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文言與白話有別
一本書或一部書，一段話或一篇文章，甚至短到一句話，是文言還是白話，一般說，常識是容易分辨的。例如：
（1）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剷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歐陽修《豐樂亭記》）
（2）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東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於臨安府眾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卻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胎，今日功名蹭蹬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僱人挑了行李，迳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 （《京本通俗小說·菩薩蠻》）
（3）然而言者，猶風波也，激盪既已，餘踪杳然，獨恃口耳之傳，殊不足以行遠或垂後。 （魯迅《漢文字史綱要》）
（4）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殺之權的，——不，這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 （魯迅《朝花夕拾·無常》）
例（1）（2）都是宋代作品，例（3）（4）是現代並且是同一個人的作品，可是稍有看文經驗的人都能夠知道，（1）（3）是文言，（2）（4）是白話，而且不會有人不同意。這樣斷定的根據是什麼？是文言和白話，各有各的行文習慣，或說得具體些，一部分詞彙和句法有獨占性，不通用。例如詞彙方面，“按其圖記”的“按”，白話不用，“還了房宿錢”的“還”，文言不用；更明顯的是虛詞，表完成，文言不用“了”，白話不用“矣”。句法方面也有這種情況，如“何可勝數”的說法，白話不用，“姓陳名義”的說法，文言不用。這類不通用的說法好像京劇角色的穿戴，有表現主人身分的作用，主人是什麼人物，常看京劇的人可以一望而知。因此，我們可以說，就通常的情況說，文言和白話的界限總是涇渭分明的。但這是通常，不是處處如此。呂叔湘先生於1944年寫了一篇論文，題目也是（刊於《國文雜誌》3卷1期，後收入198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呂叔湘語文論集》），在文章第二部分的開頭，他舉古籍中的十二段文字為例，說明有時候，文言和白話的界限並不清楚。這十二段文字，哪些應該算文言，哪些應該算白話，請他的一些朋友看，意見不一致；甚至同一個人，初看和再看，對於有些段，意見也不一致。以下是十二段文字中的（5）和（6）。
（5）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並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雲：'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
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 '臣敕下人，一不得鬥。兇勢輈張，有頃乃散。 （宋書·孔琳之傳，奏劾徐羨之）
（6）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獐，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
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梁書·曹景宗傳）
像這樣的文字，我們看了，印象會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也就是算文言算白話都有困難。但是，文言和白話終歸是不同的語言，應該能夠分作兩個集團。分，要有標準，或說是，所分的類都應該有明確的定義。關於定義，白話的容易，是已經有文言的時候，照或基本上照當時口語寫的文字。文言的不那麼容易，因為不能單純地靠有時間性的口語解決問題。
2.2文言難於定義
有不少事物，常常是看來清楚，一思就出現問題，再思就問題更多。文言就屬於這類事物，它指什麼，具有什麼性質，好像都清清楚楚，可是想用一兩句話說明它，也就是給它下個定義，卻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為有些路看來可以通行，細想卻又是佈滿荊棘。
2.2.1以脫離當時口語為標準有例外
最容易想到的一條路是“脫離口語”。這同“文言”一名的意義相合，文是文謅謅，是只見於文章，都表明它不同於口語。可是口語有時間性，以脫離口語為定義，我們必須先確定口語的時間性。一種最合情理的想法是指當時的口語。但這會碰到兩個困難。其一，請看下面的文字：
（1）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後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尚書·湯誓》）
