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我應邀到現代文學館講“秦學”。文學館老早就搞了關於“紅學”的系列講座，請了不少專業人士演講，也請了王蒙、胡德平等知名的“紅學”票友開談，從那活動一開始他們就跟我聯繫，但我拒絕了兩年之久，直到那一天才終於打起精神去開講。我懶得到那裡去講，並沒有什麼隱秘、深刻的心思，只不過是性格使然。我說過《紅 樓夢》十二釵裡我最喜歡的是妙玉，人謂討嫌，我心嚮往。人能絕不害人，而在自尊自愛的審美境界中活到那樣率性的程度，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社會什麼人群裡，都是很不容易的。 那天去了以後，發現文學館那有３８０個座席的演講廳裡是爆滿的狀態，因為座位不夠，把餐廳裡的一些椅子也搬了來，我開講以後，陸續趕來的聽眾有的找不到坐處，就一直站著聽。後來知道，還有天津的人士從網上看到預告後，特地跑來北京聽這講座的。看見有這麼多人支持我的“秦學”研究，頓時興奮起來，於是我恨不得把全副心得和盤托出，越講越來勁兒，規定是講一個半小時，我卻一口氣講足兩小時，而聽眾們竟然都坐在或站在那裡全神貫注地聽我侃，我非常感動，也覺得非常過癮。

演講結束後，一位聽眾跟我說，她原以為我所謂“開闢了'紅學'新分支'秦學'”的說法，即使不算譁眾取寵，也是自我誇張。但她聽了我的演講後，儘管多有“不能苟同”之處，但這下是真的覺得，我對的這種解讀是具有學術性的，是從文本出發，是原型研究，思路縝密、邏輯清晰，而且確有創見。她，以及來自其他方面的鼓勵，於我是極其珍貴的。 我如此自尊、自信，並且渴求理解、支持，是因為我覺得“紅學”研究，目前遇到的一個大問題，就是還沒有充分地“公眾共享”，民間的“紅學”票友，常被個別權威或專業人士輕視甚至蔑視，被嗤鼻為“外行”還算“客氣”，有的竟被指斥為“紅學妖孽”，試問，如果聽任這樣的學閥派頭霸氣口吻籠罩“紅學”領域，“紅學”研究還能有什麼起色什麼推進？

我很幸運，自從事“秦學”研究以來，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點與鼓勵，民間都公認周老是“紅學”泰斗，成就斐然，並且不斷出新，但周老自己卻堅稱自己不是“紅學界”的，這個現像也頗耐人深思。 我從１９９３年開始發表關於“秦學”的文章，１９９４年輯成《秦可卿之死》一書，１９９６年修訂過一次，到１９９９年又擴展為《紅樓三釵之謎》，２０００年後，我把研究的觸角推進到對康熙朝廢太子胤礽及其兒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孫），揭示出他們跌宕起伏、詭譎多變的命運對曹雪芹家族榮辱興衰的巨大影響，以及在曹雪芹創作時，從中採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細節原型作為藝術虛構的資源，這些成果在２００３年又形成了《畫梁春盡落香塵》一書，到目前，我的“秦學”研究彷彿山溪終於流出窄谷，奔瀉到了更廣闊的田園，形成了一條自成形態的河流，於是，在書海出版社的支持下，又將上述著作加以修訂，並增加了約７萬字的新稿，構成了這本的新書。書裡還特別收入了我在人民網與網友論“紅”，以及在現代文學館演講的記錄，以更凸顯我那“'紅學'研究非少數學術權威或學術機構的壟斷領地，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公眾共享的文化空間”這一訴求。我立志要把“秦學”研究推進到底。在公眾共享的“紅學”大花園裡，我這“秦學”當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我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評、平等的爭鳴與熱情的鼓勵中，努力把自己的這朵花開成渾圓。

劉心武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０日於溫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