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既是氣象萬千，又是奇姿妙趣。例如，我們有時可以用“逆證”法而探知歷史上久經迷失、極難考究的重要課題的真相大致若何。因此，對於雪芹撰著小說的若干歷史情狀，也可以運用此法來窺測一二。
什麼叫做“逆證”法？我指的是：一個晚出的、明知其不確的、但流傳甚久的說法，卻可以“掉轉來”證明早先的真正的歷史實際。此法既“逆”又“反”，所起來未必受人尊重，卻實在是一條不容輕忽的道理。
我舉的例子是一樁“早著盛名”的文字獄與雪芹其人其書的一種微妙的關係，能給人以很新的思索線路與很多的文化營衛。
這樁文字獄發生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可是我們卻須溯源於雍正陰謀奪位這件醜聞上去。用兵力幫助雍正“成功”的是年羹堯與隆科多，但雍正把他們都剷除了，單單感謝一人：張廷玉。張廷玉最了不起的“功勞”是親手修纂康熙《聖祖實錄》時將雍正如何陰謀奪位的一切破痕跡都消滅了，把史實作了最大的歪曲篡改。 (這種歪曲篡改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四庫全書》和的“對策”上去)雍正因此格外青眼，要把張廷玉日後“配享太廟”——唯一的漢人進入滿人祖廟的特大榮寵。
雍正安排妥善，特以“四子”弘曆嗣位，而以張廷玉與鄂爾泰為“扶保幼主”的兩個主要輔政大臣。
鄂爾泰，滿洲人，姓西林覺羅氏。原系內務府籍(奴籍)，後因位居極品，官書正史諱言內務府出身：又因身後遭譴，貶旗降入鑲藍旗(八旗之最末旗)[註一]。鄂爾泰為人正直，在內務府時不肯去迎合雍正(那時還是皇子)，反而受到雍正的佩服與信任。他在雍正手下也並無喪品敗德的惡跡，倒是很受人尊敬。
兩位輔政大臣，人品性格太不一樣了，漸漸由“合不來”而發展為分朋樹黨。二人各有一班人“忠”於本黨本派，日演日烈，水火冰炭，其情狀朝野皆知，乾隆也很“了解”。
張氏手下有張照、汪由敦等多人(張汪皆乾隆“書法”的代筆人)，張黨人多智廣，鄂派常為所抑。鄂公則有徐本、胡中藻等人為之壁壘。 (徐本與平郡王福彭等，同為乾隆初期主政大臣)鄂公雖後來也成了“軍事家”大將軍，實則從早就是一位愛文惜才、激揚文化的江蘇布政使，所以頗能吟詠，他的受知於康熙即由於作詩稱旨，因此，也就有了這種家風，子侄輩、幕客中，多有詩文之士。他又歷任主考，門下多士，亦自可知——這裡面就出了一個胡中藻。
鄂爾泰卒於乾隆十年(1746)四月，張廷玉卒於乾隆二十年三月。張氏臨末惹惱了乾隆帝，遭到了很大的責辱，差—點兒被治罪。鄂派當然稱快。張黨之人，銜恨移怨，遂向鄂黨報復。便有人出了高招，將他們最恨也最怕的鄂公門生胡中藻選為目標，摘其所為詩句，羅織中傷，達於乾隆，乾隆竟為所惑。胡中藻其時官任內閣學士。鄂爾泰之大兄鄂善，有子名曰鄂昌，官至甘肅巡撫。中藻、鄂昌二人以世誼唱和往來的詩章，竟被人摘出“悖逆”之詞，於是一場文字大獄發作了[註二]，——中藻坐斬，鄂昌“賜自盡”，抄沒了家產。乾隆極為震怒，連已死的鄂爾泰也怪上了，將他從賢良祠中撤位！
獲重罪之家，是沒人敢與之來往的，連至近親戚也不敢多走動，處境至難至慘，城中是住不下去的了，遂避居西郊。靠鄂昌之子鄂實峰做幕為生。鄂實峰晚年方娶了香山的富察氏之女為妻，於是安家於香山腳下健銳營一帶。實峰生子名少峰，二女西林春與露仙姊妹。他們家勢雖然敗落了，詩文的家風卻皎然不墜，都有很高的造詣。
西林春是鄂昌的孫女，也是乾隆第五子榮親王永琪福晉(王妃)西林氏的內侄孫子。到道光三、四年間(1823)。西林春為了謀生，尋到老親榮王府，留下做了貝勒奕繪的姊妹們的詩文“教師”(實為家庭指點批改的女伴當)。
