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四章.2

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令人最為不安的一種負面社會影響，乃因障礙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員的耳目，使他們對國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營造中國當代大文化的“文化人”們，其實充當著不怎麼光彩的角色。他們有時過分賣力地粉飾太平，裝演盛世，將中國大感覺的種種優患濾去了，虛化了。更嚴肅地說，當優患成禍之時，這也是一種罪過。 綜上所述，我們縱觀中國當代中產階層的成分構成，必會感到，這一階層似乎缺少某種至關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沒錯。它缺少的乃是知識分子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階層成分構成合理的國家，知識分子都是中產階層的主要成分。 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似乎缺少某種歷史的背景，這使它的總體階層形象未免顯得過分單薄，是一種平面的“紙板形象”，而非是一種雕塑般的立體形象。

中國當代中產階層——好比大觀園裡的頭等丫囊忙裡偷閒為情人匆匆趕做的一隻繡花枕頭。 中國之中產者階層，如能加人“正宗”知識分子們這一種“茶葉後”就好了。 “科研”和工業落後主要由於教育內容和製度的畸形。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有識之士都深批痛伐過的。 “文人”當官，並不全為著“治國平天下”，也為著一生的榮華富貴。因為“書中自有顴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所以在他們想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力士拔靴、貴把研墨”之類，純粹是“文人”們編出來的，是“文人”為“文人”鍍金身。既滿足著“文人”們一心想當官的精神寄託，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數“文人”們一向“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屈辱。

幾乎中國一切文人、一切知識分子，似乎皆不太情願正視李白也是想當官的，當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悶的這樣一個事實。因為那麼一來，偶像傾斜，自己們的形像也是會大受損害的。 至今，幾乎中國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識分子，總是齊心協力地、心照不宣地維護著李白不願當官的高傲名聲。而在這一點上真正高傲得起來的，卻只見越少，不見增多。 中國古代“文人”一旦當不成官，終生布衣，並且家無祖業的話，其生活境況，也著實的可憐。 而在中國，國即黨，黨即國。 中國兩類知識分子的心理，既不但餘悸難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誠。有些人是發自內心的感激，獲得“解放”的亢奮並不摻假。有些不過是做戲，心中其實耿耿於懷。耿耿於懷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戲給人的印象卻無論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們這一個民族，即使在知識分子階層中，也是非常善於由衷地呵護這一“慣例”的。不懂這一點的人將被視為蠢蛋。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嚮往官職，熱衷於追求官職的另一種心理邏輯傾向是——覺得是官了，才意味著獲得了當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著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這是極典型的，中國古代“文人”鑽文求官的心理特徵。 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皆大同小異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們卻並沒怎麼知識分子化。 因為在知識分子的意識中，據我想來，在價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關於個人之功利的價值取向方面，似乎應是將自己對知識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於將做官誤認為是對自己人生的“終極關懷”。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如果人們不以移民國外為幸運和幸福，那麼證明這個國家的確是富強了。

對於知識分子，如果不以攀權做官為一等人生前途的選擇，那麼證明知識分子的確是開始憑著知識實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業時代，似乎具有，而且應該具有另外的意昧。 那就是——知識分子憑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實力，具體說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學術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識產權”——既不但對社會和時代作出應作出的貢獻，亦應而且能夠對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負起責任。 如果一個國家的學者、教授、專家們居然連中產階層的生活水準都達不到，那麼，如我前邊在分析中產階層時所指出的那樣——這個國家的中產階層的質量可想面知。 國家管理者們的責任乃在於，在挑戰尚未成為咄咄逼人的事實的時候，預料到某一行業所定會受到的衝擊，成功面又穩妥地疏導那一行業的從業者轉向他業。好比在三映工程動工之前遷民，而不是在動工之後。

