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某個時候，我準備為《夏爾·貝璣手冊》寫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仿效羅曼·羅蘭精彩的專題論著《貝多芬傳》和《米開朗琪羅傳》。戰爭來臨了，我不得不把有關這個專題的心得筆記擱置一邊。很長時間，我關心和注視其他事情去了，幾乎拋棄了原來的計劃，直到最近，為慶祝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週年，雅克·科波要求我在老鴿舍劇院舉行的紀念大會上發言，我這才把一札手記找了出來。隔了這麼長時間重新讀起來，似乎覺得記錄下來的思想值得我們牢記。但敘述起來，按傳記所要求的時間順序恐怕不是最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本重要的書中把這些思想像粗辮子似的編織在一起，經常為剪不斷理還亂而苦惱，但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我們卻重新找得到。正是這些貫穿始終的思想對我具有重要性，況且我把它們看作我自己的思想。假若我一本接一本敘述，那就難免重疊囉唆，最好採取別的辦法；假若我按圖索驥，就得千方百計把這些思想從一本本書中抽出來，自己先弄懂，而後旋即向你們敘述，盡可能把顯而易見的含混弄清楚。心理學家的思想，社會學家的思想，道德學家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兼而有之，但他首先是個小說家。正是這些思想將作為我們談論的話題。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裡，思想從不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總是通過種種人物來表達，從而恰好證實其混雜性和相對性。再者，由於我本人也想避免抽象而盡可能使陀氏的思想鮮明突出，所以我打算向你們先介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講他一生中幾個揭示其個性的事件，便可一睹他的風貌。
我戰前所準備的陀氏傳記，本打算在前面加個導言，想先探討一下通常人們對偉人的看法。為了闡明觀點，本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盧梭比較一番，這種比較不會是任意的，因為他們倆的生性確有極大的相似之處，盧梭的必定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產生過特殊的影響。不過我覺得盧梭從小就受到普魯塔克的毒害。盧梭受其影響，以為偉人都有點誇多鬥靡，愛出風頭。於是他在自己面前樹起了虛構的英雄塑像，並一生為之仿效。他努力做到表裡如一。我同意說他給自己創造的形像是真誠的，但他考慮到他的形態，這是傲慢使然也。拉布呂耶爾說得妙：
“虛假的偉大是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攀的，由於心虛，故深藏不露，至少不拋頭露面，只在必須使人肅然時才露一下尊容，但絕不露其真相，我想說，其真相就是不折不扣的渺小。”
如果說我引這段話並非暗指盧梭，那我讀到下面一段話時則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實的偉大是不拘形式的，和善親切的，平易通俗的，讓人摸得著搬得動，不怕別人近瞧細看，叫人越熟悉越喜愛。對下屬躬身布恩，而後自然而然恢復原狀，有時則任其自流，不修邊幅，不在乎自己的優點長處，但隨時可以發揮自己的所長……”
的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擺架子，從不演戲似的裝腔作勢。他向來不把自己看作超人；沒有比他更合乎謙恭的人情了。我甚至認為沒有一個驕傲的人能夠理解他。
“謙恭”這個詞在他的《書信集》乃至作品中不斷出現：
他為什麼會拒絕我？更何況我並沒強求，而是謙恭地請求。 （見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
我不強求，只謙恭地要求。 （見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七日的信）
我提出了最謙恭的要求。 （見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的信）
“我常常對他身上的某種謙恭感到驚異，”《少年》的主人公談起父親時說道，他力圖弄明白父親和母親之間可能發生的關係，以及他們愛情的性質，他記得父親的一句話：“她出于謙恭嫁給了我。”（《少年》第三頁）
