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份甫上市就傾售一空的新理財雜誌用了類似的slogan：“有知識，才有財富；有財富，才有自由。”這兩句擲地如金石的漂亮警言，震撼了我個人和身旁一干手頭並不寬裕的朋友，把我們從“安貧樂道”這個自我陶醉的保護藉口中打回原形，原來這麼多年下來，我們不但一直活在某種集權鐵幕之中，而且活該被罵“沒知識”。
因為還是不太甘心被罵，我們遂由此發展了一堆更加無賴的玩笑，包括，月初發薪日開始跟老闆抱怨：“最近全亞洲自由都貶值了，能不能多給點自由？”包括，我們進一步讓自由成為貨幣計量單位：“你這件新衣服很好看。”“很便宜啊，一件才二百五十個台灣自由。”包括，我們覺得終於懂了，三重幫大財閥林榮三所辦的報紙，明明每事以層峰馬首是瞻，為什麼好意思取名“自由時報”；包括，我們還自認解開了“不自由，毋寧死”這句歷史格言的真正意義：沒有自由，反正早晚得痛苦餓死，倒不如自己早做了斷云云。
自由自由，果然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但說正經的，人家這兩句話也不能說完全不對，事實上，不論就歷史經驗，或從理論推演，財富的累積的確有助於人類的解放，比方說，人類早期文明的創造，不來自終日不得喘息的勞動者，而來自佔有財富的遊手好閒者，這個“有閒階級創造論”就連馬克思本人都同意，亦早已成為定論了；又比方說，二十世紀中有相當的自由主義者一度相信，人類自由的最後障礙是經濟問題，就像百貨公司中琳瑯滿目的商品，依法律，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誰都能自由購買——障礙是，你沒有錢。
只是，財富和自由不是連體嬰，不會永遠如此甜蜜地亦步亦趨下去。當財富的追逐和堆積到某個臨界點時，它之於自由的邊際效益不僅可能會降低為零，甚至會呈現負值，這階段，財富就不再是偉大的自由解放者了，反而成為枷鎖。這個效應，特別在資本高度發達、財富大量累積的社會普遍得近乎常識，我們眼前的台灣也差不多走到這樣的階段了，有一句話“胃潰瘍是事業成功者的象徵”，說的就是這麼回事。
解開這枷鎖的方式理論上不難，從邊際效益的角度追下去思考，我們只要通過理性計算、懂得在財富的邊際效益下滑到“不划算”的某一點時停止追逐，不就行了。但事實很難這樣，因為金錢不是透明沉默的交換工具，它會直接成為目的本身：當追逐並累積財富直接成為自身的目的，便和理性的、實質的效用脫離，成為抽象的數字增長，成為停不下來、不可能完成、終身實踐的準宗教了。所以我們會看到，蔡萬霖還要賺更多錢，辜振甫就連自己票一出爛戲也要申請“區區幾百萬”的補助，連戰搞個意在選領導人的基金會也要行政機構撥款上億元——這些人老早就擁有幾百幾千輩子用不完的財富了，多出來這些巧取豪奪的金錢從邊際效益來看頂多是零，但絲毫阻擋不了他們“寧可拿錯，不可放過”的金錢本色。
了解這樣的台灣現況，我們便知道，賺錢這檔子事雖不必有何罪過，但它自身動力十足，實在不待我們再去煽風激勵，為它買贖罪券，更不必飾以知識之美名，奉上自由之冠冕(把這個榮譽保留給另一些孜孜於換不了錢信念的人不好嗎？)，要賺，就請大家不必客氣不必慚愧去賺吧！
說到這個，就令人分外想念我們這位沒錢沒車沒房子卻瀟灑自由的紐約好朋友馬修·斯卡德先生了。
，這部小說有知識有自由，但它不教你如何賺錢，反而會告訴你該停下來了。