之前和之後的差別就是“下崗”、“待業”和失業。 但中國的轉折太快。並且連力和連鎖影響太巨大，使國家管理者們根本來不及調遣自如。又因中國人口太多，重工業隊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過是“曹聰稱像”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國人還沒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碼目前還沒找到。於是重工業隊伍中的一半以上人，從工人到科技知識分子，成了比重象體的一般“石頭”。曹聰用一船石頭稱出了大象的體重以後，那船石頭大約也就永遠地留在河邊了。 知識結構退化了知識能量減弱了的知識分子，理應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關懷。正如一句名言說的：“曾經寶貴過的東西，即使不再寶貴了，仍應認真加以保藏。否則，你的損失將是人性情慷方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才“出產”這樣的，每月僅拿幾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識分子和高級知識分子。 他們昇華了“中國特色”這句話。 中國人，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物，是國家領導也罷，是“大腕”明星也罷，是“走紅”作家也罷，是春風得意的新興資本家也罷，在他們面前，你其實都沒有什麼值得自視甚高的資格。 除了中國的士兵，在“奉獻”這面心鏡前，沒有其他的什麼中國人，比這樣一些中國當代的知識分子更無愧色！ 處在中國中產階層和平民階層生活水準之間的知識分子構成的群體，好比一隻包含著眾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間並沒有什麼黏合劑黏合著。它主要是由傳統心理和歷史影響推向一起的。 傳統心理正在瓦解。

歷史影響正在消弭。 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業時代的劇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們將隨力滾向四面八方，被其它各個中國階層分而納之…… 我祈祝“它們”更多地“滾”向中國之中產者階層，並摻人“養麥皮”中去，為中國之中產者階層這只“枕頭”起到“茶葉後”的良好作用。倘“它們”竟不幸統統“滾”向了中國平民階層，那麼既不會是平民階層的榮耀，也不會是“它們”自身的情願。而只意味著是中國的現代遺撼。 因為，中國之平民階層太龐大，知識分子難以靠自身的素質影響一個龐大無比的階層。其結果將必然是——龐大無比的平民階層“消化”掉了它所吸納的知識分子，使他們最終變成為曾經知識化過的平民，甚至貧民。

知識分子自身作為階層的時代，在中國近當代歷史上根本沒有形成過。以後也難以再形成。 中國工人自建國以後，社會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於幾乎至高無尚的地位——“領導階級”的地位。 所謂“政治地位”一詞，我認為，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是最該被夾人中國歷史中不再重提的詞。或者，將這一詞拋還給政治家和政客仍罷。普遍的中國人，其實只要在公民權方面和法律方面與他人平等的“社會地位”就足夠了。而所謂“社會地位”，又當然是與經濟地位發生密切聯繫的。財經濟地位處於社會最低水準的一切人們來說，再高的所謂“政治地位”都意味著是幻田和幻得的榮耀。 在二十一世紀，不管任何國家，對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觀點都應是一種“思想進步”的共識。反之便是反進步的。於民眾方面是不可救藥的愚民意識。於執政階層則意味著是愚民統治。

中國工人目前所面臨的“下崗”問題失業問題，不但關乎他們本人之命運，直接地、密切地關乎著他們的父母，亦即中國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碼質量，也直接地、密切地關乎著他們的獨生子女的身體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長。 經濟基礎充當媒婆，比任何戲劇和小說裡的媒婆，甚至比里那位聰明絕頂又古道衷腸的小紅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兒們，幾乎不可能有所謂愛情的自由。如果她們出落得美貌，則她們必意昧著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頭彩的“黃金證券”。同時，有權勢、有地位、經濟基礎較優越的男人們，也必躍躍逐色，從四面八方包圍她們，取悅她們。十之八九的她們原本對愛的純真，最終都將發生擅變，大量地摻人非愛的因素。 中國古時有這樣—句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員”。 “三百六十”儘管是一種形容，但足見中國在商業發達的世紀，確曾有過百業興旺的局面。建國以後，漸漸的，百業之中除了工業，就只剩“八大員”了。多也多不到十幾“大員”去。百業萎縮若此，不能不說是一種經濟倒退。按照當年中國領導人們頭腦中的“社會主義”模式，再給中國一百年的時間，也是難以建立起雄厚堅實的經濟基礎的。

社會本身呈現出的邏輯幾乎總是更富有人情味兒一些的——凡以平民階層為主的地方，哪怕一個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蹟的中小知識分子，不久以後也會欣然自慰地發現，他們被政治所塗改所扭曲的命運，實際上受著大部分平民群眾的同情。有時甚至受到暗中呵護。而凡有中小知識分子成分滲入的平民階層，只要那一種中小知識分子的成分還能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體現出其優點，那一部分平民群眾的平民階層的俗點甚至劣點，似乎便尋找到了克服的“樣板”。 中小知識分子與平民階層的關係，就我看來，實在是一種幾乎天然的，珠與蚌的關係。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國家中，除了平民階層，再無其它的任何階層，更加適合中小知識分子能夠充分自尊地生存著。 中小知識分子若自成一個群體，更是較難以其樂融融地長久相處。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體現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當海灘上只有海豹的時候，互鬥就會在海豹群中展開。只有當露出海面的鯊魚的鰭向它們衝過去的時候，集體的恐懼才代替了激烈的互鬥。 領導一批工人只要權威加義氣就夠了。 領導一批農民只要權威加恩惠就夠了。 領導一批“高級”的、“大”的知識分子，只要權威加一丁丁點兒敬意就夠了。在許多情況下，甚至無需權威只要權力就夠了。在中國尤其如此。 但若領導一批中小知識分子，則不但要有傳統的權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義氣和恩惠，還要加上高明的藝術性。 領導一批中小知識分子，好比凝聚一個江湖馬戲班子。江湖馬戲班主們，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雜耍藝人。他們馴獸和斡旋於人的才幹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識分子的知識“等級”及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大抵具有較為敏感的自尊。他們接近著“無產”，自尊似乎便成了他們較為主要的一宗“不動產”。傷害了他們的自尊，等於將他們掠奪為赤貧者一樣。誰若譏他們為“大知識分子”，是最嚴重的自尊方面的傷害。因為這就好比指著一名科長說：“看，一位大官來了1”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時是會令科長們惱羞成怒的。當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識分子的容忍程度。