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977《班主任》

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劉心武 原發刊物：《人民文學》 發表時間：1977年11月號 1977年夏天劉心武在密雲寫《班主任》的時候，也許並沒有意識到此舉將開啟一個新的文學時代——中國新時期文學。儘管日後著作等身，藝術風格與時俱進，轟動效應不斷，時過境遷，歷史記住的，依然是他的《班主任》。 《班主任》成了劉心武的“名片”。 《班主任》以張俊石老師接受一個小流氓插班的過程為線索展開情節，揭露“四人幫”對青少年一代的毒害，在當時產生極大的反響。小說中的宋寶琦和謝惠敏，一個是渾渾噩噩的小流氓，一個是品行端正、根正苗紅的班幹部，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在精神的蒙昧上，在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無知上，卻有十分深刻的相似，前者因“什麼書也不讀而墮落於無知的深淵”，後者輕信盲從，思想僵化，一口咬定是本“黃書”；鑑於這個觸目驚心的事實，作者驚呼：“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

《班主任》問世的過程頗具一波三折的戲劇性。 《人民文學》編輯部接到這篇稿子後，內部引起強烈震動。據當事人劉錫誠回憶：雜誌副主編劉劍青讀這篇小說時，“伏案流淚，情緒無法控制”，向他推薦是一篇“極為感人”的作品，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發表。時任小說散文組負責人的涂光群這樣回憶：“《班主任》這篇稿件來到編輯部後，責任編輯覺得它對'四人幫'的揭批是深的，但問題提得太尖銳……稿件送到編輯部負責人那裡，他也說沒有把握，這才送到主編張光年那兒，請他拍板定奪。”張光年審閱後，召集編輯部三級編審人員在自己家裡開會，綜合大家的意見後，認為：“不要怕尖銳，但是要準確”，肯定了《班主任》，也提出些意見。經作者修改，《班主任》在《人民文學》1977年11期以頭條位置發表。

《班主任》發表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雪片一樣地飛來。雜誌發行的第三天，作者就收到一位財貿系統的女青年寫來的信，表示“在激動之餘不知道應該怎樣表達自己的思路才好”，認為《班主任》“衝破了'四人幫'千篇一律的文風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縛”，通過“藝術的、現實主義的描寫，無情地揭露了、控訴和鞭撻了'四人幫'這夥禍國殃民的蟊賊。”為此，《人民文學》1978年第2期專門開設欄目，刊登讀者來信。與之同時，《文學評論》先後兩次為《班主任》召開座談會，一次是與北京第一機床廠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學同學的座談，一次是文學圈內人士的研討，前者對《班主任》的現實意義、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後者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認為《班主任》的出現，標誌著“被'四人幫'破壞中斷了的革命現實主義文藝傳統的恢復”，並將它與“暴露文學”、“問題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劃清界限。老作家嚴文井激動地為《班主任》正名：“如果說《班主任》是'暴露文學'，那是暴露'四人幫'的文學；如果說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那是批判'四人幫'的革命現實主義；如果說是'問題小說'，那麼'四人幫'留下的問題成堆，《班主任》提出了問題，這僅僅是開始，還應該有一大批這樣的'問題小說'出世才好。”在這樣強大的呼聲之下，1978年春《班主任》榮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榜首，中國作協主席茅盾親自向劉心武頒獎。

《班主任》能夠在當時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絕不是偶然的。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後期），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新的歷史拐點。由於復雜的歷史原因，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負面不斷地膨脹，到“文革”時期，已異化為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合理的內涵至此喪失殆盡，終於走向自己的反面。 1976年9月以毛澤東逝世為契機，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舉國上下一片沸騰，共同慶祝，正是最好的表徵。國家的意志，民眾的願望，知識分子的心聲，此時形成合力，如此的盛況可謂千載難逢。然而，歷史的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長期形成的觀念和思維慣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變。其時，“四人幫”雖已粉碎，兩個“凡是”依然禁錮著人的頭腦。當時“思想解放”派與“兩個凡是”派正在較量，處於對峙的狀態。在這種形勢下，迫切需要另一種力量出來打破這種僵局。在風雷激蕩的中國現代歷史上，文學經常充當政治的馬前卒，小說首當其衝，《班主任》的出現，正好應合了這種需要。