（2）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兩段都是記言，前一段，即使不全是商初的言，也總是周早期的言；後一段，即使不全是春秋末的言，也總是戰國初的言。看語氣，又都是描摹說話，不是作文章。這樣，我們就有理由推斷，這和當時的口語，即使未必合一，也總是很接近。如果我們以“脫離當時口語”為文言的定義，顯然，我們只好說這兩例的文字是白話。但這就必須放棄我們千百年來死抱住不放的舊看法——說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做不到的。其結果就是，我們不能不承認，有的文言並不脫離當時的口語。有人也許會說，這樣定義即使有少量例外，但大體上是對的。情況也確是這樣，因為在我們的文獻庫存裡，中古以前，不脫離當時口語的實在是鳳毛麟角。不過我們這裡是說定義，定義的內容要無往而不適用，只是“大體上”，容許例外，那就不成其為定義。其二，假定我們為了維護定義的完美性，連千百年來死抱住不放的舊看法（即說《尚書》之類是文言）也放棄，那就還有個困難，也不容易克服，就是，給古白話和文言在時間上劃個界限。例如說不是文言，也是記言體的《孟子》呢？這裡最麻煩的是，我們只知道，書面上的文字，從商周下傳，同口語的距離逐漸由近而遠，而不能確切知道，某一時期（如寫《左傳》的時候）遠到什麼程度，以及遠到什麼強度才可以算作文白分家。不能確知，這個脫離當時口語的定義就苦於是尺而有時（如戰國時期）量不准。
2.2.2以不同於現代語為標準有例外
近年來，我們常常把文言和現代語看作對立的兩種語言；有時用帶點學術味道的名稱，現代漢語——古代漢語，那對立性就更為明顯。這樣對立並舉，意思大概是，現代漢語是現代人用的，古代漢語是古人用的，兩者迥然不同。 “不同”有程度深淺的分別：深可以深到全不通，如漢語和外語；淺的只是不全通。顯然，文言和現代漢語的差別只是不全通。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能不想到一些文獻材料，如：
（1）正見慈母獨坐空堂，不知兒來，遂嘆言曰：“秋胡汝當遊學，元期三週，何為去今九載？為當命化零落？為當身化黃泉，命從風化？為當逐樂不歸？”語未到頭，遂見其子，身著紫袍，在娘前立。恐娘不識，走入堂中，跪拜阿娘：“識兒以不？兒是秋胡。今得事達，報娘乳哺之恩。”其母聞兒此語，喚言秋胡：“我念子不以為言，言作隔生，何其面敘。娘樂子黃金繒彩，不是戀汝官榮，愧汝新婦，九年孤眠獨宿。汝今得貴，不是汝學問勤勞，是我孝順新婦功課。”使人往詣桑林中，喚其新婦。未及行至路傍，正見采桑而回，村人報曰：“夫婿見至，奉婆處分，令遣喚來。”含笑即歸，向家與夫相見。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秋胡變文》）
（2）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扼理，不得已向諸人道，遮裡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頭，問自己心裡，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個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間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麼，更有什麼事？珍重。 （道原《景德傳燈錄》卷十九，雲門山文偃禪師語錄）
一般通文的人如果不研究中古語，念念，一定會感到生疏，有些地方不能確知是什麼意思，也就是不全通。可是我們都承認這是白話，不是文言。可見給文言下定義，光是以不同於現代語為標準也不行。
2.2.3以口語為標準隨機應變不妥
但是，脫離口語偏偏是文言的最重要的性質，正如呂叔湘先生所說：“白話是現代人可以用聽覺去了解的，……文言是現代人必需用視覺去了解的。”（）重要，難41文言和白話於割捨，似乎就不如設法調停，用個就事論事的辦法，說文言是脫離口語的書面語言，所謂脫離，或者是脫離當時的口語（也就必致脫離現代的口語），如《史記》《漢書》之類；或者是脫離現代的口語，如《尚書》之類。這辦法近於對症下藥，由功效方面看相當好，它使我們能夠斷定，《史記》《漢書》之類是文言，《尚書》之類也是文言。不過這樣東食西宿，理論上有問題。其一，我們怎麼知道，對付《史記》《漢書》之類可以用“當時的口語”，對付《尚書》之類不能用“當時的口語”？很明顯，那是因為先確診了“症”，所以知道應該用什麼藥，就是說，因為早已認定《尚書》之類是文言，《史記》《漢書》之類也是文言，所以其後才決定用“現代的口語”對付前一個（不這樣，《尚書》就可能成為白話），用“當時的口語”對付後一個。這是因果倒置，或先斬後奏。其二，作為定義，提出的本質屬性不能適用於同類事物的全部，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2.2.4從時間方面分辨不明確
“五四”時期文學革命，主張改用白話寫，說文言是古人用的死語言，白話才是現代人用的活語言。這是從時間方面說明文言和白話的分別，錯不能算錯，可是意思不夠周密，也沒有觸及要點。因為，一，古人寫的不盡是文言；章太炎、王國維等不能算古人，可是寫的仍舊是文言。二，死語言，就算早已死了，如果把它看作研討的對象，總該說明它究竟是具有什麼性質的語言，才能使人有個明確的認識，只是從時間方面說它已成過去是不夠的。
2.3.1要依常識先認定文言
從與口語的關係方面下手，有困難；從時間的早晚方面下手，也有困難。剩下的唯一的路是商店印廣告的辦法，大道理不講，只說鋪面裡賣的是什麼貨。這像是也有點因果倒置，因為就文言說，這是暫不管它是怎麼回事，而先辨認哪些文獻是文言寫的。這自然是不得已，——其實也是理所當然。因為我們不能不接受常識，根據常識，我們的文獻庫存，哪些是文言，哪些不是，絕大部分是清清楚楚的。還可以加深一步說，這方面的常識有堅實的客觀基礎（大量的文獻資料），有植根於基礎上的相當一致的認識（即使沒有表現為明確的定義），我們是可以甚至應該看作不誤的。因此，我們想知道文言是什麼，最好是，也只能是把這些資料集在一起，看看都有哪些共同的性質；這共同的性質不是非文言的作品所具有，所以就成為文言的本質屬性，或說可以用這些組成定義。