他們往往因一個“大”宇耿耿於懷相當長久的日子。但誰若辱罵他們“臭知識分子”，他們反面的比較能夠忍受。因為“臭”乃是一種泛辱。在這種泛辱中，他們恰恰感到著與“高級”、“大”的知識分子同屬一類的看待。而這不啻給予了他們一種“公認”。此種“公認”又是他們最想獲得到的。 玩世不恭乃是中國一切階層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寶——在今天。 “新生代”們靠了此法寶與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壓力相對抗。甚至，在相當多的一批仕途不暢的政府官員的內心深處，彷彿看破紅塵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現得琳漓盡致。 當代中國女人中，也極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與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氳的“場”。好比水汽與霧的關係。水汽枯竭，則無霧生。男人不再纏綿，女人又何必浪漫？當代中國女人連“作秀”也不屑於“作”浪漫之“秀”了。而爭相的改“作”現代之“秀”了。這乃因為中國當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僅不再有纏綿真摯可言，簡直普遍墮落到了統統善於逢場作戲的程度。男人太善於逢場作戲，女人便以“現代”的姿態和麵目虛與委蛇地周旋。而“現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殺滅劑”。 是的，除了她們，試問今天還有哪一些中國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氣息？還有哪一些中國人仍具有感動之心？ 新興的資產者階層並不具有，這難道還有什麼疑義嗎？他們即使在慷慨捐贈慈善之事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替他們的姓名或他們的買賣做廣告宣傳，這一點難道不是我們早已看透了的嗎？他們在支持某項藝術的時候實際上絕非出於對藝術的敬意；他們在買下一件貴的藝術品的時候，實際上認為自己買下的是有利可圖的債券，這也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他們以上的行為，既與浪漫無關，也與感動之心無關。而僅僅的只與他們自己的名利相關。我們稱讚他們以上的行為，實在只不過是因為那些行為不僅滿足著他們的名利欲，同時畢竟也布施益處於社會。所以我們在用最熱情的詞句稱讚他們的行為時，我們自己也是絕不感動的。試問，難道我們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給窮孩子一所小學而感動過嗎？但我們不是確曾因一名小學教師從他或她的幾百元工資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窮學生而潸然淚下嗎？ 感動之心只與事情的善力和道義的實質相關，其結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儘管大多數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結果。 新興的中產者階層也並不具有浪漫氣息和感動之心。因為這個新興的階層和中國新興的資產者階層一樣，沒形成自己階層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評說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急不可待地裝扮成最“現代”的一部分中國人的企圖，使我往往看在眼裡厭惡在心。幾乎一切知識分子一旦路身於這個階層，知識分子的特徵在最短的時間內便被徹底“腐蝕”掉了。這個階層目前是一鍋甜膩的粥。無論什麼內容攪人此鍋，都會變成粥的一種成分。都會使自己也甜膩起來。但粥仍只不過是粥。他們和她們有時也會裝出感動於藝術的模樣，但往往只感動於美化中產者階層的藝術。而且，即使對這一種藝術的感動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裝得越“真”顯得越矯情。這個階層對於世事也無感動之心。他們和她們只感動於自己“中產”了以後的那一種精細又汲意思的小情調。同時希望別人們皆像流行歌曲裡唱的那樣“感動於你的感動”。若將這個階層人格化了，那麼它太像中的襲人。襲人除了為自己的小情調所感動，另外還真的為大觀園裡別的任何人的命運感動過嗎？即使她對寶玉的那一份兒情，若認為真，也終究還是真的由自身命運出發的。我對此階層一向懷著謹慎保持距離。我認為那距離起碼不應小於最後一排觀眾席和舞台之間的距離。我惟恐自己不慎栽人“鍋”中，即使之後蹦出來了，渾身也接了一片淋漓的、甜膩而粘稠的、永遠也刮不盡的粥漿。 平民們，親和中小知識分子吧！如果不親和於他們和她們，在中國，在當代，還有誰們值得平民們親和？ 政權的腐敗並非是從商業時代開始的。 “吏”們雖然生活在乎民階層中，但在許多主要的特徵方面，與平民們並不類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階層。因為，他們畢竟是官僚這株大樹的小校小時。並且，內心裡最不情願生活在平民階層中。有朝一日搖身一變而成為官，從此脫離平民階層，乃是他們“永遠的夢”。 “吏”是官的“實習生”。 好“吏”們學好官，壞“吏”們學壞官。 官自“吏”出。所以，糾查“吏”風，其實也是整肅官紀。據我看來，中國之“吏”風，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似乎沒有什麼值得稱道之處。 平民階層是中國當代的最基本公眾。 在中國諸階層中，平民階層具有最本能的、最積極主動的、最有韌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們的“上帝”一向只產生於他們本階層。 “官本位”的通病現象若體現於官僚階層本身，我所待的批判態度往往相當激烈，嫉惡如仇。但若延益於平民人家，只要不過分，則我往往不忍指斥。 須知如今粗糧比細糧貴，平民吃不大起粗糧。 官員有責任不使平民淪為乞丐，這乃是官員對國家的最主要的責任之一種。 貧民多了，後果不言自明。 無平民階層的生活穩定，無國家之長治久安。 無平民階層的擁護，無政黨的廣泛權威。 越是經濟落後的國家的資產者們的實際生活，越是比經濟發達國家的資產者們的實際生活闊綽和奢侈。在這一點上中國的資產者們也不例外。在經濟落後和次發達國家，闊綽和奢侈也是廉價的。 資產者一旦成為資產者，就有經濟實力超越於國家經濟危機之外。這乃是全世界資產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 中國的平民階層的生活，才剛剛由溫飽型轉為消費型。與此相比，中國當代的城市貧民，仍是一些溫飽型的人家而已。 貧民人數一旦形成了階層化的比例，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堪憂的。貧民階層化，便不可能像棄嬰一樣被扔掉。歸根結底，還是將成為一個國家的負擔。 中國城市貧民和正在加速加數貧民化的一部分平民們的命運出路究竟在哪裡？ 目前還沒有誰敢大言不慚自以為是地聲明，他已替他們指出了“方向”。 這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最頑固難醫的頭疼症。 