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1979《人妖之間》
體裁：報告文學
作者：劉賓雁
原發刊物：《人民日報》
發表時間：1979年9月
1980年2月8日，轟動海內外的“建國以來最大貪污犯”——原黑龍江省燃料公司黨支部書記王守信在哈爾濱伏法，《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用相機真實記錄了王守信被處決的鮮為人知全過程。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犀利的筆鋒不僅揭露了文革中大貪污犯王守信的犯罪行徑，還從賓縣縣委、黑龍江省委批評到煤炭工業部、國務院副總理。 1979年4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獨家新聞：黑龍江省破獲了一起該省最大的貪污集團案件。王守信等人全部落網，被依法逮捕，參與分贓、窩贓、轉贓犯罪活動和與此案有牽連的重點人，也都分別進行審查。 1979年10月20日，松花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判查明：首犯王守信(女)是文化大革命中投機起家、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原任賓縣燃料公司黨支部書記兼經理。王守信乘文化大革命混亂之機，靠投機鑽營，打擊幹部群眾，“造反”上台，當上賓縣燃料公司經理。上台後一手抓權，一手抓錢，不擇手段地大量鯨吞國家財富，從1971年11月起到1978年6月止，王守信貪污和侵吞物資折價共507702元。其罪行敗露後，多次與被告馬占清、姜淑芝等人訂立攻守同盟，並指使馬占清滅證轉贓，負隅頑抗。破案後已繳獲贓款413325元，繳獲贓物折價70014元。被告王守信實屬罪大惡極，國法難容，松花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貪污犯王守信死刑。 1980年2月5日，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依法判決轟動海內外的“建國以來最大的貪污犯”王守信死刑，下達執行死刑命令。
1980年2月8日，對王守信的宣判、死刑執行大會在松花江邊的哈爾濱工人體育館舉行，各界群眾代表近五千人參加了大會。
1987年初，劉賓雁與方勵之、王若望一道因“自由化”被開除黨籍。記得我曾對同學評論道：這三人當中，劉最冤，因為他屬於對中共最忠誠的人。一點兒“歪心眼兒”都沒有。王若望極右，根本就不該入黨。方勵之也有點兒冤，但他已經“賺”夠了。劉賓雁去世後一年，2006年，她（王守信）的“堂弟”原空軍副司令王守業因貪污1.6億元被判重罪。而在眾多巨貪當中，王守業涉案金額的公開數字只能排在“第二集團”。
關於《人妖之間》答讀者問（選自《人民文學》1980年第1期）
問：劉賓雁同志，特寫《人妖之間》發表後，引起了各方面強烈的反響，這是您所始料不及的吧？
答：是的。反響之廣、之強烈，遠遠超出了我的意料。我收到除西藏以外全國所有省區讀者的大量來信，幾乎一致反映，這篇東西在那裡引起了震動。就我所知，這篇長達三萬餘字的文章，已有七家報刊轉載，三個省市電台廣播。從領導幹部到普通工人．都對《人妖之間》表示關注。五十年代中期我的那兩篇特寫在當時也曾引起過比較大的反響，然而同今天的情況簡直不能比擬。我覺得，這裡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其意義已超出了一篇作品影響大小的問題，甚至也超出了文學同生活、同群眾的關係的問題。這兩種反響之間的差別，有多大，反映了我國人民群眾和乾部今天對於國家命運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關注超過五十年代有多麼遠。這篇特寫的質量、水平，同它引起的反映很不相稱。這使我經常感到不安甚至慚愧。 《 人妖之間》提出的並不是什麼新的、不為人知的問題，正好相反，那是一個人所共知、早已成熟因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實現四化道路上必須掃除的嚴重障礙。作者不過是說出了人民群眾心裡的話，如此而已。我由此得到很大啟發：時代確實變了。我國人民的覺醒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了。誰若是看不清這一點，他就要犯極大的錯誤。然而，這樣的人卻是有的。
我在這裡要順便向給我寫信的廣大讀者表示深深的謝意。他們在來信中反映情況，提出問題，表述他們對解決當前我國面對的重大問題的見解。這些，都給我很多鼓舞和啟發。
問：《人妖之間》寫到的人和事，都是真實的吧？有沒有虛構的成份？
答：人和事都是真實的。雖然特寫這種形式允許作者在忠實於基本事實的基礎上作一定限度的補充，但我基本上沒有這樣作。對於一些人的罪過或過錯，我的反映只有不足而沒有誇大之處。例如，本屆縣委領導成員本身各自的問題，他們在王守信問題上應負的責任，以及他們在落實政策、解決冤假錯案和工農業生產領導方面的問題等等，我在文中基本上沒有涉及。這並不等於沒有問題可寫。老實說，有的人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應該說，這還是《人妖之間》的一個缺陷。
除王守信，楊政委等少數人外，我對很多人用了假名(楊政委也姑隱其名)。一來是為了保護一下，寄希望於他們會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另外，王守信案件的案情至今尚未完全查明，我採訪的條件也不允許我把每個細節都仔細核對清楚(例如，我們到賓縣毛巾廠找六位老工人座談，就有兩個人奉命在隔壁偷聽。我們走後，這六位老工人都遭到打擊報復。還採取人身攻擊，造謠和恐嚇的辦法制止人們向我們提供真實情況，這就給我們的工作造成極為不利的條件)。難免會有微少的出入。
附：人妖之間（選自《人民文學》1979年第9期）
賓縣縣委大院，始終是全縣人民注意的中心。土改以後有十年光景，人們進進出出，就跟走親戚串門子差不離。有什麼問題或者情況，趁進城趕集辦事，就到縣委大院轉一轉，坐一坐，找找當年在本屯當過工作認員的干部嘮扯嘮扯。後來，那大院的院牆好像慢慢升高了，加厚了，百姓路過的時候探頭往裡瞅瞅，心裡有點敬畏，有點神秘感了。等到六十年代初，人們匆匆走過大院的大門口，聞到縣委小灶食堂傳出的誘入的肉香、油香和饅頭味，心裡很不是滋味，臉上往往閃過苦笑。人家當官的，日子過的不賴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縣委大院門口聚集了一夥人。一輛吉普車剛剛開進去。早就傳說要來一位新書記了，人們都想著看他是什麼模樣。強烈的好奇心裡裝滿了殷切的期待，不過也不是沒有一點憂慮。這一屆縣委，三個書記都垮了，新來的就一準能行嗎？