，純就偵探類型小說而言，布洛克這樣子寫這本書，不僅浪費，而且還冒了險——小說中，斯卡德這次的委託人“陀螺”是一名自知不保、也果然一開始就被宰的勒索者，此人手中握著三件醜聞，因此，兇手極可能便出自於這三者之中。
之所以說浪費，意思是，布洛克身為一個靠寫書賣錢的類型小說家，題材即金錢，較合理的方式是，他應該想辦法把這三件罪案分別寫成三本書(甚至三本以上)，賣三次錢，而不是這麼慷慨一本書全用掉。
至於冒險，指的是，布洛克讓斯卡德不負死去之人的付託，矢志要逮出兇手，然而，在破案同時，另外兩樁醜聞很難避免也得跟著曝光。我們知道，醜聞的發生，有時純是當事人的罪惡所造成，但也往往來自當事人的不幸與無奈，對這樣不幸而且又沒殺人且長期飽受醜聞和勒索所折磨的人，揭開他來公平嗎？符合正義和人情嗎？斯卡德便得如此時時行走在信念和良心的刀鋒上頭，在慷慨破案和傷及無辜中痛苦地抉擇。
傷及無辜，這會違反類型讀者對實質正義的簡單期待，違反讀者的期待超過某個臨界點，懲罰便伴隨而來——類型讀者的懲罰簡單有效而且很容易辦到，那就是不買你寫的書了，這對類型小說家而言，肯定是致命一擊。
於是，我們便了解了，類型小說的意識形態和情節內容為什麼總是簡單且保守——他們不能沒事冒險，不能“試驗他們的主”讀者，小說家要保有寫作的自由，便得承受損失財富的危險。
只是，方便的路走慣了，人會變懶；容易的事做多了，人會變笨；想的寫的盡是簡單保守的東西，作品會變壞變無趣，因此，也就難怪類型小說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出現在他前三本書之中，甚至就是第一本。
在財富和作品水平中二選一，固然，大多數的類型作家可能並不那麼在乎自己的東西是否愈寫愈壞，但人世間畢竟不全然這麼灰黯，還是有些人在乎的，布洛克顯然便是其中一個。
熟讀馬修·斯卡德系列的人都不難發現，布洛克總不肯“聰明”地避開難題，援引類型小說所允許且慣用的“破案=正義”的簡易公式進行，他總忍不住昂首往困難或甚至泥淖深處走去，問一些看來徒勞無功、他自己也無力回答的問題，包括生死的問題，包括終極正義的問題，包括人的種種處境問題云雲。
在一書之中，布洛克寫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對話大致如此：當時，斯卡德的查案陷入泥淖，他有一種拿人錢財卻無力替人消災的懊惱，他那本書裡的女友前共產黨員薇拉安慰他：“你做了工作了。”(You&ve done your work.)斯卡德用了work這個詞的雙關語來回答，work，物理學上我們稱之為“功”，公式是力量和距離的乘積，比方說一物重二十磅，你往前推了六尺，你就等於做了一百二十尺磅的“功”。斯卡德說，而他所做的卻像是推一堵牆，推了一整天也沒能讓它移動分毫，因此，儘管你是拼盡了全力，你就是沒有做成任何的“功”。
這讓我想到另一位了不起的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小說《輸家全拿》(Loser Takes All，或譯《賭城緣遇》)中一個有趣的發想：書中的主人翁流落到賭城，偶爾從一個老頭手中得到一個必然贏錢的賭法，但這個最後必然大贏的賭法非常詭異磨人，它必須先捱過一定階段的輸錢，只能輸不能贏，而且明知是輸亦一步也不能省——我記得寫小說也是格林迷的朱天心引用過這個例子，據說她在新小說能順利開筆之前，總要經過同樣短則數日長則數星期的枯坐思索(在小說題材業已鎖定的狀況下)，明知一無所獲仍得每天帶著書、草稿本和筆到寫作的咖啡館報到，她的口頭禪便是：“去輸錢。”
