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賈寶玉夢入太虛幻境，警幻仙姑尚未現形，先聞其歌：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
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閒愁。
我以為，中國古典文學中，傷春與悼夢是貫穿始終的一個母題。在古典詩歌裡，“春”字和“夢”字出現的頻率極高，“春夢”二字相連以一個內涵豐富的詞語出現的情況屢見不鮮。
南北朝時期，南梁蕭愨有《春庭晚望》：
春庭聊縱望，樓台自相隱；
窗梅落晚花，池竹開初筍。
泉鳴知水急，雲來覺山近；
不愁花不飛，到畏花飛盡。
那時律詩還處在萌芽狀態，他卻已在齊整抑揚的詩句裡表達了鮮明的傷春情懷。
到了唐朝，這種情懷的詩歌成幾何級數增長，無論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還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不同風格流派的詩人，幾乎都有在這個母題下的寫作。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把春·夢·酒·人生融為了一個整體：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日，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這是一篇在生命時空裡浪漫遨遊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浪漫風格的，主要創作針砭時弊、描摹社會生活中淒楚場景的現實主義詩人，一旦偶爾進入關於春與夢這樣的題材，卻立刻投入類似《春日醉起言志》那樣的情懷，形成一種自覺的呼應。杜甫有許多“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那樣的詩句，不必一一列舉。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因為簡潔生動，通俗易誦，卻又意蘊豐沛，可作多種詮釋，而成為了關於春與夢、得與失、逝與在、美與毀的千古絕唱，滲透在了所有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中。
在宋朝，王安石、蘇軾是政治上的死敵，凡涉及政見的文字，他們不是南轅北轍就是互相抵牾，然而，一到關於春與夢的吟誦，居然殊途同歸，情懷相契。王安石人稱拗相公，政治上固執僵硬，有不近人情之誚，但他詠起春來，“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竟很有賞春的情趣，並且也能因春及人，“一夢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見想皤然；只應兩岸當時柳，能到春來尚可憐”。人生如夢，春光易逝，因此必須珍重最瑣屑的生活樂趣，珍惜非功利的人際關係，他還有“草草杯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的詩句，正是那悼春傷逝情懷的自然延伸。王安石當年政治上究竟有哪些作為，在黨爭中究竟手段如何，應該作如何評價，現在一般人恐怕都很難通曉把握，但是，如上述所引的詩句，卻無須什麼“背景資料”，便可以立即為我們所理解、所欣賞。蘇軾的這類詩作更多，“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也許算得其中最精警的一例。不同政見、性格的詩人，可以進入到同一個詩域裡面，使人性深處的情愫得到溝通融會，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文化現象。
在包括南唐李煜的創作在內的宋詞裡，“春”與“夢”的母題更有淋漓盡致的發揮。 “傷春似舊，盪一點，春心如酒。”“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卻下瀟瀟雨。”“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長恨離亭，淚滴春山酒易醒。”“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春宵睡重，夢裡還相送。”“相尋夢里路，飛花落雨中。”“夢怕愁時斷，春從醉裡回。”“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這個糾葛在“春”與“夢”上的文學傳統一直延續到以後的元曲和明傳奇之中，王實甫的里“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湯顯祖的里“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傷春名句，而且這兩齣戲劇裡都有關於夢的重要情節。
於是，這個傳統在清代的里集大成，並且得到了充分的昇華。
當然，對具體個案要作具體分析。在每個文學家的每一個涉及“春”與“夢”的作品裡，除了人性中的共通性，都會融入他獨特的生命體驗、社會群體歸屬意識，以至政治理念。我不是想簡單地否定擯棄以往習見的那些對我們民族古典文學的分析角度，但是，我想自問並且求教於大家：對上述我所提及的文學遺產，用從西方傳來的諸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進行定位分析，是否合適？需知至少在曹雪芹創作時，中國的文學藝術根本就還沒有跟西方的文學藝術有什麼自覺的交融借鑒，上面所列舉的種種主義，也是西方近世乃至幾十年前才被提出的。中國的文學有其自己的發展線索，有著獨特的審美通感領域，像，作者說著書是“大旨談情”，“毫不干涉時世”，當然有其避禍求存的一面，但恐怕也並非完全是瞞蔽之語——傷春悼夢，引導讀者對生命的奧秘作“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詩意認知，恐怕確實是曹雪芹著書的“大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