從此，田鳳山這個身材魁梧，面色紅潤的外地人，便成了人人觀察的對象。沒過多久，就有了評論：“這個共產黨和那個不一樣。”
這時，黑龍江省賓縣已經從三年經濟困難中恢復過來。人民付出的代價不謂不大，有不少重大問題需要黨委去認真思考和重新認識啊。然而縣委的常委會議上，縣委在二龍山舉辦的黨員學習班上，議論的卻是女人……
田鳳山來接替的，是一個爛掉了的領導班子。當農民吃著從柞樹葉、苞米葉和苞米棒子的碎渣裡篩出的“澱粉”製成的代食品時，縣委書記的孩子卻在大街上拿白面肉包子打狗玩。農民懷裡揣塊乾糧，徒步走一百多里到縣委上訪，碰到的是冷冰冰的面孔。於是人們很少去找縣委了，有了問題就去哈爾濱。而縣委書記和常委們則有了更多時間躺在沙發上議論那個心愛的題目。
田風山親自接待來訪群眾，親自處理積壓多年的十大冤案。還沒起床，人就來了。他一面嚼著乾糧，一面聽人申訴。他跑遍縣城的飯館，商店，檢查商品質量和服務制度。他撤銷了食品廠年年必得的“先進企業”稱號，說：“你一年掙幾萬塊錢，又節約好幾萬斤糧、油、糖。你這是剋扣老百姓，算什麼先進企業！”他過問住房情況，降低了房租。他還帶領幹部下去抓落後隊，很短時間裡就使一批窮隊改變了面貌……
但是歷史給予他的時間，卻只有短短兩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紅衛兵闖進縣委大院。不出兩小時，這個被人們譽為賓縣人民的“田青天”的人，就永遠地退出了賓縣歷史的舞台。
當田鳳山的高大身軀寂然倒下時，有一顆新星從賓縣城裡冉冉升起。此人又瘦又小，其貌不揚，但他披著一件黃大衣，頃刻之間就成了叱吒風雲，左右賓縣五十萬人民命運的大人物。支左人員楊政委的政績，十三年後的今天仍然在賓縣人民生活中發生作用，從而使人們不斷憶起他，議論他，同對於田鳳山的懷念形成鮮明的對比。
那時候，楊政委給人們留下的印像還只是他的公鴨嗓和頗富煽動力的演說。對他的觀察還剛剛開始。不過，有一點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楊政委的吉普車掀起滾滾煙塵從縣城的土路上開過時，人們有些納悶：
“楊政委怎麼和那個娘們儿搞到一起了呢？”
車上陪著楊政委的那個女人，就是不久以後一躍而為賓縣大人物、十三年後又震驚全國的王守信。
（一）“左派”王守信登台
那場風暴到來的前夕，小小賓縣煤建公司是過於平靜了。扛活出身的黨支部書記白坤和經理滕志新，把這個只有幾十人的企業整得井井有條。職工學習雷鋒成風，幹部廉潔奉公。越過十三年的歷史煙雲回過頭看，也許不能說沒有問題．比如，當年被內定為未來黨支部書記接班人的周祿(且不說黨的支部書記本該選舉，事先指定接班人是否妥當這個問題)，後來成了大貪污犯王守信的助手，而當年被認為思想落後的劉長春，卻和王守信長期堅持了鬥爭，始終不屈。
王守信當時是公司的收款員。她精力飽滿，可惜都使到外頭去了。常常是“騰”地一下就不見了。街上誰跟誰打架了，哪家夫妻要打離婚，百貨公司來了什麼新貨，都是她最先知道，回來就做義務宣傳。也常扯扯老婆舌，弄得同誌之間不和。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到，誰知道它喚起了王守信心中哪一種情慾，沉睡多年的政治積極性忽然進發出來了。她到商業系統去串聯，沒人理她。找學生，也不靈。後來還是跑到武裝部找到了楊政委，這才得到支持，回到公司就張羅成立組織。誰也不跟她幹，她就去找過去當過土匪的張風，說：“咱倆上一堆儿，非把他們整垮不可！咱們就叫'搗黑窩戰鬥隊'！”
她又把汽車司機、黨員周祿拉到一邊，用胳膊肘捅一下他肋條，擠眉弄眼，親暱地說：“你過去也受壓，這都啥時候了，你咋還不造反呢？”
週祿這人，可惜了他那副大骨頭架子，凡事都有三分怕。造反吧，怕出事；不造吧，王守信眼看著是楊政委的人，又怕吃虧。左思右想，認定白坤這些老當權派是起不來了，他一橫心，才上了王守信這條船。王守信常在他面前念叨：“嫁鷹的吃狗肉，嫁鴨子的吃稀屎！”他週祿就更加堅定，非吃狗肉不可了。
擋著王守信道的，頭一個就是劉長春。此人原先是手工織布工人，現在煤建公司當計劃統計員。兄妹五人和老婆孩子都得靠他一人養活，那點工資哪夠用。他白天上完班，別人都回家去歇了，去玩了，他劉長春還得上第二個班。搖著織機給人織襪子，或者發點豆芽菜到市場上賣賣，一個晚上也賺不了幾毛錢。有時候從市場上牽回個克郎豬，又不會餵，到賣的時候還許得賠幾個錢。總之，他不諂不媚，不偷不摸，就靠那瘦小枯乾的身軀裡的無窮精力，默默熬他的窮日子。他也不怨老天爺偏待他，還從不愁眉苦臉，好像還能自得其樂似的。
大概是從小過苦日子把他熬的，也許是手工業工人都有的那股子倔脾氣，劉長春有個不畏上，不聽邪的脾氣，把脖子一抻，瞪著一雙專門不看對方反應的大眼珠子，得罪人的話就出來了。再加上他天天晚上在家搞“自留地”養家糊口，在領導眼裡他也就沒法吃香。
王守信的“搗黑窩戰鬥隊”要和劉長春的“紅色造反兵團”辯論。劉長春根本不把她當個對手。他只把她當作一個個人，沒看到她已是一種勢力，這就犯下了輕敵的錯誤。會上，一個矮個兒小瘦子上了台。他倒背著手，端著肩膀挺著胸。劉長春先是一怔，以為哈爾濱又來了什麼首長。定睛一看，他噗哧笑了：“原來是這小子呀。當上造反派頭頭三天，模樣作派全變啦！”
這是“捍聯總”一派的總指揮聞峰， 出來支持王守信的。不需要他講多少話，他嗓音洪亮，口齒清楚，薄薄嘴唇扇乎幾下，顯示一下他被埋沒多年的演說家才能，也就夠了，最重要的是結尾那句口號，一下子就把人鎮住了：
“緊跟楊政委，堅決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楊政委是跟聞峰、王守信站在一起的，而對他的態度，就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試金石！
王守信也在台上，她留一頭短髮，齊耳根長，黑亮黑亮的．雖說從造反起，胭脂擦的不太厚了，白白淨淨的臉蛋兒還挺精神，標致，不像個四十五歲的人。
楊政委特派武裝部參謀到辯論會上坐鎮。他的講話決定了一切：
“……劉長春，你們紅色造反兵團這個組織放著當權派不鬥，抓生產，壓革命，還找當權派研究生產，哪裡有一點造反派的氣味！……你們右傾，你們大方向錯了！從今天起，立即解散！”
劉長春氣得一蹦多高。這太不公道了，還沒等我們發言，就作結論了。他一向愛看報，喜歡究個理兒，還把“我懂政策，我講究政策”當作一個驕傲呢。他三步兩步跳上台，掏出《十六條》和“最新指示”，清了清嗓子，就膽大妄為地拉開架勢要同人家辯論了。他太天真，那本老皇曆早就不管用了。一陣鋪天蓋地的口號，加上推推搡搡，拳打腳踢──咱們這個文明古國現代特有的“辯論”方式真靈，不出兩分鐘，就把王守信的政敵“駁”得體無完膚。
