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961《雪浪花》

體裁：散文 作者：楊朔 原發刊物：《紅旗》 發表時間：1961年第20期 翻閱三卷《楊朔文集》，我注意到：散文在楊朔的作品中只佔一小部分，小說佔大頭；而且，楊朔本來志不在散文，而是在小說，在以散文名世之前，已經發表《三千里江山》等中長篇小說，還有大量的通訊報導，當時產生過相當的影響。然而，時代更青睞的，卻是他的散文，這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形別有一番滋味。然而，真正使楊朔的散文非同尋常的，卻是他的“詩”。楊朔是一位詩人，一位天真的詩人。 曾幾何時，楊朔散文風靡大江南北，與之同時，楊朔式的散文也廣泛流行，經久不衰，在中國大地上演了一幕蔚為大觀的“楊式團體操”。據《散文》1984年第10期發表的《散文現狀縱橫觀》一文對某一天來稿的統計，“百件中竟有十一篇是寫小溪的，八篇是寫日出的，五篇是寫貝殼的。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職業年齡各異，但卻如此不謀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聯想引申的路數也大致相同，最後'昇華'的路數也別無二致。”由此可以窺見楊朔散文的影響力。

《雪浪花》是楊朔散文的代表作，敘述“我”在海濱休養時，遇到的一位人稱“老泰山”的神奇老漁民，緣起是海邊的一塊相貌怪異的礁石，此礁石滿身溝窩，坑坑坎坎，狀如麵團。就在幾個好奇的姑娘議論紛紛、感到不解時，一個歡樂的聲音從背後傳來：“是叫浪花咬的。”發出這個聲音的，是一位剛出海打漁歸來的老漁民，身材高大結實，一把蒼白鬍子，眉目神氣宛如秋天的高空，清朗而深沉。老漁民隨後這樣開導姑娘們：“別看浪花小，無數浪花集到一起，心齊，又有耐性，就這樣咬啊咬的，咬上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哪怕鐵打的江山，也能叫它變個樣兒。”這番飽含人情世故的妙語吸引了“我”，使“我”了解了“老泰山”身世及其稱呼的來歷：他從小走南闖北，經得多，見得廣，是生產隊的智多星、主心骨，天長日久，成了大夥們依靠的泰山。幾天后雨後初霽，“我”又見到老泰山，這次是手推獨輪車，出來幫人磨剪刀，從他的談吐中，勞動者的高風亮節，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對比，還有對美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盡顯無遺。不經意間，剪刀磨好了，老泰山高聲地對“我”說：“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雲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動。”隨後，老人收拾好家甚，跟我道別，推起小車走了幾步，又停下，彎腰從路邊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車上，然後“一直走進火紅的霞光裡去”。寫到這裡，“我”發起議論：“我覺得，老泰山恰似一點浪花，跟無數浪花集到一起，形成這個時代的大浪花，激起飛濺，早已把舊日的江山變了個樣兒，正在勤勤懇懇塑造著人民的江山。”作者猶覺不足，另起一行，繼續寫道：“老泰山姓任。問他叫什麼名字，他笑笑說：'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訴我。”

今天的讀者讀《雪浪花》，難免會產生一種怪異感。說它是散文，又像詩；說是詩，又像寓言；說是寓言，又有幾分神話的味道。尤其是老泰山這個人物，總讓人覺得裝模作樣，言談舉止與他的身份多不符合，頭上帶著光環。明眼人知道，裝模作樣的，其實並不是老泰山，而是作者楊朔。不過，在那個藝術“高於生活”的革命浪漫主義時代，這一切都很自然，誰也不會覺得奇怪；成為問題，那是後來的事。 楊朔的散文在中國當代文學評價史上經歷了兩起兩落的命運。 1961年楊朔的代表性散文集《東風第一枝》出版不久，好評如潮，《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相繼刊發評論文章，老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紛紛撰文予以肯定；高歌今認為楊朔的散文“最可貴的特點在於，通過優美的藝術形式，深刻地表現了我們的時代和生活的詩意”。 （《光明日報》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認為“他的散文很像詩，精緻玲瓏，給予讀者以美的情思與美的享受”。 （《人民日報》1962年3月14日）潔泯在《文學評論》上發表萬字長文，對楊朔的散文作了全面論述，認為：楊朔近年來的作品，“出現了一種前所少有的詩的意境，文章閃發著新的光彩”，“在藝術上終於形成了自己的獨有的風格”。 （《談楊朔的幾篇散文》，《文學評論》1962年第2期）