最近我讀昂裡·波爾多的一篇答記者問，對其中一句話頗為驚愕，他說：“首先應當努力認識自己。”這篇訪問記簡直莫名其妙。誠然，尋找自我的文學家會冒很大的風險。他冒找到自己的風險，從此只寫得出冷冰冰的作品，堅定不移地符合他自己。他模仿他自己。他之所以熟悉自己的輪廓自己的界限，是因為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他不再害怕不真誠，但害怕前後不一致。而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時對自己的意識總是半清醒半糊塗的。這樣的藝術家不大清楚自己是誰，只通過其作品運用其作品完成其作品才認識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尋找過自己，他不顧一切地投入書中的每個人物，所以在每個人物身上找得到他。我們一會兒將發現，他以自己名義說話時是非常笨嘴拙舌的；與此相反，當他的思想通過他筆下的人物表達時，就娓娓動聽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注入書中人物時才自得其所。每個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存在，這種忘我的投入各種不同的人物，首先起到了保護他自相矛盾的效果。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自相矛盾更加前後不一了，用尼采的話來說，這叫前後“對立”。倘若他是哲學家而不是小說家，他一定試圖按部就班把自己的思想理順，但其精華也就失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事件，不管怎樣悲劇性的，依然是表面的事件。使他震撼的激情似乎深深使他心慌意亂，但更深處還有一個區域，是事件乃至激情觸及不到的。關於這一點，有一小段話將給我們啟示，如果把另一篇文字與之比較的話。他在《死屋手記》中寫道：
“對生活沒有一個人不抱某種目的，沒有一個人不為達此目的而努力。一旦目的和希望消失了，焦慮常常把人變成鬼……”
其時，他好像對這種目的心中還不甚了了，因為旋即添加道：
“我們大家的目的，是自由，是走出牢房。”（《死屋手記》第三〇三頁）
此話寫於一八六一年，是他當時對目的之含義所做的理解。誠然，他身陷囹圄，痛苦難熬，在西伯利亞坐牢四年，苦役六年，吃盡苦頭。然而一旦重獲自由，他便意識到真正的目的，真正希望的自由，是更為深刻的東西，跟從監獄釋放不相干。一八七七年他寫下的妙語，我很樂意拿來與剛才引述的話相比較：
“不應該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書信集》第四四九頁）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我們有一個高超而隱秘的生活依據，常常對我們本人也是隱秘的，截然不同於我們當中大多數人對其生活所規定的外表目的。
讓我們首先想像一下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他的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八四一年描繪他二十歲時的面貌，是這樣寫的：
“臉龐圓圓的，飽滿的，鼻子有點翹起，頭髮淡褐色，剪成短式。一個大前額，在稀疏的眉毛下，小小的灰眼睛陷得很深。面頰蒼白，遍布雀斑。膚色呈病態，幾乎土灰的，嘴唇高高隆著。”
不時聽說他是在西伯利亞得的癲癇病，其實在判刑前已經病了，在那邊無非病得更厲害罷了。 “膚色呈病態”，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體一直不健康。然而是他，病病歪歪的，弱不禁風的，被派去服兵役，而他健壯如牛的兄弟反倒免除兵役。
一八四一年，二十歲上，他當了士官，準備通過考試於一八四三年獲得上等軍官的官銜。我們知道他的薪水是三千盧布。儘管他在父親死後得到了遺產，但他過著十分放任的生活，再說他得負擔弟弟，所以他不斷背債。錢的問題反復出現在書信集的每一頁上，比巴爾扎克遇到的問題還急迫得多，始終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直到晚年。只在最後的歲月，他才真正走出困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初揮霍無度，時常出入劇場，音樂會，芭蕾舞廳，生活無憂無慮。他會貿然租下一個套房，僅僅因為房東樣子叫他喜歡。用人偷他，而他覺得好玩，聽之任之。根據運氣好壞，他的脾氣會突然變化，反复無常。由於他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和朋友都希望他和好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起居住，對他說：“學一學里埃森康普夫那種日耳曼人有條有理的好榜樣。”里埃森康普夫比費奧多爾·米凱伊洛維奇年長幾歲，是醫生。一八四三年，他來到彼得堡定居。