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喜歡肖恩·康納利，只要是這位上個世紀全球最帥男性所演的電影，不管片子據說多爛也非看不可，然而，可能不是太多人看過他跟邁克爾·凱恩合演的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台灣當時把片名譯為“大戰巴墟卡”。
電影的故事非常有趣，話說兩個在印度殖民地的騙子忽然異想天開，想起他們這一生由於騙人職業之必要，什麼樣高貴低賤的行業都充當過，惟獨國王這個職位不知滋味如何，於是他們經過一番搜尋，找到興都庫什山海拔七千公尺以上的一處河谷，沿河由上而下居住著七個永遠因河水起糾紛的部落(“他們總是趁我們喝水時在上游尿尿”)。歷史上，這些部落只被外力短暫征服過一次，那是數千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一路打到印度河邊興嘆那一役順帶完成的，而據說亞歷山大曾應允這些部落他會回來，於是悠悠千年，這七個小部落便代代相傳癡等著他們的王也是他們的神回來……
肖恩·康納利和邁克爾·凱恩購足了英國步槍，雇了領路的雪巴人，唱起他們的槍騎兵軍歌，昂然向著皚皚雪山以及他們的奇怪夢想前進。
說這個有趣故事的人便是吉卜林，魯德亞德·吉卜林，本書我們紐約之賊羅登巴爾引用他詩句的那個吉卜林，時為一八八八年，吉卜林二十三歲之時。
沒記錯的話，吉卜林應該是英籍文學家第一個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從小說發展的主流來看，吉卜林其實是個蠻奇怪的人物——作為現代小說起點的這個老牌帝國，說真的一直不乏有相當好的小說家，但似乎英國人要拿諾貝爾文學獎總得是奇形怪狀的人才行，比方說比較合適得諾貝爾戰爭獎(可惜好像沒有這獎項)的二次世界大戰英雄丘吉爾，居然也得過文學獎，反倒是寫得那麼好的格雷厄姆·格林被提名二十幾次始終拿不到，瑞典皇家科學院那堆人的鑑賞力之可疑以及政治敏銳度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話說回來，他們的品味還是比法國龔古爾獎的評審要好，好太多了。
為什麼說吉卜林從小說發展的主流來看頗奇怪呢？因為他有點像個時空倒錯的書寫者，也像個不知有漢遑論魏晉、一頭撞進來完全不知文明世界今夕何夕的書寫者。
吉卜林生於一八六五年的印度大城孟買，開筆甚早，十幾歲就又寫詩又寫小說，但就西歐的小說書寫而言卻一點也不早，吉卜林寫作的時間落點約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段期間，我們曉得，彼時西歐的小說大河業已流淌過最成熟的高峰期了，那種放眼高曠天地的大作者大題材早已書寫殆盡，或者說根本沒人相信有其存在的可能。
用盧卡奇的指控來說大約是，歐洲原來那種雄強有力的敘事傳統已萎縮成為自然主義細碎繁瑣的描寫，原來小說家那種同時扮演著先知、知識傳遞者、社會啟蒙者、哲學思維者、歷史記敘者，甚或現實世界革命的實踐者以及旗手詩人，已被資本主義專業分工底下的“職業小說家”所替代；米蘭·昆德拉的嗟嘆則從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開始，他說，“歐洲最早的小說家就是在人看來無限大的世界中旅行”，拉曼查的愁客騎士策馬向著廣闊不可知的華麗冒險，自由自在，任誰也阻擋不了；然後到巴爾扎克之時，開始有樓房建物興起攔住了人的目光和去路，“那樓房是社會機構：包括警察、法院、金融和罪惡世界，巴爾扎克的時代不再有塞萬提斯或狄德羅那種幸福的無所事事”；再往下到福樓拜和左拉之時，“視野縮小到如同一塊圍牆內的地方”，那個只屬於人的、無疆界的歐洲大陸被不斷分割並隔絕，外在世界的無限已然失落，人只能低頭瞪視靈魂的無限來替代；然而，昆德拉悲傷地說，當社會那種不可一世的超人力量增長並奪取了人之後，歐洲小說還能如繁花怒放的人類靈魂無限之夢，也從此失去了它的魔力，便連包法利夫人那種困於斗室之中的自在夢想也保不住了，人只能想他自己的審判，和他的土地測量員職位，這便是卡夫卡的和那個連名字都沒有的K。
吉卜林的小說便寫在這個分工已然完成、城市鱗次櫛比讓每人形同孤島的時代，但他的小說，乃至於他的書寫身份和方式卻完全不是大主流小說那個樣子，不詳查他的寫作年表，很容易誤以為他是笛福、菲爾丁那時代的作家。
他像出外冒險浪蕩太久的昔日堂·吉訶德先生，從“社會發展時間”落後幾個世紀的印度半島，忽然闖回壅塞的歐洲，像個“過去的人”，也像個時空穿越者，因此，不合時宜，魯莽，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或如他領諾貝爾獎時一位瑞典記者寫的，“啊，真希望他手裡抓著一條蛇！”)，但氣概逼人，栩栩如生，而且多少也攜回印度人還保有的那種“幸福的無所事事”。
