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957《紅旗譜》

體裁：長篇小說 作者：梁斌 首次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 出版時間：1957年11月 “平地一聲雷！”這是《紅旗譜》開篇第一句話。 1957年11月，梁斌的《紅旗譜》剛一出版，就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瞭如同這句話般的轟動效應：好評如潮，《文藝報》刊發了大量關於《紅旗譜》的評論文章，並於1958年編輯出版了《革命英雄的譜系——〈紅旗譜〉評論集》；周恩來、陳毅、陸定一等中央領導同志，以及郭沫若、茅盾、周揚、田漢、老舍等文藝界知名人士都對該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梁斌的行政級別提高兩級，享受省部級待遇；1958年，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文壇的“《紅旗譜》年”。 1959年，河北省話劇院將它改編成同名話劇；1960年，它又被改編成京劇、評劇、河北梆子、電影；作品中的形象，如朱老忠、江濤、賈湘農、春蘭等，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它還被翻譯成英、俄、日、法、朝、越、西班牙等多國文字；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裡，它先後被重印了二十多次，累計發行量達五百多萬冊。各類文學史以及教科書，對它的評價和定位也非常之高，稱它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的歷史畫捲和壯麗的史詩”；此外，它也是當代文學史“十七年”時期長篇小說“三紅一創”（《紅旗譜》、《紅岩》、《紅日》、《創業史》）的領頭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能夠榮膺如此禮遇，在文壇上影響如此之廣之深的作家和作品，實屬罕見。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維周，1914年3月出生於河北省蠡縣梁家莊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 11歲離開家鄉就讀縣立高小，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5歲考入保定二師。曾加入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聯盟。曾任《晨報》編輯，冀中新世紀劇社社長，中共蠡縣縣委副書記，中國武強縣委副書記，中共襄陽地委宣傳部長，《襄陽日報》、《武漢日報》社長，河北省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河北省分會主席，天津市文聯名譽主席等職。 小說《紅旗譜》是梁斌的代表作，書中描寫的兩個主要歷史事件：反“割頭稅”鬥爭和“二師學潮”，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 1931年1月春節前夕，在河北蠡縣發生了一場民眾抗稅鬥爭。 16歲的梁斌參加了這次鬥爭，後來，梁斌在《我的自述》中說：“這次宏大的群眾運動，是我第一次見到世面。”小說中寫到的反“割頭稅”事件，基本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小說中的許多情節，都可以和史實相對應。

1932年春，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大背景下，河北省保定二師的青年學生的抗日宣傳活動也日漸踴躍。 7月6日，國民黨當局派兵衝入學校，向學生開槍。 12名黨員、一名團員慘遭殺害，40名學生被捕。這個事件，在歷史上稱作“七六”慘案。小說中的許多情節，幾乎是“實錄”，小說中寫到的許多人物，用的是真名，如護校委員會宣傳部長劉光宗、組織部長曹金月、檢查部長楊鶴生等烈士；此外，烈士賈良圖在小說中僅改一字，寫成“賈應圖”；烈士王慕恆和焦振生，小說中分別取姓氏小王、小焦……梁斌曾說：“自入團以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個荊棘。二師'七六'慘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荊棘。'高蠡暴動'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荊棘。自此以後，我下定決心，揮動筆桿做刀槍，同敵人戰鬥！”

可以說，《紅旗譜》的寫作衝動，來自於作家最本原的“內心召喚”。他曾說：“在這個時代中，一連串的事件感動了我。自此，我決心在文學領域裡把他們的性格、形象，把他們的英勇，把這一連串震驚人心的歷史事件保留下來，傳給後一代。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紅旗譜》這部書，從短篇發展到中篇，從中篇發展成長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腦子裡，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此外，梁斌也是個非常注意生活積累和收集寫作素材的作家。 1947年，梁斌隨軍南下時，從束鹿到衡水、石家莊、邯鄲等地，參加、領導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梁斌隨身帶著個小本子，隨時記錄沿途的所見所聞。 1953年，他在《紅旗譜》創作之初，也曾在高陽、蠡縣走村串戶，訪問當年參加革命鬥爭的老同志，蒐集素材；另外，為了寫《紅旗譜》，梁斌還曾經“三辭官”：第一次是辭新《武漢日報》社長之職；第二次是辭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支部書記之職；第三次是辭天津市副市長之位。 （周潤健、邱楓《梁斌與〈紅旗譜〉》）