2.3.2戰國兩漢作品可以充當標本
有些小的困難是，文言，就時間說，大同之中有小異（如《尚書》與《史記》）；就一部書或一篇文章說，性質有時不很純（如和公安派的小品文）。所以聚集資料，用作標本，還要取重舍輕，或取一般而捨特殊。重要的是時間方面的，由甲骨文、金文到章太炎、王國維，我們要取哪一段為標本？幸而有唐宋以來的古文家已經為我們選定了，是“文必秦漢”。我們還可以說得明確一些，是戰國到兩漢這一段，不只可以當作標本，而且是過去都承認是標本。以前，如金文、《尚書》，當然沒有人敢說不足為訓，可是下筆寫，就不用那些為貓，照樣畫虎。還不只如此，如袁宗道在《論文上》中所指出，《史記》引用《尚書》，曾改“疇”為“誰”，“俾”為“使”，“格”為“至”，“厥”為“其”。這是因為，在司馬遷眼裡，《尚書》的有些詞語已經同他的筆下有距離。時間方面標本有定，後一種小的困難就可以迎刃而解，因為有了標本，用文言表意，不管一個人的筆下怎麼不純，我們總可以分辨哪部分是文言，哪部分忽然跑了野馬，成為白話。 （如鄭燮《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是用文言寫的，末尾說：“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為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和“哥哥”是跑了野馬，成為白話。）
2.3.3文言有相當嚴格的詞彙句法系統
戰國到兩漢這一段，流傳到現在的文獻不算少，時間有先後，地域有南北，內容包括各方面，作者的學派、性格、造詣等更是千差萬別，因而筆下不可能如出一轍。於是，概括其性質，我們就不能不取其大同。幸而事實上是有大同。這大同表現在詞彙和句法方面。詞彙方面，數量太大，我們難於具體說。只舉一點點例，如名詞，既可以說“犬”，又可以說“狗”，可是只能說“豕”，不能說“豬”；動詞，“走”的所指是跑，表示現在的“走”，要說“行”；形容詞，沒錢不能說“窮”，要說“貧”。語氣詞分別更顯著，“的”“了”
“嗎”“啦”等都不能用，要用“之”“乎”“也”“矣”等。句法方面，分別雖然不像詞彙那樣明顯，卻是有些決不許逾越的鴻溝，如只能說“惟予馬首是瞻”，不能說“惟瞻予馬首”；只能說“未之有也”，不能說“未有之也”。總而言之，是表示某種意思，都要用那一套裡的某種選詞造句的習慣，念出來要是那個舊調調。舊習慣，舊調調，有約束力。魏晉以後，直到清末，有些人明白標榜學秦漢，更多的人學而不標榜。自然，由於時代變了，筆下難免因不得不新而出現一些小的違離（如“是”由指代詞而漸漸兼係詞），但就係統說，不管怎樣變，它只能在系統之內變，不能闖到系統之外，所以仍然是以秦漢為標本的文言。
2.3.4求美的子孫仍是文言
文言以秦漢作品為標本，可是漢以後還產生一些非亦步亦趨的新形式。其中最顯赫的是駢文、格律詩和詞（曲是白話摻雜文言成分的作品）。詳細情況留待第七章介紹，這裡只提一下，這些愛美的子孫主要是在聲音方面精雕細琢，說到詞彙和句法，那仍是舊系統之內的，所以同樣是文言。
2.4.1文言與古漢語有別
古漢語，如果求名實相副，所指應該是“古代漢民族的語言”。這幾個字牽扯的問題很多，因為“古代”的下限難定（上限只能遠到有文獻可考），“漢民族”的內容太雜（尤其商周時期）。只有“語言”的問題像是比較簡單，照理應該指口語，可是我們所能抓到的只是文字。意義不定，難確指，我們無妨來個差不多，給古漢語的外延擬個舉要的名單，說早到湯武誓師，中到唐明皇和楊貴妃密語，晚到顧炎武堅拒徵召，以及其間的數不清的情意交流，“說”的都是古漢語。這是就不同的時間說，古漢語作為類名，包容的個體非常多，而且，只要兩者的距離不很近，一定各有各的特色。就不同的地域說，情況就更加複雜。 《孟子·滕文公下》說：“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可見楚語和齊語很不同，可是我們找不出理由，說其中之一不是古漢語。古漢語這樣千差萬別，而文言卻是個相當統一的系統，則兩者的關係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各種古漢語都不同於文言，二是只有一種古漢語同於或近於文言。不管是哪一種可能，我們都可以論斷，文言並不等於古漢語。
2.4.2文言一名可用
自然，我們也要承認，近來稱文言為古漢語，是與“現代漢語”對比叫出來的。這所謂現代漢語，應該指書面的（口說的差別很大），也就是現代人所寫。現代人所寫是現代漢語，古代人所寫當然是古代漢語了。命名，用定義形式規定它指什麼，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名者，實之賓也，因而名實不副就會引來麻煩。其一，說是古代人所寫，可是古代人也間或用白話寫，怎麼處理？算古漢語，就不能不放棄“文言”，不算，就不能不放棄“古代人所寫”，兩全之道是沒有的。不得已，或者不得不給古漢語的所指加點限制，說是指脫離口語的。可是這樣一來，真的古漢族（口說的）就全部被開除，道理上當然說不過去。其二，還會有個連帶的麻煩，是真的古漢語不能不有個名稱，叫什麼呢？由此可見，與其繞個彎子，用古漢語代替文言，不如省點事，就稱為文言。稱為文言，意思是只見於文只用於文的語言，名實相副，是適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