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一文不名，連牛奶麵包都賒賬。我們從里埃森康普夫的一封信中讀到：“費奧多爾屬於這麼一類人，生活上跟他們很好相處，但他們總處在貧困之中。”就這樣他們搬到一起居住，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令人難以忍受的伙伴。里埃森康普夫讓病人在候診室等候，他卻去接待他們。每當他覺得某個病人可憐，便用里埃森康普夫的錢救助，抑或他有錢時用自己的錢救助。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莫斯科寄來一千盧布，錢馬上用來還債，然後當天晚上就把剩下的錢賭光了（聽說賭台球）。翌日清晨他不得不向朋友借五個盧布。我忘記說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憑一時的好感，把里埃森康普夫的病人引進自己的房間，此人偷了他最後剩下的五十盧布。里埃森康普夫和費奧多爾·米凱伊洛維奇於一八八四年三月分手，後者好像並未有多大好轉。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窮人》。這本書立刻成功，轟動一時。他談論此次成功的方式給人以啟示。我們從他當時的一封信中讀到：
“我完全暈頭轉向，不知所以，沒來得及思考。人家給我創造了未必是好的名聲，我不知道這種折磨將持續多久。”（《書信集》第九十四頁）
我只提及最重要的事件，跳過好幾部次要著作的發表。
一八四九年他隨一群可疑分子一起被警察逮捕，即所謂彼得拉舍夫斯基陰謀事件。
很難說得清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究竟持何種政治觀點和社會觀點。他跟可疑分子有著頻繁的交往，大概應該從中看出，強烈的求知好奇心和某種心地仁慈促使他輕率冒險，但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所謂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
《書信集》和《作家日記》的許多段落向我們表明完全相反的觀點，全書呈現在我們面前就像是對無政府主義的控訴。不管怎麼說，他確是跟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圍的可疑分子一起被捕的。他被監禁，受到審判，聽到宣告死刑。只在最後一刻才減刑，並放逐西伯利亞。這一切，你們都知道了。我想在《系列演講》裡只講你們別處找不到的東西，但對你們當中不了解情況的人，我還要念他信中幾段有關定罪和監獄生活的文字，我覺得非常能說明問題。通過他對自己焦慮的描繪，我們將發現，支撐他整個一生的樂觀主義不斷再現。下面是他一八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從要塞拘留所寫的，其時他正等著審判：
“人身上儲存著巨大的忍耐力和生命力，真的，我以前沒想到會如此巨大。現在我親身體驗到了。”
然後八月份，儘管病魔纏身，他仍寫道：
“氣餒是一種罪孽……拼命工作，CON AMOUR，是真正的幸福。”
一八四九年九月他還寫道：
“我所料想的要糟得多，現在清楚了，我身上蘊藏著大量的生命力，是難以耗盡的。”（《書信集》第一〇一頁）
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寫了封短信，我不妨幾乎全文照讀：
“今天十二月二十二日，獄卒把我們押到薩米奧諾夫斯基廣場，在那兒，向我們大家宣讀了死刑令，讓我們吻了吻十字架，在我們頭頂上方折斷利劍，給我們舉行最後的打扮：換上白禱衣。然後把我們三人一組綁在處決柱上。我處在第六名，他們一次叫三名，所以我是第二批，只有幾分鐘可活了。我突然想起了你，兄弟，以及你們全家。最後的時刻，我的思想裡只有你呀！我這才明白我是多麼愛你，親愛的兄弟！我還來得及親吻在我旁邊的普萊切埃夫和杜羅夫，並向他們道別。最後吹響了歸營號，把綁在處決柱上的人撤了回來，向我們宣讀了皇帝陛下赦免我們一死的詔書。”
我們將多次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直接或間接暗示死刑和死囚最後的時刻。對此，我不多說了，點到為止。
出發去塞米巴拉金斯克前，人家給他半個小時跟兄弟告別。據一位朋友說，兄弟倆反倒是他最鎮靜，他對弟弟說：
“朋友，監獄裡住的又不是野獸，都是人嘛，也許比我更好，也許比我優秀……是的，我們還會見面的，我希望如此，毫不懷疑。只是要給我寫信，給我寄書，我很快寫信告訴你哪些書，那邊總可讓人讀書吧。”（《書信集》第一〇一頁）
記事者插道，這是出於好心的謊言，為了安慰兄弟。
“等我一出來，就開始寫作。這幾個月我大大地見了世面，從今往後的歲月，我還會見多麼大的世面經多麼大的風雨哇！將來寫作的素材多著呢！”
