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二節理想化鄉民形象的建構

就新時期文學來講，僅僅完成對民族靈魂的發現尚遠遠不夠，這只是對五四啟蒙主題和國民性主題的延續，新時期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在於更進一步地精神探索，力圖以文學形象來建構國民精神的理想化形態。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對解放區文學產生著指導作用，而且對中國當代文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代文學的初期，作家們紛紛響應甚至迎合《講話》精神，自覺地以《講話》為指針，規範著自己的創作活動。這一時期，在作家們的集體意識中，昔日被壓迫被奴役的農民，已經從身體到精神都得到了徹底解放，翻身成為新型國家的主人，以一種全新的形象和精神境界參與著新生國家的建設。因此，在鄉土文學特別是鄉土小說創作中，作家們熱衷於塑造理想的、崇高的農民英雄形象，自覺地對他們身上的落後習慣與精神痼疾進行遮瑕，而對他們的諸種優點，則進行了誇大和突出表現，對人物的整體性格進行了淨化處理。這種新型的農民形像以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最為當時的批評界所稱道。

《創業史》單行本出版於1961年，而梁生寶堪稱那一時期嶄新的青年農民英雄形象的典型代表。梁生寶作為互助合作帶頭人，心無雜念，一心帶領全村人走農業合作化道路。他大公無私、道德完善、任勞任怨，甚至為了集體的事業可以一再擱置感情方面的考慮。作為作家心目中理想的農民形象，梁生寶是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來完成對自己人格的修煉的。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梁生寶這一人物形象時，採取了理想化、英雄化、神話化、理念化等過濾和提純方法，使人物毫無道德瑕疵。這種處理方法也是“十七年”文學中作家們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通行方法。這種塑造人物的方法常常會造成人物形像在“豐厚”和“生動”方面的明顯欠缺，因為這種提純方法抽去了人物身上複雜的人性內涵，省略了對人的自然屬性的觀照和書寫。儘管這裡存在時代的局限，而且因為柳青傑出的文學創造才能，使人物靠著許多傳神細節、精彩的心理活動和恰到好處的抒情的支撐而免於毫無生氣，但多年後我們回過頭來，重新解讀梁生寶這一形象，客觀公正地說，在一定程度上，“梁生寶”和大多數“十七年”文學中的正面英雄人物一樣，是作家理念的荷載物，是缺乏真實性和豐滿性的扁平人物。

正因為是以理想化的姿態建構的人物形象，梁生寶才堪稱作家心目中完美的新型農民的代表。塑造這樣理想的農民形象，當然與作家對榜樣的力量的預期有關，實際上也就蘊含了改造現實狀況下國民落後性的潛在意圖。與此既有相似之處又有鮮明不同的是，1964年底和1966年初，浩然分別出版了長篇農村題材小說《艷陽天》的第一、二部分。 《艷陽天》是比《山鄉巨變》和《創業史》更具本質化寫作色彩的文本，塑造了一位與反動地主不屈不撓鬥爭，帶領“貧下中農”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人物：農業社黨支部書記蕭長春。由此，艷陽天被譽為“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領頭人'”的優秀的文學作品。 ［11］隨著歷史的演進，這種塑造人物形象的理想化方法被推到了極致。 “文革”期間，當時的文藝界領導人以條文的形式提出了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則，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須主要表現英雄人物，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須高大完美，沒有思想性格方面的弱點和缺陷，在作品中居於絕對支配的地位。 ［12］與這種文學理念相呼應，浩然在後來發表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中，更加自覺和嫻熟地運用“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和“典型化”的象徵方法來塑造完美無缺的英雄形象。顯然，《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雖然也塑造了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但由於小說將英雄人物置於虛擬的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漩渦之中，強化了人物身上的階級屬性，而導致了作品對人性和國民性探究的不足。

上世紀八十年代，寧夏作家張賢亮發表了一系列帶有自敘傳色彩的小說：、等。在這些小說中，作家在敘述自己的苦難生活經歷的同時，留戀不已地寫出了底層勞動人民的善良、堅強、重情重義和柔韌強健的生命力。比如，在中，許靈均在政治運動中被錯誤地打成了“右派”，解除勞教後被留在農場放馬，成了一位牧馬人。一次，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放牧員問他：“啥叫右派？”他訥訥地說：“右派就是犯了錯誤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陣子說了點實話的人。”七隊那個叫“郭蹁子”的放牧員說，“那一年整的就是讀書人。”聽了此話，老放牧員沉思地說：“說實話叫啥'犯錯誤'，要都不說實話，天下就亂套了。”兩位放牧員的對話充分說明，底層人民有自己看人看事的一套不同於官方的評判標準，那就是誠實、正直、善良。因此，許靈均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右派”而遭到放牧員們的孤立或歧視，相反地，他得到了他們慷慨真誠的同情、愛護和幫助。 “郭蹁子”給他領來了要飯姑娘秀芝，想促成他們的婚事。秀芝腦子裡並沒有什麼“右派”之類的概念，她只有莊稼人樸實的理智：她看得出許靈均是個好人，老實人，這就夠了。知道許靈均要結婚的消息後，農場的放牧員們有的給他出一口鍋，有的給他幾斤糧，有的給他幾尺布，而且又由一個年輕的獸醫發起，每家送五毛錢，給他湊出一筆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會議上也出現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統一，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按制度給了他三天婚假。寫到這裡，作家按捺不住地發出了議論：“人，畢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些黑暗的日月裡！”正是底層勞動人民樸實無華的愛護給了許靈均力量，幫助他度過了逆境。對此，許靈均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因此，當他那位在國外當資本家的父親回國後找到他，表示可以幫他出國時，許靈均拒絕了。他已離不開那些和他朝夕相處多年的鄉親們，他明白自己這多年來，在人生的體驗中獲得的最寶貴的東西，正是勞動者的情感。

在中，章永麟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來到一個村子當上了農工，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這裡他遇到了雄豪、剽悍而又癡情的車把式海喜喜，和調皮、開朗，多情而美麗的女人馬纓花。這兩位同樣粗獷不羈的底層勞動者，一個給了他俠義的友情，一位給了他熱烈的愛情。章永麟“搶”走了海喜喜暗戀的女人——馬纓花，但海喜喜在準備放棄馬纓花出外流浪的前夜，卻找來章永麟，真誠地勸他和馬纓花成家，並在乾草堆裡藏了一麻袋一百多斤的黃豆，送給章永麟和馬纓花過日子。在馬纓花貧窮而又溫暖的家裡，章永麟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肚子，終於體會到了吃飽的美妙感覺。章永麟從馬纓花那裡不僅得到了物質上的滿足，而且在精神上得到了溫存、同情和底層勞動者對於讀書人的敬意。然而馬纓花對章永麟所做的這一切，都是不求回報的，這是一種徹底“無我”的具有奉獻精神的愛情。於是章永麟覺悟到：“無私的友情，善良、同情、憐憫…。。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來認識的那樣，被飢餓和艱辛的鞭子驅趕得一干二淨了，而恰恰是在這種條件下，越顯現出它的光輝。命運啊命運，既然把我從象牙塔里拽出來，難道就對我沒有一點好處嗎？我所接受到的最深切的溫情，人生遭遇中最難得到的東西，不正是在這種時刻，這種條件下嗎？”章永麟的慨嘆，也恰恰是作家想要表達的自己對於人生的感悟。此外，作家對海喜喜的威武、剽悍，馬纓花的奔放、開朗、坦蕩、調皮，也都不無激賞之情。不言而喻，作家對底層勞動者的刻畫，既有寫實的成分，又蘊含著他對理想的鄉土靈魂的合理性想像。