中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主要最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就其主要性和重要性而言，不是之一，而是第一。 私有意識拒絕恐懼。最智慧的哲學都不能改變它在大多數人頭腦中的根深蒂固。連上帝拿它也無可奈何。上帝為了抑制人類私有意識的膨脹而在《聖經》中作出的最嚴厲的警告，其實並不曾真正地影響過人類。私有意識既不但強大於圖騰崇拜意識，而且往往以其強大主宰著兩性關係——當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發誓說“我愛你”這句話時，他的頭腦中同時產生著一種明確的想法——那麼你屬於我。 農民們想要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的願望，是人類私有意識中最長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體恤，最令人同情並且最動人的一種意識。 農民對土地懷有的私有意識，兼有著圖騰崇拜和性化了的意識成分。 將土地比作母親的是詩人。 真的將土地看成母親的卻是農民。在農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母親，還是妻子、情人和與自己有血脈關係的神聖事物。 “公社化”實際上使農民變成了農村的“無產者”。 農民不可能在耕種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時獲得什麼真正的勞動的偷快。 “公社化”以後農民們在田間相互比賽的勞動熱忱，以及在地頭休息時的愉快情形，其實都只不過是人為煽動的熱忱和即興一時的愉快。秋收以後，當大批的糧食被收繳，農民們僅僅剩下口糧時，他們的失落感是難以形容的。 而中國需要的是靠務農富起來的典型，靠務農富起來的樣板。起碼，需要一大批這樣的農村的實踐進行無可辯駁的說明——靠務農也同樣是能夠富起來的。 任何一種傷害性的“政府行為”，哪怕由最低一級的政府部門不負責任地干了，其對農民們的心理傷害和情緒傷害，都必將超出那一行為本身，降低中國農民對國家的信任程度。 工業總產值將越來越超過農業總產值，農業人口卻將幾乎永遠佔全國總人口半數以上，而且幾乎尋找不到使農業人口大批地“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途徑，這在整個二十一世紀，都將成為前提注定了的“中國特色”。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進行權錢交易的最大市場。也是最容易將這一種遭世人普遍唾棄並深惡痛絕的勾當“變通”為“合法”行業的國家。 一個官員的腐敗是腐敗。 一些官員的合夥腐敗是“集體腐敗”。 如果共產黨內的某些官員“資產階級”化了，其實並不多麼可怕。真的“資產階級”化了，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數官員，並不能因為是官員，便真的“資產階級”化起來。不能不等於不想。想而企圖實現，又畏於黨紀國法，於是手段和方式，便轉入暗中。既轉入地下，便具有隱蔽性。隱蔽性蔓延，就結為權錢交易的種種關係網。 在中國，在當代，你有時“一不小心”就會面對一個“黑社會”氣味幾十足的人物。他們的共性是——第一極其有錢；第二與許多官員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關係，他們提起官們的子女，慣稱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們與當地司法官員情同手足，他們的私車甚至配有警牌警燈；第四他們有官方封賜的種種榮譽；第五他們甚至還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們誇誇其談他們的“成功之路”時，稍有頭腦的人必能聽出種種可疑之點…… 世界正在越來越文明。越來越文明的世界認為——社會應該越來越透明，社會應該盡量公開化。社會對任何人，任何階層來說，都應該是“這一個”。而且應該是惟一的“這一個”。因為一個政極不可以同時統治兩種社會(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另當別論)。 “這一個”社會若是平面的，則大家都應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體的，則大家都應生存在立體中。社會可以多元化，可以復雜化；但不可以明暗化，不可以表裡不一。因為生存在明處的，不可能對暗處的勾當和關係形態永遠一無所知；生存在表像中的，也不可能對生存在背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會”的內容永遠不聞不見。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更像一節彈簧——一節被以不均勻的力拉鬆的彈簧。那不均勻的力，對於某一國家而言，有時是世界的大經濟背景，有時是本國的政治風雲，有時甚至純粹是全球性的自然災難。於是弧旋變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 人類社會這一漫長“旋梯”，處處呈現此種變形現象。於是邁進越艱。有時人只靠雙腿不行了，還須伸出雙手攀抓。 中國的“翅膀”雖然張開了，但實際上它並沒有騰空而起追風逐雲。 它只不過剛剛衝飛到了比電視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這個高度只不過是鳥的高度，而不是飛機的起碼高度。 達到這個高度它用了十餘年。 它正扶搖著滑翔。它還難以昂起頭來。 雙翼的每一次扇動都是吃力的…… 這便是我們的國家現在時的留影。 將這實際情形描繪得過於絢麗，誇耀得過於美好，是一種“功績想像症”。不符合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一再倡導過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當代女性，無論現代的還是傳統的，其實仍比較在乎當代男人們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們的。的確，大多數當代女性，自我意識早已不受男人們的好惡所主宰，但有時候卻依然希望從男人們對女性的評說中獲得某種好感覺。而這意昧著，現代的其實並不像她們自我標榜的那麼思想獨立；傳統的仍自甘地習慣於傳統。 家庭婦女的主要責任和使命當然是扮演好家務總管的角色，也是她們互比優劣的主要根據。 五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尤其平民階層以及底層人家的女性，在社會上完全無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這一種互比，又往往構成女性之間的傷害。但屬於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強些，完全可以不當一回事兒的小傷害。不涉及直接利益衝突，企圖造成更大的傷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於是引起爭吵之事。