鬥爭會開了多少回，劉長春沒低過頭。按著他腦袋，他還笑滋滋地東張西望，好像還想找誰開個玩笑，或者說句刺話似的。主持鬥爭會的周祿把嗓子喊啞了，劉長春還使勁掙扎著抬起頭來，對周祿說：
“我說周祿你他媽也真草包，怎麼把雞巴嗓子都給整啞了呢？”
弄得周祿哭笑不得。聽眾都給逗樂了。
辯論會後第二天，王守信乘旁邊沒人，湊到劉長春身邊，柔聲細語地說：“長春哪，咱們還是一塊兒乾吧。我文化低，你給當個軍師。我當一把手，你當一把手……”
劉長春大眼珠子一瞪，斬釘截鐵地說：
“你死了這個心吧！我劉長春是寧肯給好漢勒馬扶鐙，也不給孬漢當祖宗！咱倆沒完！”
這是一個只要不掉腦袋，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人。眼看著好些人都站過去了，王守信的勢力越來越大，紅色造反兵團的陣腳也亂了。劉長春還給自己一派尚未“反戈一擊”的人打氣說：
“別怕！你蹲巴籬子那天，我給你送飯！”
沒成想不幾天，倒是他被帶上手銬先進了巴籬子──他成了“反軍”的“現行反革命”！
（二）大顛倒
在貧困和落後的土壤上，權力之花似乎開放得份外香艷誘人。不然，“造反派”頭頭聞峰那年就不會第一個喊出“緊跟楊政委！”的口號，並因此撈到莫大好處了。不過應該說公道話，當楊政委初次聽到這個口號時，也曾不免一怔，還問過身旁的人：“他說什麼？”那人機靈，趕忙開導說：“你不是毛主席司令部派來的人嗎？當然得緊跟你啦！”政委這才應承下來，點頭稱是：“哦，哦，那就緊跟吧！”
緊隨“緊跟”而來的，就是熱愛和敬仰。有一天楊政委上班把鑰匙忘在家裡。他並未吩咐，女祕書立即上車往楊的住處跑。不約而同，司機也開車來了。兩人各自瞞著對方，又都想自己把鑰匙弄到手，於是爭得不可開交。最後只好雙雙同時出現在政委面前，作出了同等貢獻。
總之，槍彈可以打死人這個真理絕對到什麼程度，楊政委在賓縣的權威也就大到什麼程度。當王守信陪同楊政委深夜巡視到公社，吩咐公社幹部說“楊政委最喜歡吃白肉酸菜血腸，不過肉得是瘦點的”時，自然是最實在地體驗了權力滋味，其可愛不下於這道東北名萊。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天，楊政委大步匆匆走進賓縣商業革委會籌備組的辦公室。他環視一下起立致敬的小組成員，以他早已習慣了的斬釘截鐵的口吻說出一句四座為之震驚的話：
“你們搭商業革委的班予，得讓王守信進來！”
籌備組成員面面相覷，一聲不吭。有一個人大膽地輕聲問了一句：“她進班子，能行嗎？”意思是：斗大的字不認識一車；名聲不好，是個破鞋……
政委本是繞著辦公室踱步，作沉思狀的，一聽到異議，立即站定，目光威嚴地掃視在場的全體文官，眉頭微皺，好大不耐煩地吐出幾個像黑體鉛字般清晰、沉重而不容更改的字：
“不是進不進班子的問題，而是要作商業革委會副主任的問題！”
這是命令，又是籌備組全體一致通過的決議，還等於賓縣全體商業職工自願填寫的選票。那年頭兒，就是這個規矩呀。不然，楊政委為什麼會皺起眉頭呢？對於這眉頭，可以作各種解釋：“你們這些死硬的腦殼……”“你們想怎麼著，要反軍嗎？”“高喊'緊跟'，究竟是真是假？”……
其實楊政委也有他的苦衷。王守信從一九六七年就向他討封，非要當賓縣婦代會的一把手不可。這可難住了最高權威：她連個委員都不是，怎能當主任？沒辦成。王守信老大的不高興。 “造反”以後，跟楊政委東奔西跑，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在咱們這個社會裡掌權的滋味──那麼多人都聽一個人的，捧你抬你，又得實利又光榮！這比她當年的最高理想──給偽警官或地主當老婆，要尊貴多少倍呀！ ……這次挫折使她深深失望，竟在背地抱怨起楊政委來了：
“楊政委，哼，他吊毛也不是！……婦代會那些委員，都是破鞋，沒好揍！②” 接著，楊政委又下令商業革委會“納”王守信入黨。幾個委員反對，以至商業革委會主任趙玉，也難以“緊跟”楊政委了。於是全體委員就挨了政委一頓擼：
“還要培養？你們說，還得咋培養？文化大革命是最考驗人的了。依我看，全賓縣還就她一個人夠入黨條件呢！”
一個月後，楊政委又在工代會上當著五百多人訓話說：“有人對於造反派，感情就是有問題！專找小毛病，不看大方向。放著響噹噹的造反派不發展，盡是發展老好人入黨！”
於是，就在百分之七十黨員反對的情況下，王守信成了楊政委的“特批”黨員。
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事。正是在這同一個月，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張志新同志在遼寧省遭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專政機關的逮捕。一個進來了，一個出去了。田鳳山倒下，楊政委崛起；張志新出黨，王守信入黨，這對於中國黨的組織狀況，能夠是無足輕重的偶然事件嗎？
還要經過整整十個春秋，這個顛倒才能夠被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
（三）奇異的交換
王守信作為煤建公司(後改稱燃料公司)經理兼黨支部書記上任的頭一天，工人們正在挖坑，下油管子。縣里派來的工作隊隊員，在屋裡下棋。王守信一看就火兒了，高聲大罵：“他媽的，別人幹活兒，你們下棋，是什麼工作隊！”
週祿(現在是副經理了)暗暗吃驚：她過去沒這麼罵過人哪。他沒理會，旁邊也有人觀察著他，也在為他的變化吃驚呢。煤建公司的老支書白坤在一邊納悶，週祿這小子過去業務上不咋的──開汽車把車軲轆掉了還不知道，這我了解，可是當時覺著他品質還不錯呀，我還培養他當接班人嘛。這才幾天，怎麼說變就變了呢？對王守信又溜又拍，那娘們儿講話，他在一邊溜縫兒。莫非說他早先也溜我拍我，只因為覺著舒服，就當成優點啦？一年兩年看不透，這麼多年咋都沒看透呢？
看不透的事情多著呢。瞧瞧王守信，不是換了一個人嗎：從前那個王守信，哪天不是懶洋洋的？如今呢，她上班來的最早，下班走的最晚。連穿著打扮都變了──一身布褂子，一雙膠皮鞋，成天價屋里屋外張張羅羅，忙忙喝喝，還跟工人一塊兒潑潑辣辣地卸煤．清掃……
這個小小燃料公司，多少年來她是熟悉透了也厭惡透了。可是自從她當了一把手，這裡的一切都變了，處處好像都現出了奇異的光彩。烏黑的煤堆，閃光的煤塊，多麼誘人！忙碌著卸煤，過秤，收款的人，也不再同她漠不相關了。這一切都是屬於她的，都要聽憑她王守信調遣。