值得一提的還有山東作家張煒，他對鄉土的態度有很大的轉變。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憤怒》等作品中，張煒對鄉土是持批判態度的，因為這裡充滿了以強凌弱和當權者對老百姓的剝削和壓迫，對鄉土的反叛與對醜陋國民性的厭惡取得了異質同構的共振關係。而以《九月寓言》為界碑，張煒在工業文明的喧囂面前，在都市人心的浮躁與墮落面前，把大地當成了人類的永恆歸宿，這緣於他血液中的田園情結和對鄉村平和、恬淡、友善的詩意人性的想像。 除了對鄉間生活和諧的美和健康人性的謳歌，老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記事》還傳達出對一種理想的生活態度的欣賞與追求。在《受戒》裡，明海為了謀生，小小年紀出家當了和尚。周圍的人還是和他親密無間地在一起，並沒有誰歧視他，明海出家所在的庵里也沒有什麼清規戒律，和尚們可以娶妻、找情人、談戀愛，還可以殺豬、吃肉，唱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酸曲，在當地的風俗裡，和尚甚至可以和婦女私奔。在《大淖記事》裡，錫匠們很講義氣，他們扶持疾病，互通有無，分錢也很公道；女人們像男人一樣掙錢，和男人一樣的走相、坐相走起來一陣風，坐下來兩腿叉得很開。她們和男人一樣赤著腳穿著草鞋，和男人一樣嘴裡不忌生冷，用男人們罵人的話罵人。做姑娘的還稍微文雅些，一旦做了媳婦，就姜太公釣魚百無禁忌；這里人家的婚嫁極少明媒正娶，花轎吹鼓手是掙不著他們的錢的，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們在男女關係上是比較隨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個媳婦，在丈夫以外，再“靠”一個，不是稀奇事。巧雲被劉號長強暴後，並沒有如喪考妣般尋死覓活，仍然從從容容、平平靜靜地過自己的日子。鄉鄰們也沒有誰在她背後議論紛紛、指指點點，大家只是為她感到惋惜，小錫匠並未嫌棄巧雲，頻繁地和她在夜里約會，甚至睡在了她家的床上。師兄弟們為他們在師父面前保守著秘密，晚上悄悄地給小錫匠留著門。凡此種種，都流露出一種通脫瀟灑、寬容仁厚、率性自然的生活態度和對生命自由的追求。而這種態度和追求，正是作家十分嚮往的，也是深受儒家禮教文化約束的中華民族非常欠缺和需要的。

與汪曾祺的追求相近的，還有陝西作家賈平凹。從1982年始，賈平凹陸續發表了“商州系列”作品，在這些為商州而寫的小說和散文，尤其是《商州初錄》和《商州又錄》這類地方志式的筆記體散文中，作者以不無誇張的口吻不厭其煩地、如數家珍般地講述了商州的地理位置之重要、物產之豐富、風景之美、歷史之輝煌，以及不無原始意味和神秘色彩的邊地文化。更其重要的是，作家捕捉到了商州內在的氣質、精魂和整體文化氛圍。這種氣質和氛圍與道家精神頗為契合：在《〈商州初錄〉莽嶺一條溝》中，莽嶺人“稍稍長大，心性就野了，山上也去，林裡也去，爬樹捉雀，鑽水摸魚，如門前的崖上的野鷂子，一出殼就跑了，飛了，闖蕩山的海，林的海了。長大成人，白天就在山坡上種地，夜裡就抱著老婆在火炕上打鼾。”［13］這些生活在化外之境的商州山民，是真正的自然之子。他們保有著一顆赤子之心，在山水之間盡情嬉戲，沒有功利思想，沒有機心和詐巧，自由而快樂地生活著。他們保留和發展著人性中美好的因素。每一個人在半路上草鞋破了，換上新的，就將舊草鞋雙雙好生放在路邊，後邊的人走到這兒，草鞋或許也破了一隻，就在前邊人放下的草鞋裡找一隻較好的換上。更叫絕的是，“這條溝家家門前，石條上放著黑瓷罐子，白瓷粗碗，那罐子裡的竹葉茶，盡喝包飽，分文不收。這幾乎成了他們的家規，走山路的口渴舌燥，似乎這與他們有關，舍茶供水則是應盡的義務呢。假若遇著吃飯，也要筷子敲著碗沿讓個沒完沒了。”［14］