爭吵起來，也無非由是街道組長的女人出面兩廂批評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如果相互關係處得都很親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婦女們最美好的時光。在那一種美好時光裡，不僅愉快地完成了她們分內的事，而且增強了感情。 家庭婦女們喜歡聊天和“串門兒”，實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項。除了這一項傳統的交流方式，她們當年再沒有另外的什麼交流方式。她們的真性情，通過此方式呈現和舒展。如果連這一種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們作為女人的生氣也就迅速萎靡了。 因為所謂“公平”二宇，主要體現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別非是由後來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們那一種嫉妒之心，雖有，卻並不強烈的。 五十年代，又是關於“共產主義”的話題在中國最“熱發燒”的年代。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被宣傳搞得弱智，真的以為“共產主義”是明後天就會實現之事。家庭婦女們尤其深信不疑，這一種迷信，大面積地稀釋了她們的羨慕。 五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在人數上以中年亥性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婦女為最多。家庭婦女中，又以平民階層的她們為最多。 我親近她們甚於親近以後任何時代的女性。因為她們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親。我一向對她們懷有深厚的敬意，因為她們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們，因為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付出太多，享獲太少——更因為她們沒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機會大有作為大展鴻圖的時代。 知識女性，當年比知識男性們更善於擺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於無衝突相處，更善於維護三者之間的“生態平衡”。她們積極的有益的社會作用，是今天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不充分肯定的。她們在五十年代的女性中雖是少數，但畢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國女性的時代風采。 她們的少女心懷，似乎很充實。那裡邊不曾為追星發燒過，也不曾為嚮往某種物質生活的強烈念頭折磨過，更不曾為什麼世事的平等與不平等衝擊過。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懷，普遍如一盆清水般淨靜。說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們心懷範圍的有限。淨靜得當代人既不能說多麼好也不能說多麼不好。 五十年代少女之間的此種友情，驗證了一條人性的邏輯——對於心靈而言，有空曠，就有本能的添補。無非好壞之分。 打扮一個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極其簡單的——一尺紅或綠的毛線頭繩兒；一件“布拉嘰”——連衣裙；一雙黑布鞋，足夠了。只要“布拉嘰”和黑布鞋是洗過了才穿上的，即使舊，也還是能使她們變得清清爽爽，靈靈秀秀的。有雙白襪子穿更好，沒有，也好。總之，當年那一種簡樸到極點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極了美極了。 五十年代的少女，與今天的少女們相比較最主要的差別是——那一種心靈的自在，那一種心理的自然，那一種心事的簡單，以及那一種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徹……它們並不太受普遍之清貧的影響。好比農人漫不經心地撤在土質不良的土地上的種子，竟也一片片長出秧苗，但是株莖細瘦，大多數難結飽滿的穗…… 於今我每一回憶，總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歲時結為夫妻，與在三十來歲三十多歲時結為夫妻，恩愛和幸福的方式內容皆大為不同。今天的許多新婚夫妻，雖也常被稱作“小兩口”，其實從年齡上根本不能算為“小兩口”，只不過是兩夫妻而已。 “小兩口”之間的恩愛和幸福，絕非三十來歲三十多歲結為夫妻的男女們所能“溫習”的。也是無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變意昧兒。故我理性上雖不主張早婚，感性上卻更願對“小兩口”之間的恩恩愛愛投以審美生活之目光。 姻靜使女性具有一種似乎古典的美的氣質。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貴族，在從小熏陶她們的公主們的文學修養、藝術修養的同時，也還要求她們用一定的時間實習“女紅”。公主們一般不會自己做衣服織衣服穿，那純粹是為了培養性情。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較靦腆。 靦腆乃漢文字中獨有的詞。除了中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字中都無此詞。 靦腆一詞的詞意是較模糊的，不甚確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難以說得非常確切。 靦腆包含有羞澀的意思在內，但又不僅是羞澀。羞澀形容的是內在的心態，顧腆形容的是外態。羞澀是一個發生性的、進行性的詞。因為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羞澀起來。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卻往往會經常地，無緣無故地靦腆起來。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的靦腆，也許是因為那“大”字。這“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邊，富有了許多“姑娘”二字原本沒有的意義和意味兒。或許那“大”字，使她們領會了太多有點兒擔載不起又不能不撐住名分的尷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稱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也難免的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們處在一種找不准自我的狀態。 於是她們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時，她們便不禁地心生出說不清道不白的尷尬。 而也許正是這一種自己說不清道不白的尷尬，使她們每每原發性地、無緣無故地靦腆吧？ 