從文學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義。隨著“四人幫”倒台，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就大量湧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作品無論思維方式還是結構模式，與此前批“走資派”的幫八股沒有什麼兩樣。其情形正如馮牧描述的那樣：“一個時期內，我們看夠了幫風幫氣的作品，這真是一種苦難，本以為粉碎'四人幫'後，不很長時間，就可以肅清流毒，打掉這些幫風幫氣幫文了。事實並非如此。在此相當時期內，我們還不得不在批判陰謀文藝之後，又要與一種我把它叫作'轉移文藝'的東西作鬥爭。”（《打破精神枷鎖，走上創作的康莊大道》，《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馮牧所說的“轉移文藝”，就是那種換湯不換藥的風派文藝，即昨天還在批“走資派”，今天就以同樣的方式批“四人幫”，還有那種冥頑不化的“主題先行”的現代八股。正是這樣的背景，為《班主任》的脫穎而出作了鋪墊。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脫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無法卒讀，在當時卻讓人有石破天驚之功，因為它首次公開衝破僵化機械、千篇一律的“文革”文學模式，開始面對真實的生活，朦朧中演繹了中斷已久的現代性啟蒙的主題，肯定了知識與理性的價值。事實上，這是劉心武決心告別“假門假事”的“文革”文學模式，“動真格兒”寫出的第一篇小說，對他的文學生涯有著特殊的意義，正如他自白的那樣：“《班主任》是我摒棄'四人幫''主題先行'、'路線出發'那一套'幫規''幫法'以後，思想初步解放，敢於正視現實，從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發，經過對創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說是艱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後形成較成熟的構思，又在提筆後隨著感情的奔騰，而盡可能往深裡開掘，最後又幾經修改，才終於定稿。”這段話展示了劉心武掙脫“文革”寫作模式的艱難過程，很是耐人尋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擺脫一種長期形成的寫作積習談何容易，甚至從劉心武的這番話語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題先行”的味道。事實上，從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寫作並未跳出“主題先行”的掌心。然而，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儘管只是淺層次，《班主任》開始直面現實生活，並且觸及嚴峻的問題——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創傷問題。唯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氾濫成災的“轉移文學”，成為“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

然而，劉心武畢竟不是時代的先覺者、超越者，而是一位與時俱進、得風氣之先、勤奮高產的作家。比起同時期的“地下文學”所達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顯得相當膚淺和曖昧。這表現在作者儘管聲討“四人幫”，對“文革”卻不否定，採取迴避的態度，然而文中對“文革”序幕的“四清”運動讚許的口氣，表明劉心武認識的限度。這其中固然有寫作策略上的考慮：當時中共中央剛宣布“文革”結束，尚未給它定性——那是在一年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之後的事情。在這種形勢下，劉心武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迴避，採取迴避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起自我保護的因素，認識上的局限應當說是更為內在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種認識上的局限，使《班主任》恰到好處地契合了當時政治的需要，在中國文壇一炮打響，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啟幕之作。

1977年，中國文壇尚處在“文革”文學的巨大歷史慣性中，這一切清楚地反映在《班主任》中。 《班主任》雖然在主題意蘊上沖破了“文革”模式的束縛，但在藝術形式上仍是原來那一套。比如張老師的形象，基本是“高、大、全”的翻版，儘管作者寫他外表“實在太平凡”、“中等身材，稍微有點發胖”，卻是一個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人，在作品不算短的篇幅中，作者沒有留給這位36歲的壯年男子任何私人的生活空間。再比如，《班主任》的敘事基本上沿襲“文革”文學路線鬥爭的框架，張俊石老師接受小流氓宋寶琦的插班，排兵布陣，運籌帷幄，就像是在指揮一場戰役，最後以張老師的勝利在望而告終。這種敵我對抗、我方必勝的敘述套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感和問題的深刻性。