在西伯利亞的頭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給家人寫信，至少我們現有的《書信集》沒有收那個時期的任何信件，奧雷斯·繆勒一八八三年的《文獻資料》根本沒提到任何一封信，《文獻資料》發表後卻有許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公佈於眾，大概還有其他信件終將問世。
繆勒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四年三月二日獲釋出獄，但根據官方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
有關檔案提及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一八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至一八五六年九月十一日給兄弟、親戚和朋友共寫了十九封信，那是他服刑期滿後就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的歲月。皮延斯托克先生只譯出十二封信，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採納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精彩的信，譯文於一八八六年連載在《潮流》第十二和十三期上，如今已絕版，但今年二月一日《新法蘭西評論》重登了。正因為《書信集》未收這封信，請允許我給你們多讀幾段：
“我終於可以跟你長談了，而且覺得比較安全了。首先，讓我以上帝的名義問你為什麼一行字都不給我寫？我簡直難以置信。多少次，在監獄裡，在孤寂中，我真感到絕望，心想你或許不在人世了，整夜整夜惦記著你的孩子們的命運，為不能幫助他們而詛咒自己的命運。”
這麼說，他最感痛苦的，也許不是覺得被拋棄，而是覺得不能助人。
“如何向你解釋我腦子裡的一切呢？讓你理解我的生活，讓你懂得我確立的信念，讓你明白我這段時間所干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凡事我不喜歡半途而廢：真情實況只說一半等於什麼也沒說。現在至少揀主要的說吧，如你善於領會，便能懂得全貌。我欠下這篇文債，還是從頭開始回憶吧。
“你一定記得我們是怎樣分手的吧，親愛的，我的朋友，我的至交，你一離開我，人家就把我們三人，杜羅夫，雅茨津布斯基和我，帶去戴上鐵鍊。其時子夜，正是聖誕節高潮，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第一次手腳銬住，足有十斤重，走路很不方便。然後把我們推上敞篷雪橇，每人由一名警察押著，總共四輛雪橇，遣送隊長自個兒單獨乘一輛，就這樣我們離開了彼得堡。
“我心裡難過極了，思緒紛繁，愁情萬千。我覺得自己捲進了旋渦，垂頭喪氣，憂傷不堪。但，新鮮的空氣使我振奮起來。一如既往，每當我的生活遇到轉折，強烈的印象本身使我鼓起勇氣，在很短時間內我便恢復了平靜。我抬起頭，饒有興趣地觀看我們正穿行的彼得堡。為慶祝節日，家家戶戶燈火通明，我向一戶戶人家告別。我們經過你家。克羅雷夫斯基的屋子燈火輝煌。在那兒，我忽然感到悲傷欲絕。你告訴過我那裡會有聖誕樹，愛米麗婭·費奧多羅芙娜將帶孩子們去。我覺得自己在向他們告別。我多麼懷念他們哪！好多年以後，每每想起他們，我仍熱淚盈眶。
“我們駛向雅羅斯拉夫爾，經過三四站，拂曉時分到達舒魯塞爾堡，在一座木屋旅舍停駐。我們撲向茶點，彷彿一星期沒吃東西似的。八個月的監獄和六十俄里的路程使我們胃口大開，現在想起來還很高興，其時我性情快活。杜羅夫絮絮叨叨，雅茨津布斯基卻把未來看得漆黑一團。我們試探了遣送隊長。他是個善良的老人，經驗豐富，曾遞送快件穿越整個歐洲。他對待我們既和善又仁慈，出乎想像。一路上對我們來說，他是彌足珍貴的。他的名字叫庫斯馬·普羅科里奇。他對我們寬容有加，好意給我們搞到篷蓋雪橇，我們為之感動，因為寒冷越來越凜冽了。
“第二天是節日。雅姆斯切奇基人早已穿上日耳曼灰色呢絨做的阿米亞克，繫著猩紅腰帶。村莊的大街小巷空無一人。寒冬日晏，天氣晴朗。人家領著我們穿越屬彼得堡管轄荒無人煙的地區，如諾夫戈羅德，雅羅斯拉夫爾，等等。我們經過的只是些小城鎮，稀稀拉拉，無聲無息，但因為過節，我們所到之處，吃喝不愁。儘管我們穿得很暖，依然覺得寒冷難熬。
“你很難想像，一動不動在雪橇裡待上十小時，每天經過五六個站頭，是多麼令人難以忍受。我一直冷到心窩，即便到了暖和的屋子裡也難以把身子暖過來。在貝爾姆區，有一夜我們遇到零下四十度，這種經歷我勸你不要試，不是好滋味兒。
“烏拉爾山脈通道發生橫禍，一場大風雪把馬匹和雪橇覆蓋了。我們不得不下車，時值深夜，乾等別人把馬和車救出來。我們的周圍是大雪，風暴，歐洲國界；前方是西伯利亞和我們迷惘的未來；背後是我們整個過去。可悲呀。我哭了。
“在整個旅途中，經常全村全村的人跑來看我們，儘管我們鐐銬加身，驛站硬讓我們多付三倍的錢。幸虧庫斯馬·普羅科里奇承擔近一半的支出，是他要求的。這樣，我們每個人花費了十五銀盧布。