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裡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之處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著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條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從身上割下一條肉來給全家人燉湯。 六十年代初，城市裡的人們開始無比崇尚起知識和學歷來。既然人們的收入水平幾乎是一樣的，那麼知識和學歷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區別。正如今天大學生碩士生多如牛毛甚至顯出社會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那麼在青年人中知識和學歷已不足為奇的情況下，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區別。 這一崇尚知識和學歷的社會“思潮”，尤其體現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飢餓的黑翼雖然籠罩中國大地，雖然餓瘦了她們的身體，卻“餓”不死她們頭腦中每天都會產生的種種新觀念的細胞。 “文革”將六十年代力劈為兩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後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國人和中國女性是一種常態，一九六六年以後是不可同日面語的一反常態。 因而，“文革”實際上也在中國改變了世界一貫通用的年代劃分的常識。我們簡直無法不承認，一九六六年雖是六十年代的中間一年，但同時又是另一個瘋狂年代的開史元年。從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結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這由六十年代的後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輯”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個時代。 正如我們所公認的——人的慾望層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級，乃是物質追求的慾望，包括本能的慾望。 當普遍人們的物質慾望相差無幾時，或以為普遍相差無幾時——建國後“文革”前十幾年，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同齡人之間相差無幾的收人，商品的極端團乏，決定了人們消費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條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顯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國人其它方面的物質佔有率，其實較難奢侈地優越於另一部分中國人。 那麼，普遍人們的慾望，是否就會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級，不再試圖另有謀求了呢？ 建國後“文革”前十幾年的一頁歷史，似乎回答我們正是這樣的。 但，我們今天認真分析，卻會恍然大梧那結論的錯誤。發現那一頁歷史所記載的只不過是社會的表面假象。 人的慾望原來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樣縮在殼裡的。它的鉗在殼裡悄悄生長著，堅硬著，儲備著力量，伺機出殼一搏。慾望在此時是極其暖昧的，動機不明確的。它不知所要何物。這一點與寄居蟹又頗不同。寄居蟹一搏為食，或同類比自己高級的殼。人的蜷縮蟄伏的慾望，此時處於朦朧階段。雖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對自己造成的內部騷擾。像少男少女體內的性荷爾蒙多達一定程度，會遺精或思春一樣，人的尋找不到滿足方式的慾望，期待著允許公開手淫的機會。那樣的少男少女錶面反而拘謹易羞；那樣的成年男女錶面反而循規蹈矩，安分守己，“溫良恭儉讓”。 “文革”當年對中國人做了這樣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滿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許多慾望的。 於是在極短的日月裡，千百萬中國人都為政治而瘋狂起來。 學習非常優秀的女生和相貌極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邊兒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紅得發紫的女生中，往往尤會爆發較惡的“革命”行為。 好比一向的儲蓄突然被宣布過期作廢了，而自己竟一點兒也沒來得及瀟灑地消費過，內心裡是非常惱火的。 她們長期扭曲著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態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義實習惡…… 凶狠地“革”別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證明了自己仍配是響噹噹的“造反源”，又表現了與自己家庭劃清界線的姿態，一舉兩得。 “文革”對中國青年實行了另一種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從那時開始懂得——許多人生的好處，可以通過投機政治而獲得。達到目的之方式簡單易學，快速便捷。這一種不良影響，在今日之中國仍陰魂不散，“大有作為”。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政治幾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變化的惟一途徑，那麼幾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會從心理上應和這一種政治，投機這一種政治。也會從是中學生高中生的年齡起，向大人們學習種種取悅這一種政治的不良經驗。甚至，肯定會污染孩子們純潔的思想意識。 “文革”中，孩子們之間，孩子們對大人們的“揭發”行徑，“告密”行徑，以及利用政治罪名進行傷害甚至陷害的行徑，於今想來，真是令人覺得醜陋又可悲。 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女性知識分子之間相互造成的傷害，其實並不比“工宣隊”、“軍宣隊”、“紅衛兵”當年對他們和她們造成的傷害輕。