時過境遷，《班主任》幾乎褪盡顏色，唯有謝惠敏人物形像是例外。可以說，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最具深刻內涵的“典型人物”之一。劉再复高度評價這個藝術形象：“謝惠敏作為新時期文學的第一個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傾教條主義的重壓下扭曲、變形，靈魂的活力被窒息，這是值得悲哀的，這種扭曲和窒息發展到了她本身並不感到痛苦和苦悶的程度，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當她反過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再去壓抑扼殺另一個活生生的靈魂時，這就進入更深層的悲哀了。劉心武無意之中寫出了一個深邃的靈魂時，喚醒和震動了或多或少有一些謝惠敏式的潛意識的整整一代人，引起他們深沉的共鳴、激動、反省。”（《他把愛推向每一片綠葉》，《讀書》1985年第9期）許子東認為：《班主任》對宋寶琦和石紅的描寫，均未跳出“十七年文學”模式，唯獨對謝惠敏的描寫第一次劃出“傷痕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界限，在初期的“傷痕文學”中，沒有哪個形象能達到謝惠敏性格具有的藝術深度。他這樣分析“謝惠敏性格”的實質：“僅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幫的毒害而不自覺'嗎？為了保護農民的莊稼因而不准同學帶走一束麥子；對黃色書籍的警惕性很高以致把也'錯劃'進去；艱苦樸素到了天熱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這些謝惠敏式的行為，如果放在五十年代'青春萬歲'背景下或出現在六十年代中學生齊抄《雷鋒日記》的時候，又會得到怎樣的評價呢？——雖然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挑戰性劉心武當時還沒有足夠的重視，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細節把握的分寸感，事實上卻已經為無數熱烈追求政治進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樹立了一面反思的鏡子，照出了他們成長道路上的某一側面：謝惠敏的錯誤究竟是錯聽了'四人幫'的話呢，還是錯在不該只聽別人的話而自己不思考？謝惠敏的悲劇究竟是工作不踏實革命不堅決為人不樸實呢，還是缺乏獨立的人生意識，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權利都'上繳'了進而一切聽從別人的安排？”（《劉心武論》，《文藝理論研究》1987年第4期）

謝惠敏作為一個“典型形象”的誕生，頗具耐人尋味的戲劇性。劉心武寫《班主任》，本意主要是為塑造歌頌張老師這個“抓綱治國”的英雄人物，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揭露“四人幫”給祖國下一代造成的“內傷”，由此寫出了宋寶琦和謝惠敏兩種不同類型的受害者。據劉心武自己介紹：宋寶琦這個人物形像在讀者中產生共鳴，是他預先估計到的，而謝惠敏在讀者中產生更大的共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對有人主動寫信來承認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謝惠敏，這一點我事先估計不足。而事實上來信承認自己是謝惠敏的讀者，竟比承認自己是宋寶琦的多幾倍！”（《生活對創造者說：走這條路》，《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這說明劉心武對謝惠敏這個人物形象缺乏足夠的認識，在尚未認清其價值的情況下匆匆寫進作品。

