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1986《紅高梁》

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莫言 發表時間：1986年 1986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紅高梁》，為莫言的成名之作。書中創造了莫言的文學王國“高密東北鄉”，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 《紅高梁》曾榮獲第4屆全國中篇小說獎，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據此改編的電影《紅高梁》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作者簡介：莫言，山東高密人。先後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84－1986）和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1989－1991），獲文藝學碩士學位。 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等十一部，中篇小說、《歡樂》、《師父越來越幽默》等二十餘部，短篇小說、《拇指銬》、等八十餘篇。還創作了、等話劇、電影文學劇本等。作品被翻譯成多種外文。 1987年《紅高粱》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根據此小說改編並參加編劇的電影《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1988年獲台灣聯合文學獎。根據此小說改編的電影《暖》獲第16屆東京電影節金麒麟獎。 1996年獲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2001年（法文版）獲法國“Laure Bataillin”外國文學獎；2001年獲台灣聯合報2001年十大好書獎；2004年4月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2004年3月獲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1月獲第三十屆意大利NONINO國際文學獎；2005年12月被香港公開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2006年7月獲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2008年9月獲香港浸會大學“華語長篇小說紅樓夢獎”；2008年10月獲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紐曼華語文學獎”；2009年6月被推選為德國巴伐利亞藝術科學院通訊院士；2010年12月被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LA）推選為會員；2011年8月獲韓國萬海大獎；2011年8月長篇小說獲茅盾文學獎；2012年10月，獲諾貝爾文學獎。

《紅高粱家族》雖然是一部以抗戰時期為背景，描寫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但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以往抗戰題材的小說給人的感覺都是正義與邪惡的強烈對比，塑造的是幾乎完美的正義的愛國英雄。而《紅高粱家族》中塑造的一些列抗日的英雄卻是正義與邪惡的化身，他們是一群獨特的，特屬於紅高粱的英雄，有著鮮活的生命與人性。 主人公餘占鰲是個熱血男兒，正義又野蠻。他殺死了一個與自己守寡多年的母親發生關係的和尚，而後母親也吊死了。他為了女人殺人放火，霸占了後來成了他妻子的戴鳳蓮。他為了報仇雪恥，苦練槍法，將曾非禮過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夥一網打盡。他為了還一個村姑的清白，不惜將酒後施奸的親叔槍斃。為了小妾戀兒不惜和妻子鬧翻並分居。他為了民族大義，毅然抗日但最終全軍覆沒......他為了愛情而拼搏，為了報仇而殘忍，為了正義而果決，為了榮譽而戰......作者莫言在文中對他如此評價：“ 他一輩子都沒弄清人與政治、人與社會、人與戰爭的關係，雖然他在戰爭的巨輪上飛速旋轉著，雖然他的人性的光芒總是衝破冰冷的鐵甲放射出來。但事實上，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間放射出璀璨的光芒，這光芒也是寒冷的、彎曲的，摻雜著某種深刻的獸性因素。”確實他抗日，但卻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戰爭的實質。他的身上固然散發著鮮活的人性，同時又充滿了野蠻無知的獸性。

在小說中可以看到作者對余夫人戴鳳蓮的評價甚高，她是個傳奇性的女子。莫言這樣寫道：“ 我奶奶的一生“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敢於反抗，敢於鬥爭，原始一以貫之。”確實她是個有著花一樣容貌、火一樣性格的女子。她因為憎恨父母將其嫁於麻血病人而將其父拒之門外；她為了拯救自己與占鰲，集中生智，拜縣長為乾爹，逃過一劫；她因為愛，毅然地與名義上的殺夫仇人而實為救命恩人的餘占鰲結合；她為了維護愛情，趕走了戀兒；她為了報復刺激餘占鰲和黑眼廝混；她為了支持抗日，讓唯一的兒子前去戰場，她自己也玉顏埋沒高粱地。在那樣一個封建保守、女性意識受到壓制的年代，她確實算得上是個了不起的奇女子。 餘占鰲、戴鳳蓮是《紅高粱家族》中高粱英雄的兩個典型。他們不十分明白抗日的實質，但在那樣一個動蕩的年代，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苦難的反抗與不滿。他們堅強地守護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強度。他們是一群流著高粱血統、渾身散發著鮮活人性的紅高粱地英雄。

