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1980《隨想錄》

體裁：散文集 作者：巴金 首次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80年6月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年12月，巴金開始了《隨想錄》的寫作。他痛定思痛，寫出了一大批樸實、深刻的雜文和隨筆。 《隨想錄》是一首悼亡的安魂曲。 “文革”期間，巴金雖然九死一生，僥倖地活了下來，但是，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卻一個個被迫害致死，尤其是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蕭珊，剛剛51歲，便因為恐懼和絕望齎恨而歿。這些朋友和親人的死，給性格內向、天性敏感的巴金帶來巨大的痛苦。巴金的《懷念蕭珊》、《紀念雪峰》、《悼方之同志》、《懷念老舍同志》、《趙丹同志》、等文章長歌當哭，寄慨遙深，曾經感動了無數的讀者。

《隨想錄》的核心主題就是反思並揭示“文革”的封建主義特質；它的鋒芒所向，就是反專制，反愚昧，反對壓抑人性、踐踏人類尊嚴的昏暴。 “文革”為什麼會發生？人是怎樣變成“獸”的？人們的心上留下了怎樣的傷痕？我們到底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誰應該為這一切負責？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和災難再次發生？巴金開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 如果說“仇智主義”必然導致謊言的流行，必然使很多人把“說假話”變成一種消極的習慣，那麼，“啟蒙主義”則強調真理的價值，必然把“說真話”當做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原則。 “說真話”是巴金在《隨想錄》中反复涉及的話題，他曾經寫過至少四篇專門談論“說真話”的文章；“說真話”也是他“晚年奮鬥的目標”，是在《隨想錄》寫作過程中身體力行的寫作倫理。他之所以如此不遺餘力地提倡“說真話”，是因為經過了“文革”，說假話已經成為一種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挨了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裡。”那些“永遠正確的人”更是把說假話當做家常便飯，“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不臉紅。……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風信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著哪裡。”然而，“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在他看來，“文革”本質上就是一場說假話、做假事的運動。

從藝術上看，《隨想錄》屬於高度自覺和成熟的寫作。與“說真話”的精神姿態相應，巴金的《隨想錄》在敘述方式和語言形式上顯示出一種很可寶貴的品質———洗盡鉛華，去除雕飾，表現出一種質樸、清真的風格。在浮華侈麗的“純文學”很受推崇的時代，在“為文造情”的寫作大行其道的時代，巴金的這種寫作的價值和意義，很容易被誤解，甚至很容易被貶低。 1980年香港的一位教授寫了一篇文章(黎活仁《我們對巴金的意見》，《開卷》1980年9月號)，選錄了“港大”學生的“七則同題簡論”，表達了他們對《隨想錄》的失望和不滿。一位張姓學生說：“全書不過三十篇短文，但單是'四人幫'就出現了47次之多。”一位李姓的學生說：“《隨想錄》的缺點正是忽略了文學技巧，以致文字意義太膚淺，太表面化。”一位蘇姓的學生則說：“全書內容結構鬆散、缺乏張力，文字累贅，令人看得懨懨欲睡。”一位方姓的學生的判斷更是斬釘截鐵：“容我大膽下一個結論，就文學的觀點而言，《隨想錄》是一本徹底失敗的作品。”

對於“港大”學生的批評，巴金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复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複這個老調。”巴金從來就不是一個“純文學”論者，而是一個把寫作的目的和目標看得很重要的作家，因此，他一直反對那種迷戀技巧的傾向，討厭那些繁採寡情的寫作：“有人得意地誇耀技巧，他們可能是幸運者。我承認別人的才華，我缺少這顆光芒四射的寶石，但我並不佩服、羨慕人們所謂的'技巧'。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因為我沒有權力干涉別人把自己裝飾得更漂亮。每個人都有權隨意化妝。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多了！”

《隨想錄》是樸素的，但卻並不蒼白；它是溫雅的，但卻內蘊著莊嚴的憤怒。它是一杯上等的淡茶，細細品味，便覺得餘香滿口。這是一本說真話且包含著大愛的憂患之作，是值得人們認真閱讀的一本書。 讀《隨想錄》的隨想（楊彥成） 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含金量——讀《隨想錄》手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