“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一日，我們到達托勃爾斯克。我們移交給當局後，遭到搜身，剩下的錢全給拿走了。我們三人，杜羅夫，雅茨津布斯基和我，被關進一間獨間，斯皮埃奇納爾及其朋友們佔了另一間，可以說我們沒有見面兒。
“我很想跟你詳細談談我們在托勃爾斯克度過的十天以及至今記憶猶新的印象。但現在不是時候。我只告訴你，熱忱和同情把我們飽滿地包圍了，以致我們備感幸福。老的流放犯，或毋寧說他們的妻子，對我們關懷備至，如同親戚。多麼出色的人群哪，二十五年的苦難竟未使她們變得尖刻！再說，我們只能瞥見她們，因為監視非常嚴厲。她們給我們送食物和衣服。她們勸導我們鼓勵我們。我，出發的時候什麼也沒有，連必需的衣服都沒帶，一路上後悔不迭……所以我非常歡迎她們給我們籌備被子。
“最後我們離開了。
“三天后，我們到達奧姆斯克。
“早在托勃爾斯克，我便聽說哪些人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少校司令是個正人君子，但克里夫紹夫要塞司令卻是個少有的惡棍，他野蠻，怪僻，好鬥，酗酒，總之一句話，一切卑鄙無恥的東西集於他一身。
“我們到達的當天，他便根據判決的理由稱杜羅夫和我是傻瓜，立誓一旦發現我們越規便對我們處以體罰。他當要塞司令兩年來，不顧眾目昭彰，幹出極端不公正的事情。後來又橫行了兩年，終於受到審判。上帝替我除掉了這個畜生！他來的時候總是醉醺醺的（我從未見過他別的模樣），向囚犯無端滋事，大打出手，藉口說他'醉瘋了'。有時他夜巡，因為有人朝右側睡，因為有人說夢話，反正憑他腦袋瓜想得出的理由，動輒毒打，想打誰就打誰。我們不得不跟這麼一個人一起生活，還得不惹他發火！這傢伙每個月向聖彼得打我們的小報告。
“……
“就這樣我在大牆內度過了四年，出獄只是為了服苦役。勞役艱苦呀！有時沒幹活兒已經筋疲力盡了，天氣惡劣，淋著雨泡在泥裡，抑或天寒地凍，冷不堪受。一次我連續加班四個小時，水銀都凍住了，零下四十多度。我的一隻腳凍僵了。
“我們大家擠成堆，共住一間營房。你可想見，一棟破爛不堪的老房子，木頭建築，不能再用了，早就該拆了。夏天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冬天冷得把人凍結成冰。
“地板腐爛了，髒物遍地，足有一韋爾曉克高。小窗戶佈滿發綠色的污垢，即使白天，看書都不大方便。到了冬天，窗戶上結的冰足有一韋爾曉克厚。天花板滲水，牆壁龜裂。雖然我們擠得像桶裝鯡魚，火爐裡添六塊劈柴都不管用，一點兒熱氣都沒有，將就把房間裡的冰化掉而已，但爐煙叫人難受得要死。整個冬天都是這樣的。
“苦役犯在自己的房間裡洗衣服，因此到處是一汪汪的水，令人難以落腳。從天黑到天明，一概禁止出門，什麼藉口都不行，於是在房門口放個小木桶，派什麼用場你猜得出，整夜臭氣熏天，叫人窒息。可犯人們說：'那有什麼，既然咱們是有生命的物體，怎麼能不排泄髒物哪。'
“床嘛，兩塊光木板而已；枕頭只允許一個。蓋不著腳的短大衣權充被子，整夜凍得嗦嗦抖。臭蟲，蝨子，蟑螂多得可以用斗量。我們的冬裝無非是兩件皮裹大衣，破舊不堪，根本不暖和。腳踏短筒靴，卻要在西伯利亞行進，走吧！就這麼行進吧！
“給我們吃的只有麵包和醃酸菜湯，按規定，每人湯裡有四分之一斤肉，但肉是剁成末兒的，因此我從沒見過什麼肉。逢年過節，我們吃精白麵包，但幾乎沒有黃油；封齋期僅有清煮醃酸菜，別的什麼也沒有。我的胃弱極了，多次病倒。設想一下，沒有錢哪能活得下去喲！倘若我沒有錢，我會怎麼樣？一般的苦役犯不比我們更能忍受這種飲食製度，但他們一個個在營房內做點小生意，掙幾個戈比。我嘛，習慣喝茶，有時把歸我的那份肉換點錢，這才救了我。再說，很難忍受不抽煙，否則在這般氛圍中會悶得喘不過氣來的，但必須偷偷的，不讓人看見。
“我多次進醫院，癲癇病發作，次數不多倒是真的。我還患腳風濕痛，除此之外，我的健康良好。麻煩多多，還得忍受缺書之苦，幾乎找不到書，偶爾搞到一本，必須偷偷閱讀：夥伴們結仇越來越深，看守們專橫跋扈，爭吵聲謾罵聲叫喊聲，成天喧鬧不止。自個兒靜一會兒，沒門！這樣一待就是四年，四年哪！絕不假！說我們感到難受，那是不夠的！我們惶惶不可終日，生怕犯規違紀，弄得我們思想貧乏，戰戰兢兢，我的生活你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我的靈魂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我的心境，在這四年中所發生的變化，說來話長，一言難盡，免了吧。我通過堅定如一的沉思來逃避淒苦的現實並非無用。現在我懷有慾望，抱有希望，這是我始料不及的，但僅僅還是假設，姑置勿論。只希望你不要忘記我，幫我一把吧！我需要書需要錢，給我寄些來呀，看在上帝的分上！
“奧姆斯克是座小城市，幾乎沒有樹，夏天燥熱異常，風沙交加，冬天寒風刺骨。我沒見過鄉村。城市骯髒不堪，充斥大兵，墮落到極點（我指的是居民）。倘若我沒遇到好人，我想，我早就完了。康斯坦丁·伊沃尼奇·伊瓦諾爾對我如同手足。他盡一切可能幫助我。我欠他錢哪。他若去彼得堡，好好謝謝他。我欠他二十五盧布。但怎麼還得清這份真摯？這份隨時聽我差使的好意？這份關懷？這份照顧？兄弟呀，世上高貴的靈魂不少哇！