《紅高粱家族》是莫言向中國當代文學奉獻的一部影響巨大的作品，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他本書中創造了他的文學王國“高密東北鄉”，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上演了一幕幕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舞劇。 “我”的家族裡的先輩們，爺爺、奶奶、父親、姑姑等，一方面奮起抗擊殘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發生著讓子孫後代相形見絀的傳奇般的愛情故事。書中洋溢著莫言獨有的豐富飽滿的想像力、令人嘆服的感覺描寫，並以汪洋恣肆之筆全力張揚中華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稱當代文學中劃時代的史詩精品。 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講述的一個抗日故事。這種民間立場首先體現在作品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形像這兩個方面。對於抗戰故事的描寫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並不少見，但《紅高粱》與以往革命歷史戰爭小說的不同就在於，它以虛擬家族回憶的形式把全部筆墨都用來描寫由土匪司令餘占鰲組織的民間武裝，以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鄉野世界中的各種野性故事。這部小說的情節是由兩條故事線索交織而成的：主幹寫民間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的起因和過程；後者由余占鰲與戴鳳蓮在抗戰前的愛情故事串起。餘占鰲在戴鳳蓮出嫁時做轎夫，一路上試圖與她調情，並率眾殺了一個想劫花轎的土匪，隨後他在戴鳳蓮回門時埋伏在路邊，把她劫進高粱地裡野合，兩個人由此開始了激情迷蕩的歡愛，接下來餘占鰲殺死戴鳳蓮的痲瘋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為她的情人。我們不難看出在這條故事線索中，始終被突現出來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民間激情，它包容了對性愛與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羈的野性生命力為其根本。這顯然逾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對民間世界給予一種直接的觀照與自由的表達。前一條抗日的故事線索，從戴鳳蓮家的長工羅漢大爺被日本人命令殘酷剝皮而死開始，到餘占鰲憤而拉起土匪隊伍在膠平公路邊上伏擊日本汽車隊，於是發動了一場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參加的民間戰爭。整個戰鬥過程體現出一種民間自發的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慾望，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歷史戰爭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將其還原成了一種自然主義式的生存鬥爭。概括的說，《紅高粱》在情節構成上是依照了民間自身的主題模式，儘管它講述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現出來的主要都是民間世界中強憾生動的暴力與性愛內容。與此相關的是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傳統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為“我爺爺”出場的餘占鰲寫成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並在他的性格中極力渲染出了一種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間色彩。 50-70 年代現代歷史小說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須要在他身邊再樹立一個負載政治道德標準的正統英雄人物，以此傳達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思想內容，但在《紅高粱》中，餘占鰲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點和英雄氣概都未經任何政治標準加以評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實還原出了民間的本色。這些特點也同樣體現在對於“我奶奶”戴鳳蓮和羅漢大爺等人物的刻畫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種溫熱、豐腴、潑辣、果斷的女性的美，羅漢大爺的忠誠、堅忍、不屈不撓的農民秉性，及“我父親”小豆官的莽撞衝動的脾氣，都有一種民間的放縱和生氣充盈其中。由於敘述者把這些人物都作為自己的家族長輩來寫，就又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以前革命歷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與平易之感。這就使得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親合方面，都非常鮮明的表達出了一種真正向民間價值尺度認同的傾向。正是建立在民間崇尚生命力與自由狀態的價值取向上，作者描寫“我爺爺”的殺人越貨，寫“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地歡愛，以及其他人物種種粗野不馴的個性與行為，才能那樣自然的創造出一種強勁與質樸的美。

《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闢出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講述的其實並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家在民間話語空間裡的有所寄託。敘述者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充滿激情的感嘆，極力讚美他的故鄉，讚美他的那些豪氣蓋天的先輩，並稱先輩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這種感嘆貫穿在整部小說中，而且愈加變得濃烈感人，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無疑是一種作家把民間作為理想的生存狀態。民間是自由自在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機昂然熱情奔放的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淳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敘述者以這樣一種民間的理想狀態來對比現實生活，卻發現這種狀態只是過去時態的存在，高密東北鄉的英雄劇全都上演在已經逝去的時間中，這不能不令他感到遺憾，不能不令他屢屢發出文明進步隱含種性退化的感慨。這裡顯然引入了一種與政治意識形態及知識分子傳統都全然無關的歷史評判尺度：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來看歷史發展與社會現實境況，便暴露出某種生氣流散與自由狀態受到限制的趨向。而在《紅高粱》中，這種遺憾與感慨反過來又強化了對曾經存在過的民間自在狀態的理想化與讚美，從而使其呈現出了更為燦爛奪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間世界認同為一種理想狀態，事實上也會使描繪其中粗鄙醜惡的一面變得自然起來：像《紅高粱》中有關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畫，有關殘酷殺戮（特別是剝人皮那個自然主義式的血腥場面）的描寫，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梁》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但就新歷史小說後來的走向而言，由《紅高粱》開拓的這種對民間粗鄙形態不加選擇的表現方式，愈加顯現出低俗趣味的性質，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間理想的支撐，這類描寫就很自然地墮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縱，而喪失了向民間認同所應具有的人文意義。

有關《紅高粱》，值得述及的還有這部小說在寫作上的新穎之處。莫言曾較深地受到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從他們那里大膽借鑒了意識流小說的時空表現手法和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情節結構方式，他在《紅高粱》中幾乎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順序與情節邏輯，把整個故事講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這種看來任意的講述卻是統領在作家的主體情緒之下，與作品中那種生機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這部小說中還顯示出了駕馭漢語言的卓越才能，他運用了大量充滿了想像力並且總是違背常規的比喻與通感等修辭手法，在語言的層面上就形成了一種瑰麗神奇的特點，以此造就出了整個小說中那種異於尋常的民間之美的感性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