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瑞《詩藪?雜編》卷五曰①：“南渡人才，非前宋比，而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崛起燼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葦，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②。劉辰翁雖道越中庸③，玄見邃覽，往往絕人，自是教外別傳，騷壇具目。”又曰：“千家注杜，猶五臣注《選》。辰翁評杜，猶郭象注莊，即與作者意不盡符，而玄理拔驪黃牝牡之外④。”又稱其評：“含蓄遠致，令人意消。”牧齋以辰翁為竟陵遠祖，元瑞以辰翁為滄浪別子，《總目》顧謂漁洋好辰翁為不可解⑤。夫漁洋夢中既與滄浪神接，室中更有竟陵鬼瞰⑥，一脈相承，以及辰翁，复奚足怪。辰翁《須溪集》卷六《評李長吉詩》謂：“樊川反復稱道⑦，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評柳子厚《晨起詣超師院讀經》詩云：“妙處有不可言。”如此議論，豈非鍾譚《詩歸》以說不出為妙之手眼乎。評《王右丞輞川集?辛夷塢》雲：“其意亦慾不著一字，漸可語禪”；又每曰：“不用一詞”，“無意之意，更似不須語言”。
如此議論，豈非滄浪無跡可求、盡得風流之緒餘乎。漁洋《論詩絕句》曰：“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似蘇州”⑧，宜其曠世默契矣。清人談藝，漁洋似明之竟陵派；歸愚祖盛唐⑨，主氣格，似明之七子；隨園標性靈，非斷代，又似明之公安派。餘作《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⑩，說吾國詩畫標準相反；畫推摩詰，而詩尊子美，子美之於詩，則吳道子之於畫而已⑾。 《尺牘新鈔》三集卷十一載程青溪《與減齋書》雲⑿：
“竟陵詩淡遠又淡遠，以至於無，葉榮木畫似之⒀。”揮南田《甌香館集》卷十二甚稱鋪伯敬畫⒁，謂“得之於詩，從荒寒一境悟入，程孟陽、李長蘅皆不及”⒂。按“欲寄荒寒無善畫”，王介甫句也。伯敬之詩，去程李遠甚，而以其詩境詩心成畫，品乃高出二子。此亦足為吾論佐證。 （105—106頁）①胡元瑞：明胡應麟字。有《詩藪》內編六卷，外編六卷，續編二卷，雜編六卷。
②玄風：即指嚴羽《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昭代：明代，明代前後七子論詩受嚴羽影響。
③劉辰翁：宋人，有《須溪集》十卷，他宣傳思想，但不同於禪學。
④千家注杜：元高楚芳輯《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二十卷，《文集》二卷。 《四庫全書》收此入集部，未署輯者名。此書中有劉辰翁評語，《四庫》雲：“辰翁評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為竟陵之先聲。王士禛乃比之郭象注莊，殆未為篤論。”（卷一四九）五臣注《選》：梁蕭統選編《文選》，由唐呂延祚組織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五人作注，稱五臣注。郭象注莊：晉郭象（字子玄）嘗為註，與作者原意不同。拔驪黃牝牡之外：《淮南子?道應》：“（秦穆公）使人（九方堙）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指拋開表面現象，認識本質。
⑤牧齋：清錢謙益號。他認為劉辰翁評杜詩，破碎纖仄，開後來竟陵派的評唐詩之風。胡應麟認為劉辰翁評杜詩是滄浪的別派。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辰翁論詩，以幽雋為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捨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禛顧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卷一五○《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四卷》）
⑥王士禛（漁洋）講神韻受《滄浪詩話》影響，又受竟陵派影響，稱為“蘊藉鍾伯敬”。
⑦樊川：唐代詩人杜牧，字牧之，有《樊川集》。
⑧柳州：柳宗元，字子厚，嘗為柳州刺史。蘇州：韋應物，嘗為蘇州刺史。均唐代文學家。
⑨歸愚：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號。