梁斌從1935年開始醞釀《紅旗譜》。頭十年中，他寫了大量文章，《紅旗譜》中很多人物、情節在這些作品中初具雛形，如1934年創作的短篇《夜之交流》，寫的是高蠡暴動；1942年發表的短篇《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中，朱老忠的形像開始形成；1943年，這個短篇又被他寫成了五萬字的中篇，人物仍是朱老忠，但是題材得到了延伸與豐富。 1953年6月，梁斌正式開筆《紅旗譜》，一年後完成《紅旗譜》第一部初稿。 《紅旗譜》篇幅浩繁，全書共三卷：《紅旗譜》（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11月初版）、《播火記》（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1963年12月初版）、《烽煙圖》（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總計110萬字。

《紅旗譜》以二元對立的敘事方式，建構了一個20世紀前期，兩家農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兩代人尖銳的矛盾鬥爭以及家族復仇的故事。作品的時間橫跨數十年，空間縱越農村與城市，以階級鬥爭的眼光，通過描寫反“割頭稅”和“二師學潮”兩個中心事件，展現了那個時代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與鬥爭圖景，具有雄渾的史詩品格。 《紅旗譜》第一部開篇，寫了清末民初某年秋天的冀中鎖井鎮，大地主馮蘭池要砸掉一口古鐘，以毀掉作為四十八村村民集資購地的憑證，霸占農民的土地。朱家第一代農民朱老鞏和嚴家第一代農民嚴老祥，一個揮鍘刀片，一個揚斧頭，和馮蘭池對抗。馮蘭池明的玩不成，就來暗的——請來地主嚴老尚調虎離山，騙走了朱、嚴，砸毀了大鐘。朱老鞏氣得口吐鮮血，含恨離開了人世。馮蘭池為斬草除根，逼死了朱老鞏的女兒，也逼得他的幼子小虎兒遠走關東。從此兩家結怨。 25年後，朱家的第二代農民朱老忠，即小虎兒長大成人，帶著妻小，懷著強烈的複仇意願還鄉，途中，朱老忠遇見了嚴家的第二代農民嚴志和。此時，大革命的波濤洶湧澎湃，作品描寫了朱、嚴二家農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何在黨的領導下，與馮家兩代地主鬥爭的故事。朱老忠在反“割頭稅”、“保二師學潮”等革命運動與鬥爭中逐漸成長起來，思想走向成熟，意志更加堅定。故事結尾處，朱老忠望著風雲變幻的天空，心中憧憬著革命光明的前途與未來。

《播火記》是《紅旗譜》第二部，故事緊接“七六”慘案，描繪了鎖井鎮上的農民的生活及其和地主的鬥爭。 《烽煙圖》是《紅旗譜》的第三部，寫了“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由長城各口長驅直入，迅速佔領了平津保地區，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國共兩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該書就是以這一歷史時期為背景，描寫了抗日戰爭烽煙初起的時代面貌。 《紅旗譜》出版之後，一直深得廣大讀者的喜愛，收到文藝界的高度評價，認為是作者長期以來在從事革命鬥爭的同時堅持文學創作的生活與藝術雙向積累的集大成之作。如馮健男在描寫農民問題有重大突破的意義上，給《紅旗譜》以高度的評價。他認為“《紅旗譜》描寫了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階級鬥爭的壯麗畫卷。表現了中國人民的英雄氣概”（《論〈紅旗譜〉》，1959年第8期）。閻綱也指出，作品“飽含深情地描寫了農民反抗鬥爭中的階級友情和他們相依為命的團結一致的傳統美德，而且被反映得那麼深沉，那麼富有農民階級的人情味，從而滿有說服力地顯示出革命的農民階級強大的生命力和終將勝利的歷史前途”（《刻骨的仇恨，韌性的戰鬥》，《新港》1964年第3期）。