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之下，罪證是他們和她們所提供的，罪名是別人定的，苦難的根源既來自於當年的政治，也來自於同類的卑劣…… 畫家們、雕塑家們，包括大師級的他們，目光一專注向女性的肉體，靈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們窮其技法和天才，仍惟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現那一種線條的美那一種肌膚的美。至於她們那一時刻的心靈內容，往往受到輕視和忽略。所以獻給我們欣賞和讚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體的美。像花朵一樣單純的美感。 而實際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一幅畫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測她那一時刻的“心靈”狀態，則畫上的她，當然便似乎一呵既活了。你會感到將活起來的不單純是那擁韌如生的肉體，還有一種靈魂。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與書一同入畫、人攝影，“變為”雕塑——在我看來，其藝術的魅力，彷彿便具有了某種超凡脫俗的聖潔意味兒。 書在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中，並非闊適時光的襯託物，也並非女性嫻靜之態的襯託物——它完全不同於老婦人手中的編織。它是全中國人時代風願的載體。也是當年很多很多中國女性共同鳳願的載體。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今天看來，也許全都稱不上是傑作，也許根本不具有藝術的什麼不朽性，但當年感動過激動過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國人啊！ 當年，女性要求和嚮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衝動，遠勝過今天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遊對她們的吸引。 中國女性力圖通過知識化完善自身的可貴意識開始覺醒。 昨天的與錢無關也罷，今天的與錢密切相關也罷，只不過是時代特徵下知識或學歷價值的區別，只不過是這種區別體現在兩個時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識內容，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可褒或貶之分。進言之，在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特徵顯明的商業時代，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追求知識或學歷以謀求高薪職業，既不但並不褒續知識或學曆本身，而且完全附合著時代一貫的法則。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達到逆商業時代法則而進取的單純知識追求的境界。 這樣的人不但歷來極少，而且將越來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們為榜樣而刻評大多數人順應時代法則的天經地義的現實態度的……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有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嗎？那你用政治表現換取吧！ 對人說：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吧？那你用政治表現來拯救自己吧！ 這正是為什麼，許多毫無政治素質可言的中國人，“文革”時期狂熱無比地投身於政治表現大旋渦的原因。從這一人性的原因上認識“文革”，據我看來，遠比從單純的政治的觀點上去認識要更直接些。 知識和學歷相對於當年的中國男人，其優越感在金錢的耀眼光燦下一敗塗地。 相對於女性，在佳麗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男人對於女人，愛悅之，每“戲”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對男人往往也這樣。比如中，七仙女便“戲”過董水。 少年“戲”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惡少，其行程也不過就是紈終。倘那少女看著那少年頓生好感，心照不宣，“戲”又可視為兩廂情願，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態，有時還是生活中的妙態。 通過，我們比較地清楚明白了，中國傳統文人們理想的自在無為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一位人生務實的父親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掙下一份家產，可供他終生無憂無慮，豐衣足食；可資助他能夠自在無為地遊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擁抱，以及享受諸多他所喜歡的女性的姿色…… 中國傳統文人理想的妻子應該是莖那樣的女性——首先她須是麗人。其次她須有至少幾分藝術的細胞。因為這是使她有風韻有情調的前提。她還須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溫柔細膩的性愛。她還須愛他所愛，比如與他談詩論畫陪他遊山玩水並且愛他所愛的另外的女人半點兒妒意也沒有地替他搭橋引線。最後，倘他們窮困了(這一般幾乎總是要窮困下去的。連大觀園都這麼敗落下去了，何況文人們的家！)，她須倍加溫柔倍加細膩倍加體貼地呵護他關懷他，與他相依為命，絕不棄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點和美德的妻子，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妻子——但，在這一種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們關於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響之下，中國女性倘溫柔地一代代地接受著、實踐著、完善著，以身作則著，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還可能是別種典型的女性嗎？ 在貧富懸殊的剪刀差越來越大，作為社會現象越演越烈的時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質所誘惑。而物質對她們的誘惑力，遠遠強大於文化束縛對她們的影響。她們擁抱住物質而反叛文化時，她們以為她們是擁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今天，我們回顧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從中期開始，它對折為兩頁。而你不能說它是兩頁，因為它並末從中線那兒被裁剪開；你也不能說它是一頁，因為兩個半頁上所記載的內容竟是那麼的不同。 常規的歷史進程中，一般不產生這樣的時代現象。 