“我已經對你說過，你的沉默使我坐立不安，但我感謝你給我寄錢。請在下封信中（甚至通過官方寄的信中，因為我還沒有把握能給你另外的地址），跟我詳細談談你自己，愛米麗婭·費奧多羅芙娜，孩子們，親戚們，朋友們，咱們莫斯科的老相識，誰還活著，誰已經死了。講講你的生意，現在你用什麼資本經營？順利嗎？盈利嗎？總之，你能資助我嗎？每年能幫助我多少？只在我找不到別的地址時，才通過官方函件給我寄錢，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署名米哈伊爾·彼特羅維奇，明白嗎？好在我還有點錢，苦在沒有書。如果可能，給我寄今年的雜誌，如《祖國年鑑》。
“最重要的是，我極其需要古代歷史學家的著作（法語譯著）和新歷史學家的書籍，幾本經濟學家的著作和神職人員寫的書。找最便宜排得最密的版本。馬上寄來。
“……
“人們為了給我鼓氣，會對我說，那是些簡單的人。但，一個簡單的人比一個複雜的人可怕得多得多。
“再說，無論什麼地方，人都一樣。我服苦役時跟強盜在一起，居然發現男子漢，真正的男子漢，很有個性的人，深沉，剛強，高尚。藏在垃圾裡的黃金。有些人憑某方面的秉性便令人刮目相待，有些則各方面都是美好的，絕對如此。我教一個年輕的切爾克斯人讀書，他因搶劫而入獄；我甚至教他學俄語。他對我感激涕零。另一名苦役犯與我告別時失聲痛哭，我給過他錢，很少一點兒，他對我感恩不盡。然而我的脾氣卻變得乖戾了，我對他們喜怒無常，或冷或熱，但他們敬重我的才學，對我忍之又忍，毫無怨言。苦役犯監獄裡我能觀察到多少不可思議的漢子啊！我把他們的生活過了一遍，自認為了解他們。
“我收集了多少冒險家和強盜的故事呀！可以寫成幾卷書哪。多麼不平凡的凡人哪！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俄國，但對俄國人民卻瞭如指掌，很少有人像我了解得這般清楚……我想，我在自吹自擂了，但，這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嗎？
“……
“給我寄《可蘭經》，康德的，黑格爾著作，尤其他的《哲學史》。這些書關係我的前途。不過，最要緊是想辦法把我轉移到高加索去。問問消息靈通的人士何處可以發表我的書，要採取何種辦法。好在兩三年內我什麼也不想發表。但在這期間，請幫助我活下去，我求你啦！身邊若沒有一點錢，我會在服役期間送命的！我指望著你呢！
“……
“現在我打算寫小說和劇本！但我還要讀許多許多書。別忘給我寄書哇！
“再次向你告別。
費·陀”
這封信石沉大海，一如其他許多信件，沒有回复。費奧多爾·米凱伊洛維奇在整個或幾乎整個囚禁期間沒有得到家人的音信。是否應當相信這是因為他弟弟小心謹慎，害怕連累，或許由於生性冷淡？我說不清……陀氏傳記作者霍夫曼夫人傾向於後一種說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獲釋並加入西伯利亞軍團第七步兵兵營後的第一封家信，據我們所知，寫於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沒有收入皮延斯托克的譯著中。我們不妨念幾段：
“給我寄……不要寄報刊，而要寄歐洲歷史學家的著作，經濟學家的著作，神職人員的著作，越古越好：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普林尼，弗拉維歐，普魯塔克，狄奧多爾。全部要法語譯本。還要《可蘭經》和一本德語詞典。當然所有這些書不必一次寄，但你盡量寄吧。再有，也要寄皮薩倫的《物理學》和一本生理學論著，哪種法語版都好，如果比俄語版好的話。所有的書都要挑最便宜的版本。不必一次寄，慢慢地，一本一本寄。你哪怕寄一點點，我也感謝你。總之，請理解我是多麼需要這些精神食糧哪……”
稍晚些時候他寫道：
“現在你知道我主要的營生了。
“說實話，除了服兵役營生，我無所事事，既遇不上外部事件，生活上也風平浪靜，沒有事端。然而，靈魂心境思想所發生的事兒，所萌生所成熟所枯萎所揚棄如莠的東西是不說的，是一頁便箋說不清的。在這裡，我生活孤獨，一如既往，深藏不露。況且，我被看守五年，有時候孑然一身在我倒是最大的樂事。一般來說，大牆把我身上許多東西摧毀了，但也使我身上萌發了不少東西。譬如，我曾給你談起過我的疾病，就是很像癲癇發作時的那種怪病，其實我得的不是癲癇，詳情以後再談。”
關於疾病問題，我們將在最後一講專門談及。
再讀一點同年十一月六日的書信：
“……我開始新生活快十個月了。至於其他四年，我把那些歲月當作我被活埋在棺材裡的時期。多麼可怕的時期！我連向你敘述的力量都沒有，親愛的朋友。那是難以描述的痛苦，無止無休的痛苦，因為每小時每分鐘我的心靈都受到壓抑。整整四年中我時時刻刻都感到身陷囹圄。”
但他筆鋒一轉，旋即現出的樂觀情緒佔據了上風：
“夏天我忙得不可開交，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但現在，有點習慣了。我的健康也有點改善了。所以，我沒有喪失希望，以相當的勇氣面對未來。”