奕繪(永琪之孫，榮郡王綿億之子)是個少年奇才，從很小就能詩善賦，也是個多情而不凡的貴公子，不久即與西林春有了感情。不用說，文藻才思，是兩位詩人詞客相互傾慕的引線。
奕繪要想娶西林春為側福晉，但這卻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宗室納妾，只許在本府所屬包衣(奴僕侍從)家女子中挑選，而西林氏是滿洲大姓，更何況她是罪家之裔。因此遭到了製度規矩與親友輿論的一致否定。奕繪無奈，出奇計求助於府內二等護衛顧文星，也碰了壁(滿俗老輩家下人是可以訓導少主的)。最後，適值顧文星病故，其子顧椿齡接受了“請求”——將西林春假託為護衛顧文星之女，申報宗人府，這才得到批准。二人終於成為眷屬。這是滿洲文化史上的一段非常奇特的佳話故事。後來奕繪自號太素，西林春乃號太清——這就是西林春又稱顧太清的緣由，過去很多人都對此二名的關係無法索解，以至疑心她原是漢族，等等。
我們知道了這些往事，又對雪芹之人之書有什麼交涉呢？這事情的年代比雪芹晚得多呀！ (至少相差了六七十年)
說來有趣：正是這個晚出之人與事卻“逆”轉上去，與早些年的人與事發生了一種十分奇妙的“關係”！
原來，就在北京西郊的外三營(即外火器營、圓明園護軍營、健銳營)滿族人當中，曾流傳著一段“紅學軼聞”，大家說：一書，原是寫奕繪與西林春二人感情的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說。
這，現在有“科學常識”的人聽起來一定大為嗤笑，認為竟連歷史年代先後也弄不清，胡亂牽扯附會，可交奶之至，一文不值。
我撰此拙文，斗膽冒陳：且慢，不必立加嗤笑斥責，而應當思索一下其間的緣故，為何會發生這樣的奇談？
非常明顯的緣故，我看就有三四點可以列舉——
(一) 然祖孫三代，遞封榮親王、榮郡王、榮貝勒，其府俗稱榮府，便使人感到與書中所稱“榮府”有所關聯。
(二)西林春是榮親王老福晉的內侄孫女——這正像史湘雲是賈太君的內侄孫女那樣，更覺吻合。
(三)西林春於咸豐年間寫成了一部《紅樓夢影》，這便很容易被人傳述誤與雪芹的相混為一回事。
(四)恰好雪芹也是罪家之後，流落到西郊外三營一帶居住。這更增添了致混的因素。
有了這四條原因，錯綜而微妙地結合在一起，便產生出那種“寫的就是榮貝勒和西林春”的傳聞，就絲毫不是什麼怪事了。它不同於一般的毫無道理的胡牽亂扯。
但是，十分重要的並不在於正確解釋此一傳說的問題，而是在於要悟知其中還隱含著幾層關鍵性的歷史內容——
第一層，雪芹的西郊住處，從傳說到考證，都歸結於健銳營附近的一個山村。
第二層，雪芹的書，乾隆十九年已出現脂硯齋“抄閱再評”之本；而敦誠在二十二年已勸雪芹不如著書黃葉村。合看，雪芹之離城出郊，當不出二十、二十一兩年中，而這正是鄂昌這一支因京城難以容身而避居郊甸的同一時間。
第三層，香山旗人張永海，於60年代之初，曾傳達他所知於雪芹的傳聞：雪芹有一友人名“鄂比”，與他是“撥旗歸營”的。這似乎透露著一種久已迷失的史蹟，即雪芹之流落香山一帶，與鄂昌有關[註三]。
鄂家的重要親戚首推莊親王胤祿家。乾隆元年十月，特命鄂爾泰之第五子鄂宓與莊親王家聯姻，成為王府額駙。莊親王原是支持雍正的受龐者，但到乾隆四、 五年上卻成了大逆案的首領人物。曹家的再次遭難，與此案相連[註四]。雪芹上一輩也有在莊王府當差的人。莊親王又曾是受命管理內務府的人。況鄂、曹兩家原是同為內府包衣籍的世家，他們都非親即故，相互交往，一點兒也不希奇。香山傳說單單將曹、鄂二氏聯在一起，應是有其久遠來源的一種殘痕未泯。
