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張愛玲 掃眉才子女相如，夢里紅樓景色殊。 早辨名貂聯狗尾，漸疑顰黛幻仙姝。 雲垂海立驚真本，鰣骨棠香恨佚書。 奪取獄神五六稿，鴻濛重啟復還初。 我想寫寫張愛玲。 我寫她，不是寫她這個人，比如說生平傳記，創作品位，等等。我沒有資格寫這些；我是想寫她的“紅學”特色與文學眼光，審美天賦。 我與她並世同時，而無文緣字契，她生前我毫無想要了解她的意願，她逝後我才後悔未能早些研求她的“紅學”見解。我有什麼資格來寫她？真是不自揣量，斗膽妄作。 但我忽萌此念，也不是全無夙因，只憑漫興。我是才華智慧的崇拜者，尤其是傾倒於曹雪芹所說的“正邪兩賦而來”之人，“其聰明靈秀之氣，在萬萬人之上”的才男才女。可是這樣的人，平生所歷不是“不多”，而是極罕。這使我常以為恨事。後來，終於自言自語：若論真才女，張愛玲其庶幾乎？未見第二堪與比肩者也。

這就是我想寫寫她的夙因。 她的生平，知人論世，有她令弟所作《我的姊姊張愛玲》，無庸更作“隔壁”的局外之談——也非我的興趣之所在。我所要寫的，限於“紅學”這一個面。 我對張愛玲其人，一無所知。這是因為我喜歡古代名著，只看那麼多名著已然看不盡，哪兒有時間精力來注目於一位當代作家，何況她早已流寓海外，更無任何溝通聯繫的因緣機會——這樣說，還不對，該說是我根本沒有想要了解她的念頭和願望。直到1987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做客，撰寫《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一書時，女兒代為跑到圖書館去借，她看到了張愛玲的，翻看了一下，覺得有些價值，就一併借了來。我方知她也是一位研“紅”的作家。 但是，說來難以置信，直到是年的秋天，離美回國之前，我並未認真看它一下，而臨收拾行裝時，就將它還與圖書館了。

就是說，我對她的“紅學”緣分可謂極淺極薄，書已放在案邊多時了，竟不一觀，這連“失之交臂”也不能相提並論——也許用個“寶山空入”徒手而歸的典故，倒還稍覺恰切吧？ 也許會有提問者：為何竟不一觀？其原因有二： 第一，我一看這個書名就感到十分討人憎嫌：什麼“魘”？把雪芹的這麼一部寶書竟然安裝上如此一個醜惡的字眼，引起我們什麼樣的情緒？極不喜歡，就從這兒也不大想打開書看上幾眼。 第二，後來勉強取在手中粗覽其目錄內容時，知道主要是一部版本研究，而那時我正忙於撰稿的主題，恰好與版本的“糾纏”問題離得最遠；我不想分散精神力量——假若一看她的版本論點，還不知要引動多大的“爭論”麻煩，又加上我翻到一頁上，忽見她對拙著《紅樓夢新證》加以“大雜燴”的評語，覺得這個人可有點兒狂氣太甚，拙著是第一個提出脂硯齋評三真本這一命題並做出初步研論的拓荒者，“大雜燴”應如何成為“小純碟”？還鬧不清她的高見……，於是就合上書，心說等以後有機緣再決此案吧。

那麼，質問者會詰難了：既如此，為什麼又要寫寫人家的“紅學”呢？ 其實這個答案不難：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歲月推遷，機緣湊泊——從1987年到如今已是17年過去了，人對事情的看法想法都會循時而變，異境乃遷，可以與往昔有所不同，這又何足奇怪耶？ 我現今對她非常敬佩，認為她是“紅學史”上一大怪傑，常流難以企及。寫寫她，十分必要，有利於學術的發展邁進。 她給自著小說所繪人物像，充分流露出一種英俊之氣，是我所僅見的畫像高手，令我折服。可見她絕非一個作家之名義所能“框”住，她若從事任何一門藝術創作，都會是第一流的大家，對此我是深信而贊口不已的。 她生於1920年，小我兩歲。同代之人，未能晤談，平生一大憾事，也很愧怍——我在海外時應該尋求聯繫之方，以求教益，或能消減誤解而增進契合。

清皇族宗室永忠吊雪芹有云：“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我借來改動數字云：“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嘆張君。” 幾回掩卷嘆張君，紅學著堪樹一軍。 巨眼燃犀貂狗判，敻乎絕異俗釵裙。 時甲申仲春，玉蘭已開桃花待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