史上留下了莫大的遺憾。但是從已完成的篇章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出老舍在這部作品中的追求：即以自傳為線索，表現社會風習與歷史的變遷，尤其與他過去的寫作不同的是，他在這部作品中對本民族的歷史--清末旗人的生活習氣作了出色的表現。對這一目的來說，自傳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進入歷史與審視民族風習的視角。老捨一方面又回到他以前創作的審視國民性的角度，另一方面，在不違背時代共名的前提下，他以個人所見所聞的民族風習及其變遷為敘述的中心，與本民族的歷史保持一種親熟的反省態度。這種態度與類似，是採取了一種把重大的歷史事件與思想主題化入對日常生活的描繪之中的敘事策略，從而由時代共名走向對民族民間風習的詩意描繪。

作為一部小說的人物兼敘述者，小說中的“我”可以區分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的“我”是小說中的人物，他在已完成的十一章中是一個始終未超過十五歲的小涪子，作為小說的敘述者，他卻是一個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雨滄桑、具有批判能力的人物，他敘述本民族的社會風習與歷史變遷時，帶有一種親熟而又有善意的諷刺的態度，在親切形象的描繪中也伴隨著冷靜的對民族性的批判與反省，由此出發，老舍對民族風習的表現才有了真正的深度與藝術魅力。滿洲人入關二百多年，原來的勇武善戰之氣退化殆盡，清末的旗人已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奢靡柔弱，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講究“生活的藝術”，“二百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一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沉浮在一汪死水里。”這種藝術說白了就是對“禮節規矩”與“玩”的講究，像小說中的“大姐夫”父子，“生活的意義，在他們父子看來就是每天要玩耍，玩的細緻，考究，入迷”，“他們老爺兒們都有聰明、能力、細心，但都用在從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與刺激。他們在蛐蛐罐子、鴿鈴、乾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一無所知。他們的一生像作著一個細巧的，明白而又有點胡塗的夢”. 在“小刺激”與“小趣味”中，他們消磨著自己的生命，“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這種死水式的生活在作家的筆下生動地表現出來，在字裡行間隱含著諷刺與批判的鋒芒。這種“生活的藝術”表現在另一方面就是“婦女們極講規矩”，尤其是年輕的媳婦，在聚會的場趕，怎樣伺奉長輩，怎樣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端茶遞煙，招呼周到，而且要“姿態美麗得體”“在長輩面前，她不敢多說話，又不能老在那兒呆若木雞地侍立。她必須選擇最簡單而恰當的字眼，在最合適的間隙，象舞台上的鑼鼓點兒似的那麼準確，說那麼一兩小鎬，使老太太們高興，從而談的更加活躍。”在較大的場趕就是“這種藝術的表演大會”.規矩與玩樂，這種“生活的藝術”甚至成了他們對付洋人、證明自己高洋人一等的手段，如定大爺對付牛牧師時，在邀請他時同時邀請了兩個翰林、一僧一道、兩個喇嘛，故意以各種規矩和講究讓牛牧師叨陪末座以給他難堪，這種心理在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背景之下顯得特別自欺欺人，從而構成一種蘊含的諷刺。老舍勝過以後的所謂“京味小說”作家的地方就在於他的小說不只僅僅是一種懷舊的風俗描寫，而是在其中寄託著深刻而沉痛的對民族性的反省與批判，正是這種感情使他不至於落入油滑的泥坑。

在對“生活的藝術”的描寫之外，老舍還寫出了時代衝擊之下旗人的分化，富裕的旗人在講究著“生活的藝術”，貧困而老實的旗人則在貧窮中掙扎，靠舉貸為生，而且隨著政府的腐敗沒落，旗人的地位下降，賒帳越來越困難。 “我”的一家就在這種貧困的生活中苟延殘喘，每次領了餉銀總是要還的錢比得到的錢多，而由於旗人的特殊地位，他們又難以拉下臉去做苦工。也有一些旗人，他們越過這種偏見，做某種在以前被認為是下賤的手藝，也與漢族、回族人民打成一片。象“二哥福海”，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沒忘記二百多年來騎馬射箭的鍛煉，又吸收了漢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可同時又是個“油漆匠”，還信“白蓮教”，二哥是書中少有的有頭腦的人物，“歷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總會有人，象二哥，多看出一兩步棋的。”窮人有窮人的活法，他們的生活中也有自己的一點點樂趣。書中對“我”“洗三”時的描寫：二哥福海既辦的經濟，又不違背“老媽媽論”的原則，白姥姥認真做著典禮中該做的事情，說著“一打聰明，二打伶俐！”之類的祝詞，一派貧窮而又融洽的氣氛。類似這樣的充滿溫情的描寫，顯示出作者對本民族社會風習的眷戀之情。書中還對旗人之中墮落為藉洋人之勢力欺負中國人的“吃洋教的”渣滓作了漫畫式的描寫，也暗示了義和團運動的興起，雖然在已有的部分沒有來得及作充分的描繪。

這部小說的語言藝術也很值得稱道，老舍把理性的反思融入形象的描繪之中，從而形成一種含蓄的諷刺筆調，特別適合小說所要表現的民族風習與反思國民性的需要。這在上述對旗人的“生活的藝術”的描繪中已可以看出，再略舉一例，如書中對定大爺的描寫：“他的字寫得很有力量，只是偶然地缺少一筆兩筆，或多了一撇。……他沒學會滿文，也沒學好漢文，可是自信只要一使勁，馬上就都學會，於是暫且不忙著使勁……他自居為新式的旗人，既有文化，又寬宏大量。他甚至同情康、樑的維新主張與變法。他的心地良善，只要有人肯叫'大爺'，他就肯賞銀子”. “自幼兒就拿金銀錁子與珍珠瑪瑙作玩具，所以不知道它們是貴重物品。因此不少和尚與道士都說他有仙根，海闊天高，悠然自得。他一看到別人為生活發急，便以為必是心田狹隘，不善解脫。……他渺茫地感覺到自己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特種人物，既記得幾個滿洲字，又會一兩句漢文詩，而且一使勁便可以成聖成佛”.這種概括性的描繪很有力度，既起到了簡潔地介紹人物的作用，又融評價於描繪之中，婉而微諷而又窮形盡相，非常耐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