顯然，作家對商州的風土人情進行了詩意化描繪，渲染了商州人與世無爭、淡泊淳樸、從容寧靜的生活態度，把商州營構成一處不染塵埃的世外桃源，使人目醉神迷，心嚮往之。可以看出，賈平凹對這種邊地文化過於陶醉，具有一種文化理想主義色彩，缺乏歷史理性。這對於一個接受過現代文明洗禮的作家來說，不能不說是相當嚴重的缺失。從作家的創作意圖來看，賈平凹是想為我們描畫出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烏托邦世界，然而真實的鄉土世界並非如此純淨，而賈平凹對此也並非一無所知。比如，在言說主體感情分裂的《〈商州再錄〉題記》中，賈平凹心情複雜地寫道： “當然，也令我吃驚的有另一些發現和感受，是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兒時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只感到商州已經不是往昔的商州。……這不免使我憤怒。靜心思索，又感到，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傳統遺風，又滲進了現代的文明時髦，在對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諸多問題上，有傳統的善的東西，有現代的美的東西，也有傳統的惡的東西，也有現代的醜的東西。”［15］由此可見，早在《商州再錄》時期，賈平凹已經存在言說主體感情分裂的問題。之所以在後來的“西京”系列都市題材小說，比如中，賈平凹一如既往地或者以甜蜜陶醉的筆調，或者以矛盾猶疑的情感來寫他記憶中的鄉土世界，是因為鄉土世界極易與人情冷漠、緊張繁忙、虛偽狡詐、充滿誘惑和陷阱的都市形成鮮明對比。因此這些作品對鄉土生活的美化，無異於表明了作家對現代文明的逃避與厭倦，對人性異化、生命力萎頓的都市生活的討伐與批判。這種對種的退化的批判，對雄強的生命力的嚮往在賈平凹的中更加明晰。實際上，作家懷念的並不止於狼，他懷念的是蓬勃甚至粗蠻的生命力、健全的人性和無拘無束、無掛無礙的生活方式。

將這種生活方式推到極致的是莫言，莫言在發表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紅高粱》家族系列小說中，以酣暢淋漓的筆墨，敘述了“我爺爺”、“我奶奶”狂野張揚、恣肆潑悍、奔放熱烈、無畏無懼、無拘無束，充滿原始野性和生命強力的傳奇性經歷。這樣一種頗具酒神精神的生存狀態，顯然與傳統儒家文化所倡揚的克己、復禮、忍讓、謙恭等綱常倫理和做人準則格格不入，但與其說這只是作者的虛幻想像，勿寧說這是作家對於民族的強悍勇毅的那種理想狀態的尋找與嚮往。而莫言的另一些小說，“寫當代的鄉村生活，農民的情感、生存狀態，人的本性所受到的壓抑和扭曲，如、《金發嬰兒》、。這兩部分作品似乎構成一種對比，而暗含著對於生活於其中的後代的怯懦、孱弱的批判。”［16］

這種對雄強生命力的嚮往在陝西作家路遙的文本中表現得更加複雜。路遙出生於陝北清澗，陝北處於游牧文化和農業文化的過渡地帶，歷史上又出現過幾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因此陝北的民性和文化深受游牧文化的影響，路遙也不例外。游牧文化中張揚、率性的一面，使路遙的潛意識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結，外化為文本中一系列堅強、陽剛、百折不撓的“硬漢”形象。與賈平凹、莫言不同的是，這些硬漢生命力的強悍並非表現為一種近乎原始的粗蠻，或者無知無為的一種放曠與天真，而是表現為他們在苦難面前永不低頭的生活姿態。 中國作家自古以來便具有強烈的苦難意識，尤其是20世紀以來，在多災多難的民族現代化過程中，憂患心理和苦難意識成為作家們普遍的生命體驗，並由此形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典型的美學基調：“悲涼”［17］與此不同的是，路遙對苦難的敘述卻給人一種“悲壯”的美感享受：苦難雖然無處不在，卻並不會使人喪失鬥志。相反地，它會給人一種愈挫愈奮的激勵。因為路遙作品中的人物雖屢遭磨難而從不放棄信念，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高度契合。這既是筆下人物對於苦難的反應，也是路遙面對苦難的一貫態度，同時也形成了路遙書寫苦難的獨特風格。