此時代現像說明，歷史的進程一旦加快，幾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區別。而普遍的人們，也彷彿每差五歲便如隔代了。所謂道既變，人亦既變。道變速，人變亦速。八十年代的前半頁，某些中國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強不息使中國男人們為之肅然。 八十年代的後半頁，某些中國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國男人們為之愕然。 儘管，這兩類中國女性加起來，在數量上也還是少數。 但經由她們所體現的中國女性的時代意識的特徵，畢竟使八十年代前後兩頁著上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以至於使其它的色彩顯得淡化了，難以成為特徵了。 “洋插隊”一詞便是概括這一現象而產生的。 “洋”字與“插隊”二字相結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 經濟的泡沫現象，在短期內向有頭腦的人提供的發達之機反而尤其的多。許多人其實只需抓住一次機遇便可永久地改變自身命運。不管那機會是否在泡沫裡。泡沫經濟的遊戲之所以對一個國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險，是針對大多數人的長久利益而言的。當泡沫滅落，大多數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兩手濕，而且極可能連曾經擁有過的利益也喪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蓋起“遊戲”的豬種規則，使之變得似有似無，時隱時現，於是無規則的機會隨著泡沫上下翻湧眼花締亂，似乎比比皆是。而有頭腦的人適時抓到它比在“遊戲”規則極為分明的情況下抓到它更容易。 世界仍然是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國也尤其是的。某些女人們儘管手眼觸天能力廣大神通非凡，但事業的成功，往往還是離不開某些權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廣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護與關照。 從普遍性的規律上講，男人們都不得不承認，女性是影響男人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第一位導師。 時代不但是，而且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最後一位負責“結業”的導師。 在時代的教導之下，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的影響和要求，倘與時代衝突，那麼大多數女性都會親和向時代，並配合時代共同顛覆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之人性的強加。 九十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直覺，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們的直覺，所接受的是時代中樞神經區發射的訊號。是大直覺。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幾乎一概地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傳統理念從她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遠比從男人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 盡量表現她們的天真、純情、柔弱，心無任何功利之念和頭腦的極其簡單。她們知道普遍的男人們喜歡她們這樣。她們善於在某時暫且隱藏了目的投男人們之所好…… 這樣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 而我們要指出的僅僅是，九十年代有許多女性持此種人生觀。這畢竟比九十年代以前爭先恐後自售其容其身要爭氣得多。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大城市裡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們中特別年輕特別漂亮的，其實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 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積大面積地從中國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助空間反而似乎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面的競爭是那麼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麼的世態炎涼冷酷無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們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們，具有明顯的反傳統反禮教反淑女型典範的時代傾向。這意味著是她們以“代”的整體姿態對一向由男人們“安排”社會秩序“安排”女性命運的現實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初級階段的，是無數個體成功慾望的本能匯聚在一起所呈現的，其個體“戰術”也是初級階段的、簡單的、相似的，無非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反過來利用男人與女人打交道時的天性弱點罷了。她們中許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許多人也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價。那代價使她們年紀輕輕的心中便充滿了滄桑感。使她們表面看來正朝氣蓬勃著精神抖擻著姿態生動著，而實際上已陷入疲憊已經從心理上過早地老了…… 說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文化酸味兒多了、嗲味兒多了、嬌昧兒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軟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麼也是她們苦心營造的結果。 女性肉體的徹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為徹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像天折於全部的展現之前，面對其“性”反而沒了太多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