然後，就是歷史現實人物與小說書中人物的“本事關係”的一層奧秘了。大家已都熟知，至少已有12項記載，證明雪芹原書的後半部乃是寶玉與湘雲悲歡離合、最後重逢的故事。湘雲原是史太君的內侄孫女，其原型即李煦家的一個孫女輩的不幸之人，恰好也正是罪家之後。西郊外三營盛傳的歷史年代錯亂顛倒的“榮貝勒與西林春”的說法[註五]，實質上是曲折地反映了早先滿洲旗人皆知雪芹原本情節真相的一種意味深長的口碑——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歷史的逆證”。這種曲折關係，恐怕有很多只習慣於單一的、直線式的邏輯思維推理方法的研究者是不大理解也難於接受的，所以外三營傳說的真正意義向來無人重視，久而漸歸湮沒，偶有殘痕，又被少數人妄加以歪曲利用，製造了大量的混亂，成為一種可悲的文化現象[註六]。
在中華文化史上，歷代都出現這一類奇特的天才人物，雪芹稱之為“正邪兩賦一路而來”之人，舉了很多例子，中有唐明皇、宋徽宗。清代的順治帝、納蘭性德、綿億、奕繪等很多帝室王公貴冑，為數尤多，我們無以名之，我曾稱之為“詩人型”、“藝術家型”人物，實即雪芹所類舉的生於富貴之家的情癡情種，特異天才[註七]。但他們也都是命定的悲劇性人物。對於這一歷史文化現像不了解，勢必把雪芹的書當作一般性的佳人才子愛情故事來看待，因而丟棄了其中的極為重要的歷史社會文化內涵。可惜的是，雪芹提出的“兩賦”理論，以及“兩賦人物”這個課題的系統研究闡釋，至今也未見有人悟知其重要性而集中力量給以學術上的深入研究。對的大多認識的實質仍然沒有超越“哥哥妹妹” 的級層和範疇。這也許正是對那些侈言中華文化而又不知中華文化為何物的人、侈言紅學而也不懂紅學為何事的人們的文化水準與精神境界的一個忠實的寫照吧？不過海內外近年已經出現了一種跡象，開始認識到：雪芹書的主題本旨是為了寫人、人材的命運、人與人的高級關係的“情書”。這倒是值得矚目的一個新氣象。因為，紅學的本質與意義從來也不是與“小說文藝理論”等同的學問，而是一種中華大文化的高層次的哲理性的學問。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紅學就是一種文化學。我們自然也有“小說紅學”，但今後更需要的則是“文化紅學”了。原地踏步不行了，就是高呼“紅學必須回到文學”的那種認識，恐怕也是失之於過於膚淺和“過時”了吧。
奕繪在年方十幾歲時，即有一首題詠的七律詩[註八]，他寫道：
夢裡因緣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樓春。
形容般若無明漏，示現毘盧有色身。
離恨可憐承露草，遺才誰識補天人？
九重運斡何年闕？擬向媧皇一問津。
這位清中葉青少年貴公子，讀罷芹此書，最主要的感嘆是什麼？一起是“因緣”(注意，此乃佛家語義，不與“姻緣”相混)，而後是哲理(人生觀)，雖然也涉及了“離恨”，但最後三句(即一篇的總結穴)，卻歸於慨嘆補天之才之志而無所施用——一點兒也沒有“色空觀念”一腔感發竟是願去自薦補天的入世思想。他深惜“遺才”的棄置，亦即人材的命運與遭際的問題！這種歷史現象，現今的“紅學家”就很少知道，也不必體會了。
然而，現在既知，雖為時稍遲，也還並非全晚，問題在於：我們不是到了應該再作沉思的歷史時刻了嗎？
壬申4月26日寫訖於燕都東郊之廟紅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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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鄂爾泰本人曾任內務府員外郎、郎中，其子鄂容安(本名鄂容，皇帝賜改容安)於乾隆八年因仲永檀一案入獄，也是內務府慎刑司審治。鄂家親戚高斌，亦內務府人。皆可證。