路遙不僅在小說中反復書寫苦難，而且喜歡將人物的苦難境遇推到極致。因此，有論者認為：“路遙的小說屬於典型的人生煉獄體驗敘事。他是把人生的苦難體驗當作小說的主題內容的作家。但他並不怨天尤人地渲染苦難，並不單純地寫苦難本身，而是通過苦難來寫人的人格尊嚴、道德激情，面對苦難的不屈的精神力量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熱情。在苦難面前始終強調人的強健的生存意志和樂觀的生存態度，乃是路遙的人生煉獄體驗敘事的一個特點。由煉獄而頓悟、昇華、獲救，構成了路遙小說的完整的情節構織模式。”［18］應該注意的是，路遙對苦難的過於詩化和崇高化處理，使他筆下的人物帶有一定的自虐色彩，這也是“十七年”文學中對苦難的流行態度。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喜歡將人物的苦難境遇推到極致的，還有一位被過高評價的作家——余華，余華的和是這方面的典型文本。但是余華與路遙的巨大差異在於：余華讓其筆下人物在苦難面前一味忍受、屈從，而不是不屈不撓地與命運抗爭，似乎“活著”本身就是這些人物活著的終極目的，因此，這些人物是主體意識尚未甦醒的人，而余華欣賞的無非是一種“奴隸哲學”——魯迅先生早在多年以前就大力批判過的國民劣根性。由此不難看出，余華不要說與文學巨人之間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就是與離他並不遙遠的路遙，也還有著不小的差距。此外，路遙書寫苦難，將苦難作為一種審美對象，卻並不是為了展示和炫耀苦難，而是為了從苦難中挖掘普通人身上頑強不屈的生命意志和底層人民中的深厚情誼，發掘使人奮發與提升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這些硬漢，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在大家庭中，能夠勇於承擔責任，心甘情願犧牲自己的前途，孝敬父母，友愛弟妹，很合於儒家文化中“合群”、“無己”、“仁義”、“孝悌”等做人風範，是路遙理想的國民形象的寫照。何止這些硬漢，在路遙筆下，不管是中的德順爺、劉巧珍，還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孫玉厚、少安媽、田小霞，都是那麼的善良、寬厚，處處為他人著想，為了親人和所愛的人，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毫不以自己為慮，身上閃爍著美好人性的光輝，陶冶和提升著讀者的品味與人生境界，溫暖和滋潤著讀者的心田。顯而易見，路遙的小說敘事中帶有強烈的道德化傾向。筆者以為，對文學現像不宜作簡單的道德評價。問題是，雖然優秀的文學作品都具有多方面的空間表現，但文學一旦喪失了道德這個維度，嘲弄善和純潔，對惡無動於衷，對墮落欣賞與認同，對底層人民的不幸漠然處之，毫無疑問，是無法進入偉大作品之列的。我們讀路遙的作品，直到今天還會動容、流淚，深刻地體會到做人的尊嚴和高貴地活著的美好。那種崇高的審美體驗有力地推動著我們，使我們不由自主地遠離物慾與卑瑣，朝著人性的自我完善前進。這種深沉的人性力量與優美的詩性質素，使路遙的作品具有了精神故鄉般的祥和和溫暖，在物質對人進行擠壓和異化的現代社會，它還具有緩解現代人的精神焦慮、避免人性淪喪的“治療”作用。 除了對苦難的反復書寫和道德化傾向，路遙的小說敘述方式也很值得肯定——一種飽含激情的敘述方式。在閱讀路遙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時刻感覺到路遙和他的人物在同呼吸共命運，他為他們悲傷、難過甚至流淚、惋惜，有時又為他們歡呼雀躍，但他又不膠著於他們的視閾，能從他們的世界中跳出來，不時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予以評點。總之，作家的主體性格外凸顯。憑藉有限的閱讀經驗，我們知道，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是鏡，更是燈，不僅需要展示，更需要照亮黑暗。在這樣的作品中，作者主體總會適時站出來，用議論點亮讀者心靈，整合全書，這是路遙最為獨特的修辭姿態。 路遙“修辭姿態”中這種強烈的主體介入意識，緣於路遙高度自覺的社會責任感，那種希望通過文學來促進社會進步的“濟世情懷”：“人在生活中應該有責任感，也應該有使命感。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不僅僅是為了吃點飯、穿幾件衣服就準備離開。”