楊朔的散文在當時聲譽鵲起，不是沒有原因的。其時，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相對寬鬆的時刻，經過“反右”、“大躍進”的折騰，中國元氣大傷，亟需休養生息，這時中共調整了知識分子政策與文藝政策，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得到調動，催生出一個久違了的“文藝小陽春”。楊朔的散文正是產生於這樣的背景。然而，楊朔能夠成為那個時代散文的藝術高峰，還有個人的原因：詩人的氣質，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加上多年來持續不斷的摸索；其成功的秘密則在於：楊朔將詩歌的比興手法融入散文，創造了一個似真似幻、神話般的人間極樂世界，為飽受苦難、渴望幸福安定、“大團圓”意識根深蒂固的中國人調製了一道美味的“心靈雞湯”。 然而好景不長。不久“文革”狂飆降臨，楊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義毒草”，掃進歷史垃圾箱，本人受到殘酷的迫害，不久飲恨離世。

“文革”結束，否極泰來，經歷十年打壓之後，楊朔的散文迎來一輪強勁的反彈，藝術聲譽於此時達到巔峰。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鍾、洪子誠、佘樹森、趙祖謨、汪景壽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這樣評價：“在我國當代散文發展中，楊朔是有重大開拓與貢獻的作家。他自覺地把詩與散文結合起來，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學價值。其影響是非常深刻而廣泛的。”而在由全國十所高等院校18位專家參與編寫的、作為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中，楊朔已被視為中國當代散文第一人，全書的章節安排上，魏巍、劉白羽、秦牧、巴金與冰心、吳伯簫與曹靖華等同處一章，各自僅佔一節，只有楊朔一人獨立成章，共佔三節，如此特殊的“待遇”，表明楊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書中認為：在楊朔多方面的文學創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國以來人們公認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從1956的《香山紅葉》起，楊朔進入了散文創作的成熟期，形成了以濃郁的詩意為主要特色的個人風格，大大開拓了抒情散文創作的新天地”。

楊朔散文的東山再起，有“文革”後“撥亂反正”的背景。所謂撥亂，就是清算“文革”的錯誤；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確，楊朔散文作為十七年散文公認的傑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順理成章的。然而這種將“十七年”與“文革”截然分開的觀點，無論於事實上，還是於邏輯上，都無法成立。歷史業已證明：“十七年”已為“文革”做了充分的鋪墊，“文革”是“十七年”合乎邏輯的、也是極端的發展；“十七年”的文學在“文革”中被當做“封、資、修”毒草剷除，是“不斷革命”的文化激進主義自我吞噬的結果。唯其如此，隨著“撥亂反正”的進行，對“十七年”的質疑也開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楊朔散文受到重新審視和評價。 梁衡是最早對楊朔散文提出質疑的人之一，他的《論“楊朔模式”對散文創作的消極影響》（《批評家》1987年第2期）一文，對楊朔模式做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闡釋了楊朔模式的形態、產生的背景；概括了楊朔模式的兩個特點：內容上的虛幻性與象徵性，結構上的穩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結構；指出楊朔模式的本質是假，是一個叫人“忘記自我、為空頭政治服務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藝術之路越走越窄。隨著時間推移，對楊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地升級，馬俊山在《論楊朔散文的神話和時文性質》（《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國現代新文學、新文化發展悖論的背景下，對楊朔散文做了激烈的批判，認為楊朔散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話”，是一種新的八股時文，楊朔散文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變質，創作心理非個性化時期的產物，它表述的不是個人的經驗，而是一種群體的或者“美”的幻想。馬文依據西方“現代性”的理論觀念和西方個性主義美學對楊朔散文的批判，應當說非常的犀利，無可辯駁，只可惜缺少一種“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陷於“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

到上世紀末，隨著新一輪的“重寫文學史”塵埃落定，楊朔散文從雲端降到平地。在陳思和主編的（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中，關於楊朔散文的論述，僅僅是“時代的抒情”概述下幾句對“楊朔模式”的簡單交代。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這樣寫道：“在楊朔的年月，尋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寫作中已不具獨立價值，只有寄寓、或從中發現宏大的意義，才有抒寫的價值。這種'象徵化'，其實是個體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藝術表徵。自然，楊朔的散文在實施這種從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題的'詩意'模式時，靠某種帶有'個人性'特徵的取材，也靠與古典散文建立的聯繫，增加了一些'彈性'，使觀念的表達不致那麼直接、簡單。這種'彈性'，在當時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因此得到了廣泛的讚揚。”這是對楊朔散文中肯的評價。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在對楊朔散文做一定程度的肯定之後，重點分析了楊朔散文在思想上藝術上的缺憾，認為楊朔散文存在“為詩意而詩意”的局限性，也就是為了追求詩意，作者往往將日常語言與場景烙上自己非常單一的“詩人”的色彩，因此而給人矯揉造作的感覺；同樣，作者對意境的經營也有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傾向，值得反思：“楊朔所謂的'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時代理念'或當時的路線、方針、政策，'境'則是作者於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謂新人新事、新變化、新面貌等，其所謂'意境'則是將上述兩者生硬拼湊起來。”莊周認為：“用藝術的方式匯報思想，表達忠誠，雖不能說是楊朔首創，但說到影響，楊朔的確首屈一指。”（《齊人物論》，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