王守信當然也認為她是為人民服務的。可人民是不一樣的呀──成色不同，高低不等。她實行的頭一條改革，就是看人售煤。把上等煤的煤塊挑出來，裝進防汛用的草包，用汽車拉著，挨門挨戶地給縣委書記和常委們送上門。這種煤見火就著，火力還衝，正好過年煮餃子用啊……錢？那忙什麼！以後再說……
至於人民武裝部，那還用說？在王守信心裡那桿秤上，黃棉襖是最沉的，軍人在階梯的最上一層，其次是組織部。這些人，煤是上等，專車送上，還管飯吃呢。再下邊，就是管人事、財政、勞動的人了。
王守信是個感情豐富，愛憎鮮明的女人。她手裡這幾萬噸煤和九輛汽車，就是她的筆和墨，每天書寫著她的抒情詩篇。
酒廠，食品廠放散著大曲酒，點心和糖的誘人香味，這並不是王守信貪吃，而是她在這陣陣香味中看到了省、地、縣各級“關係”的笑臉。於是這類工廠便得到源源不斷的好煤供應，收費也不高。軸承廠，陶瓷廣有什麼意思？都是冷冰冰、硬梆梆的玩意兒，有誰要這種禮物？於是就只給劣等煤，還要按小窯煤加價銷售。工廠虧損？要倒閉？沙河煤燒不出大缸來？那和我王守信有什麼相干！
那年一月，縣衛生院沒有煤燒了，派人來找王經理。王守信看完介紹信，把眉毛一揚，問來人說。
“你們領導咋沒來呢？”
“忙點，沒抽出功夫……”
那人再三懇求，王守信無動於中。她繼續著她的思路：
“你們的高殿有告我兒子搞女人，縣委這不是都調查兩個月了，可我兒子不還是當著新立公社的副主任嗎？……當我老王太太不知道。揭發我兒子那材料，是新立公社方永久的語言，公社衛生部榮主任裝的藥，高殿有的槍打出去的！”
話傳到高殿有那兒，他立即給縣委領導寫信：“……顯然，這裡有鬼。不然，我寫給縣委揭發劉志民的材料，王守信怎麼那麼清楚呢？……請縣委嚴肅處理，並請保證檢舉人的安全。”
檢舉王守信的信落到王守信手裡，這不是頭一回了，也不是最後一回。王守信用她手中的煤作為複仇的武器並且毫不隱諱，也不是第一回或最後一回了。
汽車也是“王守信恩仇記”裡的重要武器。賓縣人年年都得上山里拉木柴，下農村拉秋菜。三萬多人口一個縣城，汽車可很有限。這是家家每年必過的一道關。
縣紀委的紀檢員楊清，那年請一位汽車司機進山拉柴。家裡備好了一桌酒萊──四十幾元的工資，不容易啊。天快黑了，聽到汽車的聲音，全家人跑出來一看：空車回來了。汽車司機滿臉不高興，說是“路沒法兒走”，就把車開回去了。一冬可怎麼過？夫妻倆直楞楞地望著一桌涼下去的飯菜，難過得幾乎哭出來。
在這絕望的時刻，是誰伸出了援助之手？老王太太。一家人能不感恩嗎？
王守信對於賓縣人的困難，經常放在心裡。縣幹部工資不變，十幾年哪家負擔不加重了？很多人欠下幾百上千元的公款。一九七五年，縣委按上級指示，要求限期償還公款。王守信是個財神爺。她身上經常揣著一個不記名的存摺，辦公桌抽屜裡隨時都可以拿出現款。凡是用得著的人，往往不等對方開口，玉守信就主動問了：有困難嗎？缺錢用不？ “造反派'大頭頭聞峰等哥兒們，有實權的科級幹部，都“借”了王守信佔為已有的公款，去還清過去欠下的公款。同是屬於無產階級國家的人民幣，經過這麼一番轉移，就創造出一種新的關係來：第一，債權人從國家變成了王守信；第二，王守信的錢，是可還可不還的，她盼望著你不還，那時欠下的就是人情加債務；還了，也還欠著人情。償還這種債務的最好方式，是債務人利用他手中的權力給王守信以方便。這於債務人本人，物質上毫無損失，對於王守信呢，又千金難買。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呢！
這實際上是通過權力功能的交換而實現的物的交換。一種情況是直接表現為提供物資。王守信養了那麼多豬(這是為了另一輪交換──以豬肉償付對方支出的權力功能)，哪來的飼料暱？找糧食局副局長！一萬多斤玉米、麩子、大豆和穀糠攫過來了。王守信請客、送禮，搞以物易物，需要細糧和豆油。還是找副局長！於是，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又有一萬多斤大米、麵粉和豆油到手了，反過來，副局長可以向王守信“借”錢，“借”磚和以賒欠方式“買”成卡車的煤。這都無須償還，事實上也真就沒有償還。
這個縣的'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為王守信的“社會主義”企業服務，是相當周到的。王守信要把成卡車的肉、魚、糧，油、菜運往哈爾濱，但法令規定不准出境。這時便有工商科科長、“造反派”二號頭頭親自簽字批准，一九七三年以來通行無阻。而此人則得到六百元“借款”和各種饋贈。王守信需要把本應上繳國庫的現金截留下來，供各種私購濫建之需，又不能存入銀行，便有財政科副科長，也是“造反派”戰友給她提供83001戶頭，於是十幾萬元現款就逃避了上繳，永不凍結，又保住了合法地位。作為補償，王守信可以把那人的女婿從臨時工轉為正式工，把他的兒子接納到她辦的“知識青年點”，然後又塗改鑑定，送入大學。
這種權力交換，多年來不斷發生在王守信和縣委、縣革委以及地區和省級的幾十、上百名幹部之間。甚至某些人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成為交換的資本。王守信為了搞“副食基地'，要佔用鳥河公社松江大隊良田二百多畝，惹起社員和基層幹部不滿。縣“農業辦”主任本無批准之權，但他陪著王守信跟公社、大隊和小隊的干部見見面，吃吃飯，就可以表示縣革委支持談判，默許了這筆非法交易，大片耕地就這樣易手了。
這種“社會主義”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確實有相當大的“優越性”。交換雙方個人不須擁有資本，不須支出任何私有財物，不冒任何虧損或破產的危險，又各有所得。
事情非常明顯，每一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造成損害，或者使黨紀國法失靈，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這最終就必定要傷害社會主義制度，使黨的領導徒具虛名，而在這種反復不已的交換中，黨政幹部本身也就逐漸蛻化為吞噬人民脂膏和蠶食社會主義制度的蛀蟲，黨和群眾的關係也隨著惡化了。
（四）孤掌難鳴
語言是個很奇妙的東西。楊政委在大會上說“王守信全家紅”是表揚，同一詞，“全家紅”，在老百姓口裡則是咒罵。他們把王守信一家人的入黨和升官，一個個加以審查，又一個一個都給否定了。
大兒子劉志民是個一見女人就邁不開步的浪蕩子，臉上總帶著三分酒意，他憑什麼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憑什麼當上新立公社副主任？強姦女青年未遂，憑什麼受到寬大處理，還安排到縣委裡“研究政策”？二兒子在幹校入的黨，可那裡只有一個臨時支部，並無發展黨員的權利呀。一個啥也不是的小少爺，憑什麼一下子就提升為照相館的副經理？王守信的妹子就更奇怪了，剛剛開除團籍不久卻入了黨！ ……