［19］至於再三書寫勞動人民的美好善良，也是因為生活中人們道德水準不斷下降的現實狀況嚴重刺激了路遙，使他憂憤不已，想要通過對比和理想召喚的方式使自己時代的人們更好地進行自我認知，以矯正這種澆薄的世風：“在當代的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物質財富增加了，人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準卻下降了：拜金主義和人們之間表現出來的冷漠態度，在我們的生活中大量存在著……如果我們不能在全社會範圍內克服這種不幸的現象，那麼我們就很難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義的使命。”［20］這種濟世情懷通過寫作得到了實現：路遙的作品淨化和撫慰人的心靈，而且具有“勵志”的作用，它被那些身在底層而又不安於現狀的人奉為“聖經”，激勵他們通過個人奮鬥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命運。就是在今天，在玩世主義、消解崇高、認同廢墟、逃避理想等大眾文化理念鋪天蓋地將人們淹沒的當下，重讀路遙作品，也有助於重構這些價值關懷，對人的靈魂進行救贖。這些力量使路遙作品更容易達到魯迅先生所說的“立人”效果，這是路遙作品直到現在依然深受歡迎的深層原因，也是當下流行敘事中普遍缺乏的力量。 在陝西文壇，陳忠實是與路遙、賈平凹三分天下的作家。 1993年，陳忠實發表了具有轟動效應的長篇小說，這部長篇在當代鄉土敘事整體式微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奠定了陳忠實的文學史地位，不僅是因為它在歷史敘事方面罕見的真實感和“複調”風格，還在於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豐厚飽滿的人物形象，如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而其中朱先生和白嘉軒更是作家十分青睞的理想人物。朱先生自幼苦讀，晝夜吟誦，苦心孤詣鑿研程朱見解，終於成為白鹿書院知識淵博、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的先生，朱先生不僅知曉天機、料事如神，在道德上也堪稱楷模，他生活儉樸，善待鄉鄰，不畏權勢，謙恭誠懇，被譽為白鹿原上的聖人。在朱先生身上，陳忠實寄寓了他的理想。白嘉軒的性格層面比朱先生豐富一些：他務弄莊稼時，能幹精明；與長工鹿三相處時，仁義寬厚；對田小娥冷酷無情；使用計謀以自家的劣地換取鹿子霖家的風水寶地，讓我們認識了他的城府之深和縝密、狡詐；對田小娥的迫害以及在其死後造塔鎮壓，暴露了他的殘酷偽善；白孝文當官之後他強硬態度的轉變，又讓我們體會到了勢利的含義。凡此種種，自然地集於白嘉軒一人之身，白嘉軒這個地主形象，的確是別開生面、血肉豐滿、呼之欲出的。儘管如此，白嘉軒的弱點是瑕不掩瑜的，是作家為了使這個人物更加豐滿真實而有機地加諸人物身上的。畢竟，從整體上說，他的勤勞質樸，仁厚正直的品德更讓作家讚歎。在他身上，顯然體現了作家對如何做人，怎樣才算是“學為好人”的長期思考。因此，白嘉軒仍然是作家傾心禮讚的人物。可以看出，在這些鄉土作品中，都蘊含著作家關於民族精神自救和民族靈魂更新的意願和努力，不過，作家們的作品在濟世效果方面不一而足。路遙作品因主體性凸顯對現實的參與性最強，文學社會作用的發揮也最為有力。同屬陝西作家的陳忠實，其在對現代人的靈魂進行救贖方面，比起路遙來，是比較無力的。因為它所欣賞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人格，比如朱先生、白嘉軒，已經遁入歷史的暗夜之中，與現代人的生活理念相距太遠，不符合文明發展的總體趨勢。至於賈平凹，他在後期作品中表現出來的病態心理、低級趣味、粗鄙化、遊戲化筆墨等消極病象相當嚴重。他寫這些並非是想藉世俗主義抵達理想主義，而是對此欣賞玩味、津津樂道，實屬病入膏肓，不要說去對別人的靈魂進行救贖了，賈平凹自己的靈魂尚需救贖。不過，從賈平凹靈魂不可藥救的墮滑中，筆者又分明感到靈魂救贖的艱難。靈魂世界的複雜性就在於：人很難成為自己靈魂的主人。因此，筆者有時又不無困惑地思考：如何守望與救贖我們的靈魂？ “與靈魂對話”是可能的嗎？通觀中外文學史，有時文學的空間又似乎正在此處。儘管靈魂救贖的問題過於復雜，也很艱難，但惟此才更能看出路遙的可貴。