這兩個有趣小說家的有趣例子，其中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解決困境的階段性不均勻，它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式的每投一分心力就有一分進展，相反的，在過程中你像整個人浸泡在彷彿無際無垠的困境之中，除了困惑和徒勞之外什麼也沒有，然後忽然有一天牆開始動了，賭錢的輪盤開始跳出你押的數字來。
兩個例子的不同點在於，格林讓我們看到辛苦長路末端的光明終點，你挨夠了輸錢便能瞬間大贏，布洛克則不給我們任何確切的答案，你推的極可能就是一堵根本不會動的牆。
困境這種過程的絕對不均勻和結果的高度不確定，使它很難被管理，被做成有效的評估和有步驟的計劃，換句話說，極容易和我們的“合理化”要求相抵觸。
美國已故星座名家古德曼老太太在談射手座的高遠之誌時曾說：“……瞄準天上沒人看得到——或說稍有理性的人都不當它存在——的目標。”事事講求合理的人，不會明知山有虎卻一定要走這條路，他會繞道；不會像昔日的梵高一樣把自己給曝曬在法國南方的烈日和貧窮之中，瘋子一般畫下自己眼中心中的圖像，他會放棄；也不會花三年五年時間去辛苦經營一部賣不了兩個錢或甚至連出版都不能的長篇小說，他會轉業或乾脆到意識形態廣告公司去謀職賺容易的錢……
所以說，困境之難，還不在於難以承受和克服，而是它總是“聰明”地被忽視被棄置，“策略性”、“技術性”地被繞過。
當然，對一個社會絕大多數的人來說，懂得如此避開應該算好事。生活夠艱難的了，每個社會也都備有相當的機制，包括宗教、心理諮詢、自由經濟市場等等，直接間接引領我們躲開這種泥淖困境，好讓人生活得開心一些，然而，如若整個社會所有人都這麼聰明，那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或很遺憾了，這樣的社會很容易變懶，失去思省的厚度和深度，拓展不開心靈的邊界和視野，亦容易喪失應有的想像力。
因此，我們遂不得不對某些個聰明才智之士，尤其是從事某種“拓展思維和心靈疆界”志業的人，有著較嚴厲點的期盼，希望他們矢志不回，不躲不避。
如果還能更嚴厲一點，我們不光希望他們不閃躲，而且更主動一些哪裡有困難往哪裡去——台灣的名導演侯孝賢在一次談拍片經驗時，曾說過“給自己出狀況”，意思是，他往往會在拍片進行到順利如流水的時刻，提醒自己緩下來、停下來，甚至主動丟幾個障礙給自己，嘗試一些較困難的角度和手法，他的創作經驗告訴他，太滑太沒阻力的進行往往會讓作品變得單調而薄，等剪片時會發現宛如單行道一般再沒其他的可能和彈性了。
要人家如此自討苦吃，我們在這裡似乎便有責任做些必要而乏味的提醒了——在創作所關注的人文思維領域之中，就像布洛克所一問再問的正義問題、生死問題、人的種種處境問題，往往並不伴隨一個妥善的終極答复，它既不像格林的方子所應允的必然贏錢結果，倒也不盡如布洛克之牆那般悲壯得動也不動，毋寧，它更像個古老無趣的比方：地平線。你可能察覺自己的推動工作有所進展，但弔詭的是，你和終極答案的距離關係似乎一無變化，這是數學最基本的無限概念。
所以說，“只重過程不問結果”是不是？不，當然不是這麼虛矯甜美的氛圍，相反的，你必須去問結果，想盡辦法去逼近結果，即使面對的是不可逾越的堅城，而你手中所有的，不過是一匹瘦馬、一支生鏽的長矛和一具拼拼湊湊的鎧甲，你仍得奮力攻打，如此，它的過程才是壯麗的、也充滿啟示的。
對這樣自討苦吃的人，我們無以為謝，就讓我們為他脫帽致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