這個時期的三封信件發表在《田地》一八九八年四月刊上。為什麼皮延斯托克先生只收集其中第一封而放棄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書信呢？在後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談及上年十月份的一封信，此信至今一直沒有找到。
“在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向你發洩同樣的牢騷（關於其他人的沉默），你回信中說，讀了我的牢騷話心裡非常難過。親愛的米沙啊！看在上帝的分上，別見怪！想一想我形單影只，孤獨得像塊棄置一旁的石頭，再者，我的脾性一直憂鬱，怪僻，易動感情……我第一個深信我錯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返回彼得堡。其時，他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結婚，娶了個苦役犯的遺孀為妻，連帶個大孩子，其秉性好像不大好，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收養了他，並承擔費用。陀氏有承擔一切的癖好。
“他變得不多，”他的朋友米柳烏科夫說，“他的目光比以前更大膽，臉部有力的表情絲毫沒有喪失。”
一八六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發表《死屋手記》；，他第一部偉大的小說遲至一八六六年才發表。
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和一八六五年間他積極興辦一本雜誌。他有一封信講到中間這幾年，講得娓娓動聽，我禁不住要給你們念幾段。我想，這是今天最後一次引用他的書信。此信寫於一八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書信集》，皮延斯托克譯，刊於《法蘭西水星》）：
“……我給您講一講這段時間我的麻煩事。說來話長，不可能講完，看來寫信總說不清要點，有些事情無法和盤托出。所以我只限於向您概述最近一段歲月。
“您大概知道我兄弟四年前創辦了一本雜誌。我為雜誌撰稿。開始一切順利。我的《死屋手記》獲得巨大成功，重新提高了我的文學聲望。我兄弟開辦出版社時藉了許多債。正當債務即將還清時，一八六三年五月雜誌突然遭禁，為的是一篇激烈的愛國文章。由於誤解，被判為反政府法令反輿論的檄文。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負債累累，健康每況愈下。而我，其時不在他身邊；我在莫斯科，守著瀕死的妻子。是的，亞歷山大·葉戈羅維奇，是的，親愛的朋友！您給我寫信，同情我慘重的損失，確實，我的兄弟我的天使米哈伊爾之死對我來說損失慘重，但您不知道命運的重壓對我不止於此。另一個愛我的人，我無限依戀的人，我的妻子患肺癆，死於莫斯科。她在莫斯科定居才一年，一八六四年整個冬天我未離開過她的床頭。
“……
“啊，朋友！她非常愛我，我也非常愛她；可是我們生活在一起並不幸福。這一切，等見了面再細談，簡而言之，請記住，儘管在一起很不幸，因為她性格古怪，多愁多慮，病態地反复無常，我們卻始終相愛，甚至，越是不幸，越是相依為命。看起來好像很奇怪，但確實如此。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善良最高尚最熱心的女人。儘管在整整一年中我親眼看著她死去所感受的痛苦，她去世時儘管我珍視並痛感有些東西已跟她一起埋葬了，我依然難以想像我的生活竟如此空虛和痛楚。有一年了，這種感覺始終如一……
“把妻子埋葬之後，我立刻奔赴彼得堡看望兄弟。他孤身一人！三個月後，他也告別人世了。他只病了一個月，好像並不嚴重，但病情突然復發，三天就把他帶去了，有點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於是我一下子形單影只，感到害怕。實在是可怕呀！我的生活碎成兩半。過去的一半帶走了我為之奮鬥的生活，未來的一半是未知的王國，沒有人願意替代兩個亡人。按說，我失去了活下去的依據。建立新的聯繫？創造新的生活？我想都不願意想。於是我第一次感到他們對我來說是不可代替的，在這個世界上我只愛他們倆，新的愛不僅不會有，也不應該產生哪。”
這封信一直拖到四月份沒有寫完，上述的絕望吶喊之後兩個星期，即四月十四日他接著寫道：
“我心靈中，儘管力量和毅力的儲備充足，卻留下某種紛亂和空泛的東西，某種近乎絕望的東西。心煩意亂，苦澀辛酸，對我來說是最不正常的心態……更何況，我隻身無援！
“我失去了四十年的朋友。然而，我總覺得準備活下去。很可笑，是嗎？貓的生命力！”他接著寫道，“是的，過去的種種災難又算得了什麼呢？”
當他獲得重新生活的愉悅時，什麼罪行呀，判刑呀，乃至流放西伯利亞呀，這一切在他看來似乎變成了外部的事情，陌生的事情。