當然，無須諱言，路遙對道德問題的認識，往往過多地停留在前現代的水平上，帶有清晰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尚未自覺地用現代意識來燭照人們的道德觀念與行為準則，這是我們應倍加註意的，這也是陳忠實、賈平凹共同存在的問題。 在對鄉土靈魂的發現與重鑄上，鄉土作家們還存在一個相同的缺陷：文化保守主義的姿態所顯露出的現代意識和批判立場的空缺。讓我們仍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為例。路遙能夠洞悉傳統農民身上的弱點，但做不到像魯迅那樣毫不留情地剖析國民劣根性，或更客觀地對農民靈魂進行雙重思考，因此他筆下的鄉土人物，包括《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孫少平兄弟，都比較平面，缺乏人性的複雜與張力。他筆下的女人形象，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潤葉、田曉霞等，也不夠血肉豐滿，很多行為並不符合其性格邏輯和人性邏輯，作品帶有濃厚的道德理性色彩和封建意識；陳忠實的對行將沒落的封建宗族文化與這種文化熏陶之下的理想人格是頗為欣賞與留戀的，這種留戀常常衝破歷史的固有發展軌跡，顯示出一定的主觀性和輓歌性。在整個八十年代，文學的共名是新啟蒙主義，強調解放個性、思想，倡揚人道主義，反對封建意識。如果說，路遙作品中的一些與時代不合拍之處，源於他對鄉土、鄉民的熱愛之情，那麼，陳忠實的則無疑受到了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影響。 賈平凹的情況更為複雜一些。他和路遙、陳忠實都有相似的從鄉土——城市的人生經歷，接受了現代文明的洗禮，還和路遙一樣受過高等學府的熏陶，按道理，應該能夠超越農民文化的局限，但是卻沒有。三作家一致缺乏對農民精神痼疾進行批判的自覺意識，即使有，也未達到應有的深度和力度。有種觀點認為，這是他們深受陝西前輩作家比如柳青等的影響的結果。這種說法並未看到問題的實質所在，因為“不能否認陝西作家已經在某些方面從陝西那些完成了歷史和時代賦予的使命的前輩作家的文學影響下脫離出來，正在莊嚴的完成新的歷史和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但是由於他們尚未從與前輩作家相一致的農民文化的大背景下走出來，所以形成了審美情感和藝術方法的保守，影響了藝術的出新。”［21］的確如此，在深潛的文化心理層面，由於與農民文化的先天的血緣聯繫，使他們無法清除思維模式和審美趣味的農民性特徵，因而不可避免地從農民文化的內部視角來思考問題，而無法從更加超越和俯視的外部視角來質疑和批判農民文化。當然，文化心理以及由此所決定的藝術思維慣性是完全可以改變的，不去改變，只能說明這些作家的主體心靈過於被動守成，沒有發揮自己的主體創造性。 儘管三作家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原因不盡相同，但其現代意識和批判立場的空缺是相同的，因此，陝西文學被稱為懷舊型文學，面對歷史，背對未來，時代氣息薄弱。但這並不僅僅是陝西作家的局限，而是幾乎所有鄉土作家普遍存在的問題。 由於鄉土作家們普遍缺乏對農民精神痼疾進行深刻批判的自覺意識，做不到對鄉土靈魂進行雙重性思考，在文化傳承方面又多持保守主義姿態，從另一個向度上，使得他們所塑造的理想國民形像大打折扣：要么過於完美，不夠飽滿；要么缺乏時代氣息，陳腐守舊，這是當下及以後的鄉土作家們應該倍加註意的。由此我們又接觸到一個延伸的話題：何謂理想的國民性？魯迅先生曾經反對過“偽”和“詐”，其他作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正面論述很少。筆者以為，在商業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誠”和“信”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追求人格的獨立，擺脫奴隸根性，富於韌性的生存態度，對完全“物化”的警覺，對“異化”的抗拒，有敬業精神，自強不息，開放的世界眼光和強健的體魄，在巨大壓力面前良好的心理素質等，恐怕都是理想國民性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