人民是愛黨的呀，眼看著不三不四的人鑽進共產黨，能不著急嗎！打從一九七二年起，只要一有運動，就不斷有人到縣委貼大宇報，提出王守信的問題，包括她的“全家紅”的問題。
但是，要改變賓縣黨組織的狀況，首先得改變黨的領導的狀況。一九七O年出現過一次機會。那年年初，楊政委因'支左”有功，調黑龍江省省委任審查省委書記的專案組組長。繼任的是一位老幹部張向凌。這個身材茁壯的中年人，生著一雙又大又厚的腳板，一九四五年從延安徒步走到黑龍江省拜泉縣。現在，他又甩開大腳板，丈量起賓縣土地了。他強忍著胃部劇痛，有時竟一天連續步行一百華里。
但是他很快就發現，在縣委大院的平地上，他卻寸步難行。楊政委在調令下達之後還賴在賓縣幾個月不走，對賓縣的權力分配又作了進一步部署，科以上的重要崗位，都安置了“造反派'。賓縣原先的干部，則絕大部分尚未解放，都在農村插隊，或蹲在黑屋子裡。
張向凌要解放哪個乾部，“文革組”就來通知他，明天開這個乾部的批斗大會，請他出席。 “文革組”的權力相當於北京那個同名的小組，副組長也是個女的──王守信的大兒媳。
這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女人，身材不高，瘦俏清秀，一笑還露出一對虎牙，挺招人喜歡。本來是縣人委的一個打字員，表現還不錯。但是自從來了楊政委，這個文化不高、水平很低的女人突然被任命為縣革委的文革組副組長，她就變成另一個人了。
沒有什麼東西比權力更易使人產生對自己的幻覺了。這個女人一旦有了這麼大權，她便誤以為自己有了這個權力所要求的那個水平，道德上、能力上都可以當之無愧了。當她還是一個打字員時，沉睡在她心底的虛榮心、偏狹和嫉妒，忽然間全都覺醒起來。她那雙相當惹人喜歡的眼睛，現在，射出來的是猜疑和嫉恨之火，隨時追索潛在的敵人。同揚政委告別時她流了多少眼淚，現在就對張向凌有多少敵意。她每去哈爾濱開會，必定要去會晤楊政委，一條遙控賓縣的線路就這樣搭設起來了。
張向凌一度只剩下一個權力．你開批鬥會，我不出席。簡直有點像偽滿時期的漢人縣長，實權全在日本人手裡。不同的是那時只有一個日本副縣長，現在則處處都有“日本人。”縣里各科擔任副職的“造反派”，權力比正科長大。
為了不使讀者發生誤解，對於賓縣的“造反派”需要作一點說明。賓縣學生中的“紅衛兵”早被“捍聯總”一派給壓下去了，罪名是“反軍”。掌權的這一派，原先也自稱“紅衛兵”，也帶紅袖章，但都是鬍子拉茬的干部，好些人已經四十好幾歲，是抱孫子的年紀了，本應屬於紅衛兵爹娘那一代。重要的差別當然不在於年齡。首先一個，他們都拉家帶口，經濟興趣比年輕人強烈許多倍。其次，都已混跡官場多年，其中相當多人是由於在入黨、升級上長年不得志，才“造反”的。強烈的物質貪慾和權勢欲攪和到一起，便不顧一切了。
使張向凌深深憂慮的，是不僅領導機構、而且整個黨的組織狀況也日益不純。一對在一九六九年和王守信腳前腳後入黨的夫婦，吵架時就這樣對罵：
“你神氣什麼？不就是靠幾瓶大曲弄來的黨票嗎！”
“你他媽還不如我，要不仗著你臉子漂亮，你能入黨？”
張向凌冒著一度幾乎被趕走的危險，作出最大的努力， 終於把幾個為首的、民憤最大的“造反派”拉下馬來。一九七O年還作出一個決議：重新審查六九年混入黨內的一批壞人。但是，當一九七二年他離開賓縣時，不能不承認，他終於無力改變賓縣政治力量的對比。不久以後，那幾個下馬的又重新上去了，清理黨內壞人的決議則至今還未實現。
張向凌給賓縣留下了幾家新建工廠。他絕不會想到：這些工廠連年虧損，於國庫補益不多，而貪污盜竊分子和掌權的人卻得其所哉。
（五）“當代英雄”
關於王守信的品格，賓縣人中間流傳著截然不同的評價：“老王太太為人坦率，她肚子裝不住話。”“王守信最虛偽不過了，瞪著眼睛說瞎話。”“老王太太心眼兒好，待人熱情，可關心人啦。”“王守信心狠著哪，把人往死裡整。”
這兩種情況，都是事實。她有時確是坦率，有時又很虛偽。兩個月以前能把你疼死，兩個月後也能把你整死。這也並不矛盾。這麼說，聽著好像又有點矛盾。咱們慢慢瞧罷。
她看見一個工人蹲在屋子裡偷吃白糖．上去就是兩個耳光。過一會兒她又轉悠回來啦：“你咋那麼饞？家裡沒有糖吧？把這口袋糖扛走吧！”前後相隔幾分鐘，她都沒作假。她要的是順從，她需要顯示的是權力。疼愛和打罵一點都不矛盾。
王守信這一生，道路很不平坦。父親是個馬販子，家無恆產，不務正業。有權的人可以欺壓他，正經老實的人又怕他。王守信從小兒就得怕日本人，怕偽警官，也怕財主地主。但仗著她是個女人，有幾分姿色，不在乎廉恥，她就有了自衛和進攻的武器。在那個環境中，她學會了不怯生，敢於同身份地位高得多的人打交道，她也沒法兒怕苦，能過非人的日子，和同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親睦相處。這些，在她的處境發生了根本變化的七十年代，都很有用處。
一九七O年以後，賓縣一下子建造起好些家工廠，用煤量猛增，而煤產量並沒有上去。這就給王守信施展才幹提供了一個很大的舞台。
她必須上地區和省裡的有關部門給賓縣爭煤，爭船運煤，爭必需的經費。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見如故，把一個五十歲的女人所剩無幾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厭惡的方式展示出來：
“哎呀，我說王書記(或高經理，聶秘書長，反正都一樣)呀，咱們賓縣老百姓可難啦。買煤排隊，都一小筐一小筐地買啦。你再不給批點，眼瞅著就燒大腿啦……”
她拍你，拉你，扯你，撕巴你粘粘乎乎沒個完。她說哭就哭，說笑就笑，而且始終非常真摯。你還不答應？好，她還有一招儿：她能解開褲子，讓你看她肚子上那道傷口，說明她老王太太是帶著病來為人民爭煤的。怎麼樣？你還不趕快想法兒讓她提上褲子？你急躁，你生氣，想早點擺脫她。但是再想想，她畢竟是為公呀。況且這個女人渾身那股鄉土味，那股粗俗、真摯(褲子都脫下一半了！)和親暱勁兒，對於年歲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沒有一點魅力。
“好吧，給你批兩千噸。”
反正煤是要賣的，賣給賓縣還是賣給呼蘭，還不一樣？
老王太太高高興興走了。
過不幾天，有人送東西來了：十斤魚，二十斤肉，或者幾十斤雞蛋，多少斤豆油。起初你甚至不知道是打哪兒送來的。但是俗話說得好，當官的不打送禮的呀。再說，這都是那年月有錢也買不到的東西呀。 “多少錢一斤？總共該付多少錢？”來人笑了：“忙什麼，往後再算。”走啦。
起初，這些東西是高價買來的。一斤魚竟要出一元五角錢。王守信有氣魄，不在乎：買！還特意建造了一座地下冷庫，儲存起來，隨用隨取。也有一些是交換來的，公社、大隊燒磚，我給你煤，回過頭來，你得給我豬，還得是每頭不下二百斤，皮薄肉厚的。但是王守信的交往範圍和需要量在成倍增長，得想法兒擴大貨源，降低成本。於是四人一網的漁隊成立起來了，養豬場建設起來了，辦起了佔地相當於一個生產隊的“副食基地”，連瓜果蔬菜都可以自己生產了。老王太太還不滿足，弄來一台推土機，成天價轟轟隆隆地挖土，還要建個大大的養魚池呢。