據劉心武自述：在1976年底召開的一次揭批“四人幫”的座談會上，他發言談到：“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愚民政策在中學生中造成兩種精神畸形兒，一種是小流氓，問題暴露在外，比較容易引起人們注意，另一種當著小幹部，被認為是標準的好學生，不大容易發現，發現了不大容易受重視，後者如果不轉變，惡性發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壞性。這些內容構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說中的宋寶琦和謝惠敏的人物形象，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寫到謝惠敏的時候，作者頗為躊躇：“生活中有相當數量的宋寶琦，這一點廣大讀者是深有體會的，把這樣的形象寫入作品，雖然擔著一定的風險，多數讀者恐怕還是能夠接受的；而生活中還有不少的謝惠敏，這一點究竟有多少讀者能夠承認呢？把謝惠敏這樣出生在勞動人民家庭的團幹部，寫成被'四人幫'造成'內傷'的狀態，會不會被扣上'污衊''醜化'的大帽子呢？會不會被認為是搞'暴露文學'？”為此，劉心武兩次翻閱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複驗證，確認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幫”在人民中遺留下的惡劣影響，才放心地寫下去。 （《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光明日報》1978年10月3日） 將謝惠敏這樣的精神畸形兒僅僅視為“四人幫”毒害的產物，是一種淺層次的看法，反映出劉心武認知的局限。儘管如此，謝惠敏作為一個文學形象隱含著深刻的內涵，唯其如此，在閱讀過程中其意義被源源不斷地闡發出來。劉再复說過一句令人悚然的話：“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上積澱著一種謝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從這個意義上說，謝惠敏這個形象並不是劉心武一個人創造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典型是千萬個受到震動的讀者選擇出來，並由當時的評論家們協同創造出來的。”（曾鎮南《劉心武論》，《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3期） 劉心武的文學創作不以思想深刻見長，其過人之處，在靈敏和聰明。劉心武寫過一篇妙文，將這種聰明和盤托出，其中這樣寫道：“我寫《班主任》，構思了好久，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繞了好久。最初，我腦中形成了宋寶琦的形象。然而那時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四人幫'造成了宋寶琦這一類的畸形兒，倘若急於提筆來寫，那麼難免與別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腦子裡繼續繞，也就是往深處思考，這樣就逐漸凸現了謝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這個形像以後，我才動筆寫那篇小說。結果讀者讀那篇小說時，本以為出現了團支部書記形象，是一個以前已經見識過的幫助小流氓的下面形象，沒想到小說寫到後面，卻繞過了他所熟識的形象和猜想，展現出他未曾想像到的意境：謝惠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更令人焦慮的畸形兒！”（《繞》，《花溪》1982年第1期）這表明：劉心武寫出謝惠敏這個形象，與其說是出於深邃的思想和強烈的藝術感受，不如說是出於藝術創新的需要，它給劉心武帶來意外的收穫，也不可避免地留下遺憾。道理很簡單：倘若作家主體意識尚未充分覺醒，學養功力欠到，單憑“繞”這一技術層面的努力，作用畢竟有限。無怪劉再复在肯定劉心武“與時代共同的脈搏”的同時，對他的“不經意”表示遺憾，認為這種不經意的創作，使劉心武沒能在謝惠敏這個靈魂的淵海中更深地開掘，否則這一人物將取得更大的成功。 謝惠敏的愚昧無知中，糾集著褊狹極端的階級鬥爭觀念，對此作者視而不見。張老師（實際上也就是劉心武自己）痛心於謝的愚昧無知，卻無條件肯定她的階級覺悟、鬥爭哲學。從這個角度看，張俊石與謝惠敏沒有本質的不同，差別僅在於：一個是純然的無知，一個自以為知的無知，都是值得救助的對象。這樣一來，張老師的“救救孩子”不能不顯得格外勉強，缺乏那樣的憂憤深廣的感染力。其實，在那個荒謬的時代，受傷害的遠不止是宋寶琦、謝惠敏，作者本人也應當是其中之一。就在一年之前，劉心武還在寫《睜大你的眼睛》那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小說。其中的小英雄方棋，無疑就是後來的謝惠敏。無獨有偶，其中也有一個類似事件的細節：方棋偶然得到鄭可意遺忘的筆記本，隨便一翻，便“像偵察兵發現了敵人的重要砲位似地皺起兩道眉毛，激奮地對大家說，'這是一本手抄的黑小說！'”當場沒收。這與謝惠敏讀也不讀就斷定是本“黃書”，是何其的相似。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無條件肯定的無產階級小英雄，後者是挽救的對象。劉心武在沒有完成自我清算，對自己的局限性沒有認知的情況下，匆匆地趕新的時代潮流，留下破綻是難免的。儘管如此《班主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價值和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李兆忠撰） 劉心武：《睜大你的眼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劉心武：《生活對創造者說：走這條路》，《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 劉心武：《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光明日報》1978年10月3日 盧新華：，《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 瀨戶宏：《試論劉心武——到〈班主任〉止》，《鐘山》1982年第3期 賀桂梅：《新話語的誕生——重讀〈班主任〉》，《文藝爭鳴》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