在這部書中，布洛克選用吉卜林，我個人不知道是否有更深一層或直覺般聯想的對照意涵，包括吉卜林筆下那種自在冒險的趣味，包括吉卜林揮之不去的成人童話特質，甚或吉卜林那種對現代社會科層建構的全然無視等等，這些是否和羅登巴爾這個雖然落腳於全世界最“進步”最高大樓林立壅塞的曼哈頓一地，卻力圖保有冒險、保有成人童話、保有一家時間停駐的二手書店、乃至以一身老小偷技藝穿透千家萬戶的幸福自在相映成趣——至少，我們看到他對吉卜林這本反猶詩作《拯救巴克羅堡》以及其他相關行徑的嘲諷看法，大體上是正確無誤的，吉卜林一直有可笑的行事習慣，也寫一些可笑的東西。
吉卜林從來不是個“專業的”小說家，如盧卡奇說的那樣，他也寫詩，而且一直保持寫詩，甚至差點在英國受封為桂冠詩人的榮銜(差點是因為他自己拒絕了)，而不像諸如福克納之類的那樣，只是在十七八歲春情勃發且慨嘆生命的“詩的年齡”寫寫就算了。其中最有名但卻也最可笑到令人齒冷的，是一八九八年他已三十二歲時所寫的《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一詩，詩中毫不掩飾地讚揚帝國力量的偉大及其正當性，並以此為白人的“天命”：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Your new 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
請原諒我們這裡既沒耐心引完更沒耐心幫大家翻譯出來，真對帝國主義有興致的人，不難用作者名Rudyard Kipling在國外網站查到全文——吉卜林還把此詩寄給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贏來老羅斯福“從擴張主義的觀點來看，很有道理”的讚賞。
就算在小說的書寫領域裡，吉卜林也一直出入徘徊於“正統”小說和早期的冒險傳奇故事之間，他可能最有名也流傳最廣的小說Jungle Books，台灣譯為《叢林王子》，寫一個在森林裡被野獸養大的小孩毛克利，還有又剽悍又溫暖的黑豹巴希拉，強大而且聰明狡猾的大蛇卡，還有大熊巴洛，白眼鏡蛇奈格，以及那一群吱吱喳喳吵死人的壞蛋猴子。也許吉卜林書寫時心裡想的是某種優勝劣敗式的叢林殘酷法則，以為這是人生真相，更是種族國族交鋒的真相，但Jungle Books的成功顯然不在這些過時的偏見，而在於他精彩絕倫的說故事和角色創造能力。於是多年之後，Jungle Books幾乎完全被看成只是一則有趣的森林童話故事，甚至書中到處可見的殘酷成分被徹底除去，而成為迪士尼卡通那種樣板式的勇敢、堅強、人與動物合一的卡通影片傻故事，給全世界的兒童看。
好啦，一口氣講了這麼多吉卜林的是非，往下有必要來一些吉卜林的好話——請注意，這絕不是虛偽的所謂“平衡報導”，而是真話。
吉卜林真的是個會講故事的人，異想天開，高潮迭起而且元氣淋漓得不得了，作為一個暫時忘掉自己念過且同意薩義德《東方學》一書的讀者，其實讀起來極其舒適；作為一個理智上不得不苦K當代歐洲美國乏味小說的讀者，那更是有鬆口大氣的活過來之感。
這裡極樂意推薦吉卜林的另一本名作《基姆》，正好台灣的坊間有譯本，不論購買或閱讀都極其方便。
基姆是個小孩的名字，英國白人小孩如吉卜林自己，卻生於印度長於印度。他的父親是愛爾蘭小牛團隊的旗手，流落東方殖民地，在基姆三歲時抽鴉片死去，把孩子留給一個歐亞混血的窮女人，但他這位潦倒的父親堅信，有一天一切都會好轉的，有一天會有騎駿馬率領世界最精銳部隊的上校來迎接基姆，會有九百個奉綠地紅牛為神的健兒吹號歡迎基姆，這個預言遂像咒語般，被封存在基姆脖子上所掛的護身符裡。護身符裡其實是三份文件，一是他老爸的退伍證書，一是基姆的出生證明，另一份只是他老爸的簽字。
年幼的基姆成長於貧窮大街，生存伎倆無一不精，被街坊所有人稱為“世界之友”，有一天，他意外結識了一名來自北方雪山的西藏年老喇嘛，莫名其妙成為喇嘛的徒弟。這位道行崇高的肅仁寺住持德秀喇嘛有個悲願，他千辛萬苦打算走遍印度，尋找一條傳說中的河，一條可滌盡人世罪惡的河，相傳是釋迦牟尼還身為王子時射出一箭所湧現出來的河，這奇怪的一老一少、一白一黃便由此結伴而行，在廣闊無邊的印度找尋自己的召喚——
在無限大的世界中一種幸福無所事事的冒險旅行。
也一定會是閱讀者從紐約到印度、從西方到東方、從二十世紀末的當代華麗到殖民地時代的印度神秘幽邈的一趟幸福無所事事的冒險之旅——如果你在看完羅登巴爾破案之後打開《基姆》一書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