但是對王守信的需要也在發展，縣委還讓她給縣里搞水泥，弄化肥，買拖拉機。這就必須去結交更多更高的首長。除了送禮，還有沒有別的法子調動這些人的積極性呢？
王守信觀察著縣內外領導幹部的生活、思想和需要。 “除了吃的，他們最關心、最犯愁的還有啥問題呢？”她是機智的，“有了！”一拍大腿，琢磨出來了：“兒女問題呀！怎麼想著法兒不下鄉，早回城，能升學，或就業！”那麼，既然地方上都設“知識青年點”收容下鄉知青，她的燃料公司為什麼不可以用大隊的名義也辦它一個呢？把它當作轉運站，憑著王守信四通八達的“關係”，解決幾十個人的升學、就業或回城問題，還能有多大難處嗎？
這就在鳥河公社的松江大隊選定了地點。十來間瓦房蓋起來了。省、地、縣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陸續來了，或者人雖沒來，上了花名冊了。人不來，每月也照發四、五十元工資。楊政委的女兒就是掛了名，不勞動，倒入了黨，然後“轉”回哈爾濱去了。
有笑的，也有哭的。
這就是松江大隊農民多年來不斷寄出的控訴、檢舉信中的一封：
“……王守信這群蛀蟲，多年來仗勢壓人，強買和霸占我們四個小隊熟地和毀林開荒達五十八垧之多。我們松江大隊的磚廠用她的煤，不給她地，就卡我們脖子。我們辛勤栽種十年的松樹，被他們砍掉一萬餘株。我們建造的梯田十垧，變成了她的瓜地。他們還趾高氣揚地說：“我讓生產隊在六點鐘派來人馬犁杖給我種地，他書記一個鐘頭也不敢誤！ ”生產隊寧肯誤了自己的地，也不敢不給王守信種地。他們在梯田附近打了一眼井，卻把井口鎖上，不許附近農民用水！由於佔了我們的好地，又不斷動用我們的勞動力，把我們盤剝得乾一天活只能得到六角錢的收入。而他們又從來不繳農業稅；收入也不上繳，所有產品全部用於送禮請客，腐蝕幹部……”
然而王守信的良心卻是平靜的。她這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公”呀，不然，歷屆縣委書記為什麼都讚不絕口呢──：“老王太太真行。整來多少煤！”“老王太太真能抓撓，沿江五縣，就數咱賓縣運來的煤最多！”
但是有一個問題：她那些錢，是打哪兒來的呢？
煤有兩種：國營煤礦生產的煤，價錢是高來高走，低來低走，屬於“計劃內”供應。 “計劃外”供應的，是小窯煤，則要外加運雜費。從一九七二年起，王守信實行一種非常簡便的撈錢辦法。把一部分國營礦的煤，冒充小窯煤出售，每噸加價五元至十幾元不等。開兩張發票。一張是原價，另一張是附加的運雜費。後一張不上帳，錢也不上繳。
王守信只許兩個人了解這個機密。一個是她的同黨馬占清，燃料公司白石營業部的主任。一個是會計孫錫印。這兩人都是王守信拉進黨內的。孫錫印是小買賣人出身，除了掌櫃的和夥計、日本人和亡國奴之間的關係，他不知道人世間還會有他種關係。現在對於王守信，他依然象當年對掌櫃的那樣服服貼貼，忠心耿耿，王支書發展他入黨，也是一份恩情呢。王守信的命令是：小窯煤加價款單獨存放，概不上繳：發票可以毀掉。孫錫印身兼四職，開票，收款，記賬和付煤都是他，執行書記的指令，自然毫無困難。那天王守信吩咐完了，孫錫印轉身耍走，她把他叫住了：
“你等等。聽說你要續個弦？唉，都五十多歲的人了，還扯那個乾啥？算了！”
這也是命令，不過孫錫印看作一番好意．書記這是關心自己呀。其實，前妻死去已經十九年，他是經過再三斟酌才決定找個老伴兒的。
王守信關心的其實是保密，多一副耳朵多一張嘴，沒好處。誰知道孫錫印找來的是什麼入？要是像她這樣愛嘞嘞的可怎麼辦？
（六）她的黨
王守信被拘留以後，還在誇口：“你們到賓縣打聽打聽，我老王太太關心群眾生活是第一份兒的！”此話不假。職工的煤呀菜的，都是她親自指揮，送到職工家裡。每逢年節，還另有犒勞，比方中秋節，人人可以得到二斤月餅，不過是由王守信親自個別遞交，人人都以為王書記只送給他，因而份外感激。王守信到廣州看病，還不忘給每人買一件晴綸線衣。賓縣城裡職工的住宅，也數燃料公司建的最多。
王書記作人的工作，另一手就是罵。她罵人能罵出花來，最“觸及靈魂”，幾句話就能把人整哭。就說周祿吧，大小是個副經理，二把手，一個高大魁梧的男子漢，王守信罵他就像罵兒女，用當地話說，罵得“像頭小蒜似的”，“像個茄子似的”。職工上班，一看周祿的臉色，就能知道王書記在不在公司。他若是張張羅羅地像個管事的人，那就是王守信不在。他若是板著臉，走道兒都怕邁錯步，──那王書記准在公司呢。週祿自己也說；“我陷進去，就是從一個'怕'字開始的。跟她在一塊兒，就像豆腐掉到灰堆裡，打也打不得，吹也吹不得，左右都不行。……唯一的希望就放在她的歲數上，心想：你這根蠟，還能點幾天？等你死了，我再好好乾。
威懾力已經如此之大，王守信還是不放心，總是猜疑有人要整她。她有一個非常靈敏的情報網。週祿因為受不了王守信的氣，一度想不干這個副經理了，出去開車。第二天王守信就罵上了：“週祿，你要走嗎？你要走，我現在就給你開個二指半寬的條子。走，現在就走！”
這情報網當然是苦心經營的結果。通過排擠和調出、調進和拉攏，燃料公司大部分職工已經是王守信信得著的人了。同時，王守信還建設起一個絕對可靠的黨組織。
王守信看誰不錯，聽她話，就拽過來，說：“光傻幹不行，得靠攏組織啊。”她介紹的頭一個，黨員開會，有人不同意．王守信炸了廟：“他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考驗，比你們誰都強！瞧瞧你們這些黨員，不是走資派，就是保皇派，沒一個好揍！他要是不夠黨員條件．你們誰都不夠！”
她說夠，就夠了。第二個，她推薦馬占清，優點是：“馬占清提拉半拉腰子，成天呼兒號的，把煤卸的挺好。人也不太姦，對公家東西像個把家虎似的。我看還不錯，夠個黨員了。”又有人反對。王守信把臉子一沉，說：“咱們燃料公司的黨員要都趕上馬占清那樣，我看還好了呢！”說完，端起煙笸籮就走了。這就算通過，也算宣布散會。
王守信一手發展了十一名黨員。咱們不能嫌麻煩，得看看都是些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
一個司機：一向聽話，老老實實──跟王守信開車送禮，也老老實實。心裡明明有些想法，可是從來二話不說，啥事不問，堅守一個信條：“王書記辦的事，誰都不准問。讓你咋辦你咋辦！”
第二個，是工作肯幹，老實聽話。為了爭取入黨。看見王守信給妹妹蓋房，他把公家一塊松木跳板截成六節，還把一箱玻璃割好，用卡車拉到工地。
一個木工，工作肯幹，老實聽話。他幾乎把王守信家裡的私活全包下來了。跑外送禮，他也是一把好手……