《紅旗譜》成功地塑造了三代農民的英雄形象，其中以朱老忠最為人們所稱道。對於朱老忠的看法，人們一般認為他是一個集中了民族性、時代性、革命性的新農民英雄典型。馮牧等就認為：“朱老忠這一典型，不僅是一個普通貧雇農的典型，更主要的是他是一個兼具民族性、時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新時代生活的畫卷——略談十年來長篇小說的豐收》，馮牧、黃昭彥《文藝報》1959年第19-20期）小說還塑造了嚴志和這個“地道的農民”形象。這是個具有二重性格的複雜人物，作為朱老忠的襯托，收到了相得益彰的藝術效應。除了這兩個第二代農民形象的典型外，作為第一代農民形象的朱老鞏、嚴老祥，第三代人物的運濤、江濤、大貴、春蘭等，也被賦予了鮮明的個性，使人歷久難忘。梁斌塑造的這些農民英雄形象，都植根於廣袤的冀中大地，都繼承了“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傳統精神，閃耀著我們民族的性格風采。 《紅旗譜》也因此被認為是一部反映北方農民革命運動的史詩性的作品。

《紅旗譜》除了在人物塑造方面具有突出成就外，其民族化的藝術描寫，也常被評論者們津津樂道：在寫人方面，它繼承了古典小說的傳統技法，善於通過人物的行動和對話來刻畫人物性格。如朱老忠回鄉在保定客店遇嚴志和及安家後春蘭探望一節，人物的動作和對話，生動地表現了他們不同的性格；在情節的提煉和安排上，作品還借鑒了“一石三鳥”的傳統手法，全方位地刻畫人物。如“脯紅鳥事件”所形成的衝擊波，就牽動了各個層面的人物；作品還採用了“可分可合，疏密相間，似斷實連”的結構方式，以兩個大故事輻射全書，三個主要人物貫穿首尾，形成完整的藝術統一體，體現了宏觀的整體美。同時，從微觀上觀照，某些章節又可各自獨立、自成格局，與某些古典小說一脈相承；此外，小說語言也熔古典文學與新文學語言之精華於一爐，從人物對話到敘事寫景，都通俗簡潔，流暢自然，透著濃郁的鄉土氣息。

梁斌寫作《紅旗譜》，正如陳思和在中所說，是作家自覺地與時代共鳴，寫作的意義來自於“使文學作品體現強烈的政治目的”。梁斌談自己在《紅旗譜》的創作時也宣稱：“我寫這部書，一開始就明確主題思想是階級鬥爭，因此前面的楔子也應該以階級鬥爭概括全書。”雖然《紅旗譜》的主題思想體現了很強的政治性，但是，其敘事的機制，卻並沒有被政治話語所左右。程光煒在《重建中國的敘事——〈紅旗譜〉、〈紅日〉、〈紅岩〉的創作策略》中認為：“使《紅旗譜》從一個流傳民間的複仇故事變成領導農民取得革命勝利的敘事性作品的並不只是政治因素，還有某些非政治的民間文藝形態的敘事慣例。當代中國文學的歷史，是主流文化和文學文本之間，不同話語之間交流和摩擦互動的歷史。”由於這個原因，《紅旗譜》作為革命文學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個人與宏大敘事摩擦互動的結果。