楊朔散文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命運沉浮，反映了兩個時代截然不同的審美趣味和價值標準，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歷史的混亂無序由此可見一斑。楊朔散文的特殊意義和價值，只有回到產生它的語境中才能看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結束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第一次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百年陰霾一掃而光，民族精神空前高昂。這是一個需要歌頌、值得歌頌的時代，甚至連胡風這樣的特立獨行、充滿批判精神的人，都寫出了《時間開始了》這樣的長篇頌詩。然而，50年代初期的許多散文，沿襲解放區文學的路子，簡單粗鄙，標語口號化嚴重，儘管很革命，卻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的需要。於是，如何歌頌這個新時代，鼓舞人們的革命意志，成為文學創作必須解決的課題。楊朔的散文以明麗精緻、含而不露的形式歌頌了那個時代，天衣無縫地迎合了時代的審美需要，在當時獨占鰲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楊朔散文最為後人詬病的，是它的虛假。一邊讀著楊朔1956-1962年期間那些鶯歌燕舞的作品，一邊回味“反右”、“大躍進”所導致的天災人禍，心裡確實不是滋味。問題在於，當時人們並不覺得楊朔散文假，反而為之陶醉，這是什麼道理呢？理由很簡單：假作真時真亦假，當整個黨、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陷於狂熱，相信黃金的預約將要兌現，向著共產主義天堂狂奔時，有誰會覺得這是假？翻一翻當時的文學作品，有幾篇能擺脫“虛假”的窠臼？當時又有誰懷疑過它的真實性？這就是歷史潮流，沛然莫之能禦的歷史潮流，否則就不會鬧出這麼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來。從這個角度看，過分地指責楊朔“虛假”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也不公平，不如知人論世，還原歷史，揭示“虛假”產生的根源。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群輕個的心理，中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軟弱性，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必須有所依附。近代以降，在風雷激盪、錯綜複雜的歷史變革漩渦中，許多人在選擇革命與進步的同時，也放棄了獨立性和主體意識。這一切在楊朔的《我的改造》（1949）一文中有相應的表述。這篇文章真實地記錄了作者的主體意識、獨立人格一步步喪失，歸依於集體的心路歷程，最後這樣寫道：“力量是從群眾當中來的，離開群眾，我是多麼渺小，多麼孤單啊！人民改造了我（雖然我改造的還很不夠），我知道我是永遠離不開他們了。”（《楊朔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更何況，楊朔是一位天真的詩人，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世道的凶險，歷史的複雜，人性的豐富，幾乎不在他的審察之中。正如石興澤論述的那樣：“楊朔不具備思想家的素質，他是個詩人，是個純淨善良的詩人。他長於詩意的發現而短於本質的揭示。尤其糟糕的是，他往往用詩人的良好願望理解現實，並且在創作中做詩化處理。且不說走馬觀'花'，看不到殘柳敗絮，即使看到，也不一定引起他的興趣；即使引起注意，他也不一定去寫，因為那時不允許暴露陰暗面；退一步說，即使允許寫，楊朔也不一定寫。20年間所受的革命教育和政治鬥爭的經驗教訓使他相信：寫陰暗面便是給社會主義抹黑。他是那樣熱愛新社會，歌頌唯恐不及，豈能抹黑？”（《人物》1998年第11期）

楊朔散文以自己的方式真實地演繹了那個時代單純、樂觀、狂熱、誇飾的風貌。隨著一個新時代到來，它的褪色是命中註定的。這不僅是楊朔的遺憾，也是那個時代的遺憾。 （李兆忠撰） 楊朔：《我的改造》，《楊朔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楊朔：《〈東風第一枝〉小跋》，《楊朔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潔泯：《談楊朔的幾篇散文》，《文學評論》1962年第2期 梁衡：《論“楊朔模式”對散文創作的消極影響》，《批評家》1987年第2期 馬俊山：《論楊朔散文的神話和時文性質》，《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