除一人而外，十名黨員都是“工作肯幹，老實聽話”，聽誰的話呢？當然是王守信的羅。按照緊跟書記就是緊跟黨，維護書記就是維護黨的邏輯，他們有多大錯兒呢？
總之，在燃料公司，王守信有了一個可靠的後方。在縣委和縣革委機關，有三十幾個“造反派”哥兒們圍著她嗡嗡轉。在縣委常委和書記那裡，她得到的是信任和頌揚。王守信還缺少什麼呢？她的事業進入鼎盛時期。
當然，一想到黑金庫裡嶄新的十元一張的人民幣已經積累到四萬多張，她心裡也有點發毛。這時候便有一個形像浮現出來給她壯膽：
“哼，話說回來了，咱們這些小人物算啥？省裡的大干部不也是伸手抓錢嗎？”
她說的是省燃料公司副經理郭玉才。一九七一年起多次找他要煤，雞魚肉蛋沒少送。後來請到白石港，大擺酒宴款待這位貴賓。酒足飯飽之後，郭玉才躺在炕上，說，“這回給你們搞這兩台汽車，我可沒少搭錢！”王守信心領神會，包起三百元遞過去了。過些日子又說：“我這回上北京出差，花虧了。”又是幾百大洋送上去了。四年間郭玉才受賄近二千元，給賓縣撥了六台汽車，一台加油器，還有大量煤炭。
這是王守信求之不得的，她怕就怕共產黨跟她不一樣，不愛財。幹部越大，收禮收錢越多，她就越是心花怒放。通過郭玉才，王守信又把商業部一個副局長請來赴宴。走的時候，王守信在哈爾濱給他打了一套沙發，床頭櫃，茶几，外加三立米木料和幾麻袋黃豆。都收下了。王守信更加放心了：“北京也有這樣的干部呀。這些東西並不是我老王太太的家私，他能不知道嗎？”
“四人幫”垮台，在王守信和她的“造反派”戰友中引起過一場虛驚。但一九七八年的一次長途旅行向她證明了：即使在粉碎“四人幫”將近兩年以後，她老王太太的地位不僅依然牢不可破，而且還在上升呢。
那是黑龍江省經濟委員會一位聶副秘書長給她安排的一次示威，一次力量大檢閱，作為對於王守信先後幫他解決三個孩子返城和就業問題的酬謝。他替王守信買飛機票，派兒子陪伴護送。當這個特大貪污犯從哈爾濱機場起飛時，竟有省級三個部門的領導人驅車送行。到廣州，有三個單位接待。在上海，有專人陪送她到高級賓館。
現在，王守信上升到財富和榮譽的頂峰了。她在“上邊”日益擴大的影響，她家門前來去不斷的省、地、縣的小汽車，她為賓縣搞來的各種物資，大大抬高了她的身價。作為這種地位的反映，王守信也就更加有恃無恐，驕橫跋扈。在小小的賓縣，她還怕誰呢？
（七）“全面專政”
一九七五年年初，十冬臘月，王守信和工人一起進山，上高楞拉木頭。進山時車裡裝的是豬肉、白酒、香煙、肥皂。每到一個卡子，老王太太進去交涉，外邊就大送其禮──都是平常見不到的東西啊。有的卡子，老王太太一進去，就把旅行袋往桌上一摭，又慷慨又親熱地說：
“不是說你們這兒缺電池嗎？這回連電棒兒都送來了，配套成龍！”
到山里，把檢尺員也買通了。老王太太不畏艱險，身先士卒，踏著冰雪滑不呲溜地爬上高高的園木堆頂，揀好的挑，然後自己估算個米數。當滿載而歸時，過道道卡子，一說車裡坐的是老王太太，連看也不看，一路放行。就這麼著，弄回五十多方上等松木，才花五百多元錢。
本來是件喜事，王守信打算歡慶一番的，可是不成想賓縣城裡等著她的是一件喪事。
縣委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紀檢員楊清來找她，向她透露：一位常委收到一封匿名檢舉信，揭發王守信有貪污違法行為。當晚王守信就提上兩瓶“賓州大曲”到楊清家來，拿過檢舉信，說是要對對筆跡，借走了。
王守信第二天一到公司，把檢舉信朝週祿跟前一扔，就罵開了：“操他媽的，我上高楞拉二十天木頭，家裡就反啦！……你他媽這個家怎麼當的？不是叫你看住這些人嗎？”
紀檢員(後來是紀檢會副主任了)楊清也來了，和周祿一起拿著幾張大批判底稿同檢舉信查對筆跡。可惜沒查出個結果，楊清就把信收起來，對王守信說：
“也別查什麼人寫的了。反正這封信到我這兒也就拉倒了！”
此話是個暗示，是個許諾，是作為賣方，把自己手裡可以濫用於庇護罪犯的權力作為一次交易的對象投入市場。買主是定了的，至於幾時支付報償，那無關緊要。
王守信裝模作樣地說：“行。這封信是寫我的。誰叫我是支書來呢！算了。若是寫別人的，那可不能饒了他！”
楊清果然實踐了他的諾言，那封信從此就不見了。
但是王守信卻並未善罷甘休。
她連拍三封電報，把汽車司機曲兆國從雞西煤礦給催了回來，說是要搞戰備。曲兆國連夜趕回，進了屋，棉襖還沒脫，王守信就沖他來了：“你是想奪我的權哪？你還想在我屁股底下安個雷管把我炸死呢！”
曲兆國怔住了，摸不著頭腦。他長期給王守信開車送禮，自稱是老王太太的“副官”。每到一家，大包小裹的都是“副官”往屋裡運，不許拿錯了，可是又什麼都不許問。曲兆國祇能默默觀察，例如，他發現凡是去送禮的人家，幾乎家家都裝著電話，這官就不能小了。王守信懷疑他摸到了她的什麼隱秘，她猜對了。有一回到省燃料公司要煤，他聽見會計問王守信能不能給弄點現金，說是五千元就夠了。他聽見王守信說：“五千夠嗎？給你一萬吧。”會計問：“你能支出那麼多？”王守信說：“不用支，白石就有。”曲兆國聽了，心裡一驚，可是馬上就裝出個啥也沒聽著的樣子。這是白石有個黑金庫的秘密第一次洩漏給外界。經過將近四年的時間，當賓縣縣委派工作隊進駐燃料公司以後，竟還要苦苦工作三個月，還沒有發覺這個對於王守信說來是致命的秘密！
王守信下令：全公司職工辦“學習班”。先學張春橋、姚文元那兩篇長文章。這算學對了：王守信在這裡已經夠“專政”的了，然而還不夠，還得更“全面”點。接下來學小靳莊，讓大家寫批判稿，王守信拿到辦公室一張張看和猜，像不象檢舉信上的字跡。
隨後讓大家學小靳莊“賽詩”。王守信先作個開場白，也就是動員報告吧，照例是非常生動活潑的：
“咱們燃料公司出了個甫志高！”王守信理了理她那烏黑如墨染的青絲，──她愛把自己比作江姐。 “咱公司有啥問題？就是有，咱自己還解決不了，非得寫告密信不可？……我五十好幾的人了，我起早貪黑忙忙碌碌圖個啥？誰不知道，我老婆子是帶病工作呀，我……”說著就解褲腰帶，有些男的早知道下面的場面了，趕忙低下頭去。大約是今天太激動了，褲帶沒解開，說了一句“我王守信哪點對不起你們？”她哭了，罵罵叨叨：“寫檢舉信的人叫他不得好死！有兩個兒子叫他死兩個兒子！有兩個姑娘叫他死兩個姑娘！叫他絕戶！”
“賽詩”會的氣氛很緊張。那邊大鼓擂得震天響，就像說話張飛就要跳出來似的。一邊敲鼓，一邊傳手絹兒。都趕緊傳，生怕叫那手絹兒燒著似的，因為鼓聲一停，手絹兒在誰手裡，誰就得作詩。桌上擺著蘋果和糖，可是誰有心思去吃？
起先還是批林彪和孔老二的詩。越往下越不像話了，小放豬的說不出口的詞兒都上來了。這一首就算文明的了：
“日本的娘，蘇修的舅，
美帝的骨頭， 以色列的肉，
若問此人名和姓──
姓萬名叫不是人揍！ ”
把王守信逗的噗哧一下樂了。她這一樂，別人才敢跟著樂。
下一個詩人，顯然是會前知道了王守信的意圖，就給曲兆國畫了一幅漫畫。
“個子長的有一米七，大嘴巴象媽的X。
刀條臉，尖下頦，支著個腿，王八脖。
一笑好像要干點啥，實際還沒幹什麼。
筆記本兒兜中揣，有事就得記下來；