[註二]此案於乾隆二十年之二月開始，密旨令劉統勳等大員嚴查，極為緊張峻厲。乾隆帝為此頒發了一道很長的上諭，訓戒八旗，其中有云：“……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復唱和，實為喪心之尤！……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倘有託名讀書，無知妄華，哆口吟詠，自蹈囂凌、惡習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觀此方知雪芹等人以詩為朋輩推服(“詩膽如鐵”)可是在何等政治氣氛下而為之的！
[註三]1962年我同舛髟５較山健銳營請詢老旗人張永海，人傳他知道一些關於曹雪芹的傳說。當時實況是：張之講述十分簡單、樸素，其中也有附會或不合史實之處，但他初無編造之意；後來因有人追求過甚，於是引發了一些“補充”，並且使別人也“順藤摸瓜”，如滾雪球，“傳說”竟到了“說評書”的規模和样式，此與張永海實在無關，應當分別審辨。張雲：曹雪芹住於鑲黃旗營後邊，有友人名叫“鄂比”，能畫。曹、鄂是因“撥旗歸營”而來到這兒的。他對此並無更多的解釋或描述。後有人說，所謂“撥旗歸營”，是指一案同犯的罪人“下放”到兵營當差。昔年因無可佐證，置之不論可也。如今想來，或許這說明了雪芹之遷居西郊，與鄂昌一案有關，因為年代也很吻合。當然這也只是推測，記之以備參考。
[註四]參閱拙著《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小傳》等書，雪芹小說現存80回書，依年份推考，恰到乾隆四年為止。此一現象至堪注目。
[註五]此事史實經過之所據，係金啟孮著《漠南集》與他為奕繪《未冠集·寫春精舍詞集》所作的序言。
[註六]如“註二”所敘，張永海只領我們踏看廂黃旗前後附近一帶，並不引觀正白旗，只遙指一房，說“那是正白旗印檔房”，即兵營小官的辦事處，亦即後來舒成勳宣稱那就是雪芹“故居”那所很具格局的院子、與一般旗兵小營房不同，乃營官所居。但近年來很多人把這處地方叫成“正白旗村”，並云即雪芹著書之“黃葉村”。殊不知在乾隆十幾年上剛建的新營，規模巨大，哪裡會有個營內的“村'？所謂“正白旗村”者，只是民國以來清代兵營廢撤以後，旗兵變為平民身份，所居之處這才劃分為某某“村”的。同理，“健銳營”三字也只是後來變成的—個歷史地名而已。更令人詫異的是“傳說”中還說：正白旗佐領有求於雪芹，是到雪芹家去“請曹先生”，等等，云云。其自相矛盾，不可究詰之言，不勝枚舉。我們有些不明白清代歷史制度的人，當作“新聞”聽聽自然可以，但這與學術研究是兩回事，務宜嚴辨。
[註七]參閱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之中編。永琪、綿億、奕繪，三代皆為異才。永琪原為乾隆預定嗣位人，不幸早亡。綿億病弱，但博通百家，連《荀子》、《淮南子》都背誦如流，使昭槤駭佩服。奕繪則精通百藝，十幾歲的詩文，水平已經很高，如無實物尚存，現代人是很難置信的。但清代確實出現了一大批這樣的異才，雪芹則是其間的一個優異者。
[註八]奕繪此詩，十分名貴，可注意者，他仍題書名為“石頭記”，通體用佛語及神話寓言托意。而實乃感嘆雪芹其人與自己有相似相通之處，結穴是遺才之慨，而非“愛情”之恨。 “因緣”亦佛家語。 “般若”、“昆盧”一聯，已深明雪芹是大智慧人，而仍不能不託言以抒其悲歡衰樂之情，以世間色相之表以寫其本真之“裡”。體悟甚深，而其時奕繪不過一弱冠青年，後世人所萬萬不能想像與置信者端在於其天姿學識之相去懸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