《紅旗譜》在題旨上，和歷史上黨內路線鬥爭，並沒有太大關係，不過，因為它使用的素材，例如“保二師學潮”，是王明左傾路線的一次具體實踐（作者在寫作時其實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他曾說：“關於政策問題曾經過反复醞釀，開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傾盲動'思想，後來想到，書中所寫的這些人，在當時都是執行者，當然也有責任，但今天在文學作品中寫起來，主要寫他們在階級鬥爭中的英勇，這樣便於後一代的學習，把批判的責任留給我們黨的歷史家去寫吧！”）所以，當“文革”洶湧而來時，《紅旗譜》被當成了“大毒草”來批判（批判者所持的邏輯是：凡是描寫黨內錯誤路線統治時期鬥爭生活的作品，一律屬於歌頌錯誤路線之列），其罪名是“歌頌王明路線”，“歪曲歷史事實”，“為錯誤路線樹碑立傳”等等。冀紅文的《評為王明路線招魂的反動作品〈紅旗譜〉〈播火記〉》成為對《紅旗譜》的前兩部發起總攻的第一炮。當天的《河北日報》還發表評論員文章，批判這兩部作品“歪曲歷史事實，不表現正確路線，專寫錯誤路線”。文章稱梁斌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一員干將，他寫了30年代王明錯誤路線，歌頌了王明叛徒集團，惡毒地攻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猖狂地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為劉少奇篡黨、篡政、復辟資本主義大造反革命輿論。小說借賈湘農之屍，還王明之魂。並指出，所謂《紅旗譜》者，“譜”的是叛徒王明錯誤路線的黑旗；所謂《播火記》者，“播”的是叛徒王明錯誤路線的鬼火。號召徹底批判為叛徒王明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反動小說《紅旗譜》、《播火記》。之後，《河北日報》連續組織刊發了大量批判《紅旗譜》的文章。該小說被下令禁止再版，停止出售，不准借閱。梁斌被戴上“黑作家”的帽子，輪番揪鬥，關進了牛棚。但是，他鐵骨錚錚，絕不說違心的話——當造反派問他《紅旗譜》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王明左傾”路線時，梁斌堅決回答：“不是！”一次，有個造反派叫他站在高凳上，一腳踹倒凳子，將他重重摔在水泥地上，問他承不承認，梁斌爬起來依然堅決回答：“不是！” 陳思和在中說：“如果不是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爆發，許多作家可能是畢其一生的精力來完成一部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歷史長卷。但由於60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共黨內路線的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作家們遭受的殘酷迫害，以致許多鴻篇巨構未能完成，即使有的作家掙扎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繼續完成創作計劃，但由於作家精力和體力都受到嚴重摧殘，無力在現實的經驗教訓中重新反思歷史和認識歷史，使原來的創作衝破當時的時代共名的束縛，以追求達到新的認識水平。所以，多卷本長篇小說的後幾部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往往不及第一部。”梁斌在“文革”後出版的《紅旗譜》第三部，在藝術和思想上都缺乏亮點，另外，他計劃的另外兩部作品，也由於作家體力不及等原因而擱淺。 評論界對於《紅旗譜》的研究，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從它1957年出版開始，曾掀起三次研究高潮：第一次高潮集中於從出版到1959年年底，這一時期的評論主要集中於《紅旗譜》的時代背景、主題、人物形象、思想意義等相對錶層的探討上；第二次高潮出現於“文革”結束後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的研究更多地關注作品的藝術風格；也有人專門對其版本進行研究；第三次高潮，以《梁斌新論》的出版為標誌，這一時期的研究由單一文本的闡釋走向了多方位、深向度的交叉學科研究。有人從敘事學對其研究，例如程文超從敘事角度分析“紅色經典”的敘事模式、敘事者。他認為就文本分析來看，《紅旗譜》是一個典型的農民複仇故事，作家陷入了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兩種敘述套路難以“結合”的尷尬中；也有人從家族小說的敘事角度入手研究《紅旗譜》，認為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紅旗譜》一向被視為反映農民革命的史詩作品，但如果從其表現階級鬥爭和家族仇恨的雙重主題等多方面來看，“它又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現代家族小說的傳統，成為十七年時期家族敘事的典型。”此外，其他論者也從比較文學、文化、美學、經濟學，甚至借鑒社會史學家的觀點對作品進行觀照與研究。作為一個時代的典型文本，《紅旗譜》也將是未來當代文學史家繞不過去的一個研究論題，對“紅色經典”《紅旗譜》的研究與探討，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繼續演進。 （楊鵬撰） 《文藝報》編輯部編：《革命英雄的譜系——〈紅旗譜〉評論集》，1958年版 梁斌：《漫談〈紅旗譜〉的創作》，《人民文學》1959年第6期 方明：《壯闊的農民革命的歷史圖畫——讀小說〈紅旗譜〉》，《文藝報》1958年第5期 李希凡：《談〈紅旗譜〉中朱老忠的形象創造》，《人民日報》1959年8月18日 冀紅文：《評為王明路線招魂的反動作品〈紅旗譜〉〈播火記〉》，《河北日報》1970年1月21日 田英宣：《〈紅旗譜〉研究熱點分析與展望》，《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4期，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