運動來了用得上，好去上訪和告狀。
想要搞垮黨支部，還想走他的資本路！ ”
王守信一邊聽，一邊樂，還給詩人遞過一個蘋果一把糖，以示勉勵。等詩一念完，她把臉一繃，厲聲喊道：
“曲兆國，你給我站出來！”
曲兆國拖著一米七，縮著剛剛遭到污衊的脖子，站到會場當中來了。
王守信還沒完，又說道：“家有賢妻，男人不做橫事。蘆雅琴，你這個小騷老婆，陪著站！”
蘆雅琴不肯站出來。王守信又喊。 “去叫民兵！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嘛！”民兵不動。 “你同情啊？”又回過頭來，忽然間變得和顏悅色了。
“我說兆國呀，你寫了，你就承認。”
“不是我寫的，我承認個啥？這又不是反標，不是惡攻，不是反對中央，我寫了就是寫了，我怕個啥！”
又擊起鼓來，又接著作詩。人人心裡也有個鼓，咚咚敲個不停。都是成天鼓搗煤的，會做啥詩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輩子倒了胃口，以後聽見詩就得發抖。你不作詩，不罵得蝎虎點，就要懷疑到你頭上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呀。有人偷偷溜到別人背後，看人家都編個啥，沒文化，憋不出來的，索性站起來朗誦散文──破口大罵……
祖國啊，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人，這就是我們的工人階級嗎？王守信──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共產黨嗎？
這一頁歷史，應該用哪種色彩來書寫呢？
（八）時代病：軟骨症
燃料公司離縣委大樓只有二百米遠。如果王守信的罵聲和工人的哭聲聽不到，那麼“擊鼓罵操”的鼓聲呢？那些大字報和檢舉信呢？省委地委多次批轉下來的控告信呢？一概沒有看到和聽到嗎？
翻閱一九七二年以來縣委常委會議的記錄，真令人感慨無量！那裡討論了一切問題──徵兵，計劃生育，刑事犯的量刑，播種計劃……唯獨很少討論黨本身的問題。共產黨管理一切，唯獨不管共產黨。
一九七二年實在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賓縣，幹部大吃大喝、摸拿貪占之風這一年重新達到高潮。王守信的大規模貪污始於這一年。這一年又適逢縣委正式恢復，柳真來到賓縣擔任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屆縣委的第一書記。
他家還未搬來，王守信就打發人給他家夾起了板障子，運來漆黑油亮的煤塊，後來又運來上好的大米。兩家鄰居也有過一些交往。但是無法證實柳真和王守信同流合污，有意掩護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動。當他一九七六年離任它往時，甚至還叮囑過繼任的女書記． “你可得注意這個王守信，這人不正道。”這說明他柳真是有些眼光的。他也確有一定水平。他缺乏的是一點別的什麼東西。
這人沒法兒再和氣了。無論是開會講話，接待來客或走在街上，他永遠是笑容可掬的。他的身姿，聲音，舉止和走路的步子，都輕柔而圓潤，似乎時時處處都在向人們表白：我不對任何人懷有惡意，請勿誤會，我不會觸犯或加害任何人。即使心有不滿、牢騷滿腹的人，同柳書記談話也發不起火來，因為他的無邊眼鏡背後，流露著的是深深同情：他非常耐心而又細心地傾聽你的申訴。似乎只要他力所能及，一定會滿足你的任何要求。當然，事實上他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沒過多久，一個綽號就傳開了：“老太太官”。還有一個：“柳哈哈”。他總是點頭稱是，總是“好，好，好”。一次回家，老伴難過地告訴他，家裡養的雞全部瘟死了，他的答話仍然是：好，好，好。
他是生就的這種性格嗎？未必。如果說是性格，怎麼會那麼巧，那麼集中，這一屆縣委書記裡竟有三個人，人家給他們的評語都是“滑”和“姦”呢？
“文化大革命”開始，柳真在雙城縣當縣委書記。他的靈魂(連同肉體)被“觸”得深了些，以至留下的痕跡也深一些。來賓縣前又有人向他打了招呼：“那地方可複雜呢，能囫圇著出來的人不多。”賓縣，那裡你要查清一件事都挺難。 ”他也早有所聞：這裡因武鬥和冤案而死的人，是全專區最多的。
前任縣委書記張向凌交接工作時，向他詳細介紹了“造反派”的情況，特別囑咐他，聞峰等幾個頭頭無論如何不宜重用。
柳真聽著，不住點頭，心裡卻有一個相反的思維過程在進行：“我知道，你得罪了不少人。我要是不和'造反派'搞好關係，我怎麼站得住腳？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
不久，他就把被張向凌貶黜到賓州鎮工作，滿腹怨氣的聞峰重新扶起來，拉進縣革委常委。其餘幾個頭目也重新各得其所。
一九七二年，縣委恢復不久，常委會上大家就十分明確地指出：不敢於向不良傾向作鬥爭，對人求和不鬥，是黨的領導當前最大的問題。書記和常委們甚至提出了非常響亮的口號：“大干快變，首先大院要變”，“能變不能變，首先看大院！”
三年以後，一九七五年常委會又來檢查，還是這個問題。不敢鬥。為什麼不敢？ “怕陷進去，怕得罪人，怕捅了馬蜂窩……”
又過四年──一九七九年，當王守信一案已經破獲，常委們又來檢查，依然是“不敢鬥”的問題。
不敢鬥，是不是由於受了壞人賄賂，比如說，被王守信收買了呢？縣委常委十一人中有九人接受過王守信的禮物，這是事實。但是，領導幹部裡也有根本沒受過禮的人呀。比如縣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她就是乾乾淨淨的。在王守信送過禮的二三百人中間，只有她一人頂住，一塵不染。這是一九四六年參加工作的一位正派同志，看不慣拉拉扯扯的風氣。她見到這些年“好壞不分”，“工作好作，關係準處”，心裡也不滿意，為“到底多咱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感到憂慮。但是，這樣一位好同志，卻“沒看到”需要她來進行鬥爭來“解決這個問題”。她謙虛謹慎，勤勤懇懇，艱苦樸素，除了不敢鬥爭以外，符合“好乾部”的幾乎一切標準。
“四人幫”雖然倒了，縣委班子在“造反派”面前的軟弱怯懦，卻依然如故。賓縣的揭批查，是一九七八年才進行的。這回聞峰不能不作檢查了。唉，說來叫賓縣的干部群眾傷心。那批判大會的幾個場面給人印象太深了：頭一次檢查，從語言、聲調、內容看都像作報告。主持大會的是關書記。大家期待著，他總得有個態度吧？沒有態度！第二次檢查，沒什麼進步，關書記依然沒有態度。這是很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