他添加道：
“我把一切都告訴您了，但我發現，最主要的東西，我的精神生活和靈修生活根本沒有涉及，甚至連個大概都未說出來。”
我想把從讀到的一段精彩的話與之相比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給我們講述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故事，說他犯了罪被流放西伯利亞。在該書的最後幾頁，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主人公被離奇的情感侵襲，覺得生平第一次開始生活。
“過去的一切痛苦算得了什麼？此刻，一切的一切，甚至他的罪行，甚至他的服刑以及西伯利亞流放，在這情竇初開的時刻，好像都成了外部的事情，陌生的事情，好像不是他的而是別人的事情……在他的枕頭底下有本《福音書》。他機械地取了出來。這本福音是索妮婭的。以前她就用這本福音向他宣讀'拿撒勒人復活'。他身陷囹圄之初，預計她會用宗教折磨他，不斷跟他談《福音書》，用這本東西來消磨他。但大出他的所料，她從未談起此事，從未向他推薦《福音書》。是他自己在索妮婭病後不久向她索取的，她把《福音書》帶給他，未說一句話。而他一直沒有打開過。現在他還不打開，但一個念頭閃電似的掠過他的腦海：'她的信仰莫非此刻變成了我自己的信仰？至少她的情感，她的願望……'
“……
“拉斯科爾尼科夫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但突然某種力量抓住了他，把他拋到索妮婭的腳下。他失聲痛哭，緊抱索妮婭的雙膝。猛一上來，索妮婭嚇得三魂沖天，臉色頓時死一般蒼白。在冷不防嚇了一跳之後，還一個勁兒哆嗦著望著他。但就在同一時刻，一霎之間，她一切都明白了。她的眼睛閃耀著無比幸福的光芒，她明白了，不再懷疑了：他愛她，非常愛她，這樣的時刻終於來了……
“他們相互訴衷情，但話到嘴邊卻說不出來。他們的眼睛充滿淚水。兩人的臉色蒼白委頓，但憔悴的面容卻閃爍新生的曙光，生命的複歸。愛情使他們的生命復活了，他們心心相印，深藏著為對方取之不竭的生命源泉。”（第五一四至五一五頁）
我引這些話無非想證明我演講開頭所說的：外部生活的重大事件，無論怎麼慘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不如一件小事重要。這樣的小事我們是十分需要提及的。
那是在西伯利亞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遇見一位婦女，她把《福音書》親手給了他。再說，《福音書》在大牆內是惟一官方允許的讀物。閱讀和深思《福音書》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至關重要的。他後來寫的全部作品都浸透了福音主義。所以，我們每次演講都不得不反復強調他發現的福音真諦。
我覺得觀察和比較《福音書》對兩個性格產生迥然不同的反應是非常有意思的，儘管從某個角度看，他們的反應又極其相近，我指的是尼采的性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
在尼采身上，反應是直接的，深刻的，應當說妒火中燒。我認為不考慮這層情感就理解不了尼采的著作。尼采嫉妒基督，嫉妒得發瘋。他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恨不得要反對《福音書》。他經常採用真福八端的形式，反其道而行之，寫下了《反基督徒》和《看啊，這人》。在《看啊，這人》這部最後的著作中，基督的對手以勝利者自居，聲稱他的教誨取代了基督的教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反應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接觸《福音書》就感到有某種超拔的東西，不僅高高在他之上，而且君臨全人類，是某種神聖的東西……這種謙卑，我開頭已經談到，而且還要多次提及，天然使他歸順他所承認的高超。他對基督五體投地。這種頂禮膜拜，這種克己忘我，所引起的第一個和最重要的結果，是使他的天性免於復雜化，這一點我已經談到了。確實沒有一個藝術家比陀氏更好地實踐《福音書》的教導：
“誰欲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定失去，而獻出生命的人（捨棄生命的人）必定真正使生命生氣勃勃。”
正是這種獻身和忘我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靈各種矛盾的情感共聚融洽，使得他身上極其豐富的種種對抗存活下來。
我們將在下次座談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之多種特性是不是俄國人共同的特性，儘管在咱們西方人看來是最奇怪不過的，從而使我們更好地鑑別純屬陀氏個人的特性。