⑩此文收入《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舊文四篇》、《七級集》，修改稿刊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1期。
⑾吳道子：唐代畫家吳道玄字。
⑿《尺牘新鈔》：清周亮工選輯，十二卷。二選十六卷，三選十五卷。程青溪：清程廷祚，字啟生，自號青溪居士。
⒀葉榮：清代畫家，字淡生，號樗叟。長於山石木畫。木畫者，於佳木上雜嵌染色物作畫。
⒁惲南田：清代詩人兼畫家惲格號，又號白雲外史。撰《甌香館集》十二卷。
⒂程孟陽：清代詩人程嘉燧字。李長蘅：清代詩人兼畫家李流芳字。
中國歷代詩論家輩出，對他們之間的關係和各自立論的特點，也不乏研究者。這一則講三點：
一、南宋劉辰翁的評詩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明胡應麟十分肯定嚴羽和劉辰翁“談詩獨冠古今”，並隱示辰翁評杜的“玄理撥驪黃牝牡之外”。錢謙益《注杜詩?略例》謂：“辰翁評杜點綴其尖新雋冷。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摘異，以鬼窟為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錢先生指出，所謂“鬼窟活計”者，即指鍾惺、譚元春《詩歸》言，所以他認為劉辰翁又是“竟陵遠祖”。這裡舉引劉辰翁在《須溪集》卷六中對李賀詩的評論，對柳宗元《晨起詣超師院讀經》詩的評論，意思朦朧含混，文字玄虛，鍾惺、譚元春《詩歸》裡的評語受其影響不小，如評朱淑真《晴和》雲：“作絕句，亦有律詩之妙”；評《清晝》雲：“語有微至，隨意寫來自妙。所謂氣逼而神肖也。”（《名媛詩歸》卷十九，鍾惺評語）這是其中意思比較明晰者，而“妙極”、“妙不可言”之類評語頗不少。劉辰翁評王維《辛夷塢》裡的“無意之意”、“不著一字，漸可語禪”，其議論聲口，頗帶有嚴羽無跡可求的影響。所以明胡應麟認為劉辰翁為滄浪別子。
二、《四庫全書總目》稱“士禛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為宗”，又稱劉辰翁論詩“王士禛極稱之，殆不可解”（卷一百五十），不知為何不解。王士禛的詩多唐音，標舉神韻，“強調興會神道”，選輯《唐賢三昧集》、《神韻集》，遵循的是“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居易錄》引《林間錄》載洞山語）富有禪理的宗旨，評詩論詩也多以禪喻詩，實與嚴羽一脈相承，劉辰翁受嚴氏影響，所以王士禛稱許劉辰翁是很自然的。錢先生認為清人談藝，多所依傍，王士禛如明代竟陵派；沈德潛崇盛唐，主氣格，如明代七子；袁枚倡性靈，又如明之三袁。這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王、沈、袁三家所主張的所謂神韻說、格調說、性靈說與明代談藝者的承繼關係。
三、詩與畫同是藝術作品，有它們的共同性，錢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說：唐人稱“書畫異名而同體”（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宋人則強調詩畫異體同貌，如張舜民稱“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畫墁集》），亦即畫是無聲詩，詩是有形畫。這個概念在西方早已有之，如古希臘詩人艾德門茨說：“畫為不語詩，詩是能言畫。”
（《希臘抒情詩》）既同是藝術，又各自具有特殊性，而中國傳統的談藝者，其評論標準往往相反。如王維，既是畫家，又是詩人，他的詩畫風格完全一致，在畫的方面被尊為南宗畫的創始人，能坐第一把交椅，而在詩的方面，雖是神韻詩的大師，也要讓給“集大成”的杜甫坐首席。為什麼？錢先生指出：“中國傳統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標準：評畫時賞識王士禛所謂'虛'以及相聯繫的風格，而評詩時卻賞識'實'以及相聯繫的風格。”這個分歧，錢先生舉引一個很好的例證，即蘇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有云：“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像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就是說，以畫品論，王維高於吳道子，而以畫風和詩風比較，談藝者又以吳道子與杜甫並稱，也就是說，“詩工”杜甫的詩風，只能與品位低於王維的“畫工”吳道子的畫風相比。這一則中錢先生又添引一個例證，即鍾惺的詩大不如程嘉燧、李流芳的詩，而以鍾氏之詩心詩境成畫，品第高出程、李，這類藝術現像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